防盗门锁孔被透明胶带封得死死的,我手里的钥匙拧了半天,纹丝不动。
门缝里飘出一股淡淡的来苏水味,还有老式陈醋泡生姜的酸气。那是吴大勇身上特有的味道,他在十陵汽配城给人家做货车底盘改装,长年累月一身机油和铁锈渣子,天热时汗水沤在帆布工装里,就得靠这股子刺鼻的酸姜水解乏。
我站在门外,身上的真丝衬衫还带着昨夜快捷酒店空调房里的凉气,嗓子眼干得发苦。楼道里的感应灯早就坏了,光线昏黄,墙角堆着邻居家不要的破纸箱,被昨夜倒灌进楼道的雨水泡得发胀,散发着一股潮烂的霉味。
昨夜那场雨,是成都近十年少见的大暴雨,天像是被人拿大剪子铰开了一个窟窿,雷声闷在云层里滚,水从立交桥下往外涌。
那时吴大勇就在这扇门外,全身湿透,雨水混着泥汤子从他裤脚一路淌到脚垫上,手掌拍在防盗铁网上,砰砰直响。
我隔着门链子,只把防盗门拉开了一条三指宽的缝。
屋里的复合木地板是上个月刚花两万块翻新的,浅灰色,带着细纹理,我每天光脚在上面走,连拖鞋都不让沾外头的灰。
“吴大勇,你看看你那一脚的烂泥,鞋底全是沥青和机油,你踩进来我明天怎么擦?”
我当时手里拿着面膜,眉头拧得死紧,语气冲得像呛了干辣椒面。
他在门外抹了一把脸,雨水顺着他泛红的眼角往下淌,嘴唇泛白,呼吸沉得像拉风箱。
“琴琴,货车在龙泉驿那边趴窝了,低洼地积水齐腰深,我淌着水出来的。车钥匙和备用电瓶卡在店里,我浑身湿透了,让我进屋换身干衣裳,喝口热水。”
“你换衣裳不能去小区地下车库的工具间换?车库那头有公共洗手间,有热水器。你非得大半夜把一身泥带进屋里招人嫌?”
我没给他好脸色,话里还带着白天的旧怨。
那天早上我们刚吵过一架,起因不过是我想换个新出的智能马桶,他嫌贵,说老家母亲的高血压药又涨价了,能省就省一点。
“苏琴,我腰疼得直不起来,在水里泡了三个钟头,我真撑不住了。”
吴大勇的声音在暴雨的轰鸣里显得发虚,那双常年握扳手、骨节粗大的手扶着门框,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行了,别在这装可怜,每次吵完架你就这副死样子。今晚你在外头反省反省,别进屋烦我。”
我“啪”的一声把门关死,门锁反转两圈,彻底上了暗闩。
门外安静了几秒,接着是一声极轻微的叹息,沉闷得像一块石头沉进泥潭,随后便只有防盗门外楼道窗户被狂风撞击的哐当声。
我刚转身坐回沙发,茶几上的手机就亮了起来,屏幕上跳动着“徐斌”两个字。
徐斌的电话打得急促,铃声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
接通的瞬间,那头传来噼里啪啦的雨打玻璃声,还有徐斌带着哭腔的喘息:“苏琴,你在哪儿?我的车在天府大道下穿隧道口熄火了,积水已经漫过车轮,我门打不开,我好害怕。”
徐斌是我读中专时的同桌,后来在成都做文化传媒策划,人长得体面,戴金丝眼镜,平日里张口闭口都是艺术、情怀与分寸感。
在吴大勇那些关于柴米油盐、货车轴承和菜价涨跌的枯燥碎碎念里,徐斌是我平凡生活里唯一的一点光鲜。
他会记得在立秋那天给我寄一盒精致的桂花糕,会在我抱怨生活琐碎时发来一段舒缓的钢琴曲,说我是被凡俗埋没的璞玉。
那一刻,我脑子里全是徐斌单薄斯文的样子,想着他那辆底盘极低的小轿车要是被水淹了,他整个人该有多无助。
我抓起车钥匙就往外冲,甚至没看一眼猫眼,没去想刚才被我关在门外的丈夫去了哪里。
车库里停着那辆哈弗SUV,那是吴大勇去年为了拉轻型配件买的,底盘高,涉水能力强。
我发动车子,冲出地库,径直扎进那场仿佛要吞没整个城市的暴雨里。
三环路上的水积得像黄河水,雨刮器开到最大也刮不干净眼前的白茫茫,好几次水浪几乎没过前机盖,我手心全是冷汗。
平时半个小时的车程,我开了足足一个多小时,才在隧道口的高架桥下看到了徐斌。
他撑着一把变形的黑伞,裤腿挽到膝盖,名牌皮鞋提在手里,瑟瑟发抖地缩在桥墩下,像只被雨淋透的流浪犬。
看见我的车灯,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扑过来,拉开车门钻进副驾驶,车厢里顿时弥漫开一股昂贵的古龙水混合着雨水的刺鼻气味。
“苏琴,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要不是你,我今晚真的要死在路上了。”
徐斌脸色惨白,手抓着我的手腕,冰凉的手指微微发颤。
我心里升起一种近乎崇高的被需要感,这种感觉,是我在那个沉闷厚重、永远散发着机油味的丈夫身上从来得不到的。
徐斌的车抛锚了,他的公寓在城南,那片区域因为变压器进水全面停电。
我开着车,在雨夜里转了几个圈,最后在神仙树附近找了一家供电正常的高档连锁酒店。
开了一间大床房,我陪着他上楼,给他倒热水,看他换下湿衣服,听他惊魂未定地抱怨市政排水、抱怨客户刁难、抱怨生活的不易。
他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拉着我的手说:“苏琴,这满成都的人里,只有你懂我的苦。”
我坐在床边的软椅上,心里被这种软糯的情绪填得满满当当,甚至觉得为了这份纯粹的知己之情,冒再大的险也是值得的。
后半夜雨渐渐小了,徐斌喝了热水,吃了我给他叫的外卖热粥,沉沉睡去。
我看着窗外逐渐发白的天空,心里忽然闪过吴大勇昨晚那张惨白的脸和扶着门框的手。
但那点愧疚很快就被自我辩解压了下去:吴大勇皮实得像块老牛皮,在工地上什么苦没吃过,在车库对付一宿能有什么事?
天彻底亮了,成都的街道在晨光中苏醒,清洁工在清理路边的淤泥和断树枝。
我下楼开车,早市的热气已经升腾起来,肥肠粉馆门口排着长队,锅炉里的白汽直冲云霄。
回到自家小区,停好车,我心里甚至还盘算着:如果吴大勇在家里生闷气,我就当昨晚的事没发生,去菜市场买两斤新鲜牛腩炖萝卜,算给他个台阶下。
夫妻过了十五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一个低头,一个翻篇。
可是,当我踩着有些发软的步子爬上四楼,站在熟悉的402门前时,我的步子硬生生顿住了。
门锁的钥匙孔里,塞着半截断掉的牙签,外面封着厚厚的工业透明胶带。
而在防盗铁门的正中央,用红色图钉钉着一张白纸,上面是我熟悉的那种方方正正、笔画甚至有些歪扭的钢笔字。
那是吴大勇的字,他初中毕业就跟着老乡出来打铁修车,一辈子写得最好的,只有他自己的名字和我苏琴的名字。
纸上只有两行字:“苏琴,防盗门锁我换了,你不用费劲开。屋里的东西按你的规矩收拾好了,下午两点,带上身份证和结婚证,去武侯区民政局。”
纸条下方,贴着一张泛黄的医院急诊挂号单,上面盖着昨夜凌晨两点四十分的红印章。
诊断结论那一栏写着:“右侧肋骨闭合性骨折,腰椎软组织重度挫伤,全身多处泥水浸泡性擦伤。”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个大锤子迎头砸了下来。
肋骨骨折?
昨晚他站在门外,浑身滴水,声音发颤地说“我腰疼得直不起来,在水里泡了三个钟头”,我以为他是在借题发挥,是在跟我赌气耍赖。
我发了疯似的拍打防盗门,铁网被我拍得震天响:“吴大勇!你把门打开!你搞什么名堂?吴大勇!”
对面的房门吱呀一声开了,住对门的老教师周大爷探出头来,手里端着个搪瓷茶缸,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苏琴啊,别敲了,大勇不在里头。”
周大爷叹了口气,把老花镜往下拉了拉。
“昨晚上快十二点的时候,大勇倒在楼道缓台那儿,一身泥水,喘气都带血腥味。我起夜听见动静,开门一看,他整个人缩成个虾米,脸青得像茄子皮。”
我喉咙发紧,手抓着冰凉的铁栏杆,指节泛白:“周大叔,他……他怎么没去医院?”
“他说怕你半夜消了气给他开门,他要是走了,怕你一个人在家害怕停电。”
周大爷的话像一根根冰针,扎得我头皮发麻。
“后来我看他实在撑不住了,硬是拉着楼下的小李,用平板车把他拉到附近的社区卫生所。大夫看了一眼就说不行,得送大医院拍片子,他是货车侧翻的时候被货箱角硬生生撞在腰上的。”
周大爷摇着头,眼神里透出一股子邻里间掩饰不住的鄙夷。
“大勇在卫生所挂水的时候,手机一直在响,是小区物业群里发的视频。有人拍到你开着那辆大哈弗,大半夜冒着齐腰深的水往外冲。大家都夸你胆子大、心肠好,说你大半夜去接困在高架桥上的男同事。”
周大爷顿了顿,把茶缸盖子扣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大勇当时就坐在病床上,吊着水,低头看着那个视频,看了整整三遍。一句话都没说,拔了针头就要走,手背上血流得顺着指甲滴,大夫拉都拉不住。”
我脚下一软,整个人靠在冰冷的灰墙上,昨夜酒店房间里的温情脉脉、徐斌感激涕零的话语,在这一刻瞬间被撕得粉碎,露出了血淋淋的底色。
我以为我藏得很好,我以为我不过是去行使一场高尚的友谊,我以为那个木讷的男人会像过去每一次一样,蹲在门槛上把烟头抽成灰,然后默默接过我手里的菜篮子。
我掏出手机,疯狂地拨打吴大勇的电话。
电话通了,响了很久,就在我以为他不会接的时候,那边传来了汽车喇叭声和嘈杂的金属撞击声。
“大勇!你在哪儿?你听我解释,昨晚徐斌的车被水淹了,他真的有生命危险,我只是去帮个忙……”
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眼泪终于决堤而出。
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半分钟,只有吴大勇沉重而带痛楚的喘息声。
“苏琴,你的副驾驶座上,有一盒拆开的咽喉含片,你看到了吗?”
他的声音很轻,没有愤怒,没有歇斯底里,平静得让人心底发寒。
我愣住了。
昨晚我开车的时候,副驾驶座的储物格里确实放着一盒没拆封的草莓味薄荷含片,徐斌上车后嗓子哑,随手拆开吃了两颗。
“昨天下大雨前,你在微信上发朋友圈,说天干物燥喉咙像刀割一样疼。”
吴大勇在电话里慢慢说着,每一个字都像钝刀子在割我的肉。
“我跑龙泉驿那趟货,下车的时候专门去旁边的大药房给你买的。货车被淹的时候,我什么工具都没拿,就把那盒含片用塑料袋包了三层,揣在贴胸口的内衬兜里。”
“我淌着齐胸的水走了一个半小时,摔了两个跟头,肋骨撞在隔离栏上,我手都没松开过那个塑料袋。”
“我到了家门口,我只想换口干净衣裳,把药递给你,我甚至想好了,哪怕你还在生早上的气,我给你道个歉,这事就算过去了。”
我的眼泪砸在水泥地面上,瞬间被干燥的灰尘吸干。
“大勇,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你伤得这么重,你开门,你让我看看你的伤……”
“门钥匙在门框上面的电表箱顶上,备用的。”
吴大勇打断了我,“里面的东西,你自己看吧。”
嘟……嘟……嘟……
电话挂断了。
我颤抖着手,踩着门口的旧报纸,伸手摸向电表箱上方。
指尖摸到了一把冰凉的黄铜钥匙。
插进锁孔,轻轻一拧,咔哒一声,门开了。
屋里很静,没有一丝声响。
昨晚被我关在门外的那些泥泞、混乱和风雨,似乎并没有在这里留下痕迹。
玄关处干干净净,那双被我嫌弃的破旧劳保鞋不见了,原本摆在鞋柜最下层的三双吴大勇的鞋子,全部空了。
走进客厅,我整个人再次愣在了原地。
客厅的茶几被擦得反光,上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样东西。
最左边,是一本红色的房产证,上面写着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紧挨着房产证的,是两本存折,一张农行卡,上面附着一张便利贴,写着银行卡的密码,是我母亲的生日。
在存折旁边,摆着一份手写的离婚协议书,字迹潦草却用力,很多地方笔尖甚至划破了纸面,看得出写字的人当时手抖得有多厉害。
协议书写得极其简单:房子归苏琴,车子归苏琴,存款一共十六万四千块,那是我们准备年底还房贷本金的钱,吴大勇一分没要,全部留给我。
他的诉求只有一条:和平离婚,名下那辆货车的剩余贷款由他自己承担,从此男婚女嫁,互不相干。
而在协议书的最右边,放着一个透明的玻璃碗。
碗里放着两颗剥开的草莓味含片,还有昨晚他从胸口掏出来的、沾着干涸泥巴的塑料袋。
塑料袋下面,压着一张医院的缴费单据,还有一张打印出来的银行转账记录截图。
那张截图,是去年冬天,徐斌说他的工作室资金链断裂,向我借三万块钱周转时的转账凭证。
当时我怕吴大勇不同意,偷偷拿了家里的活期存折转的账,后来徐斌一直没提还钱的事,我也没好意思开口要。
而在那张转账截图的空白处,吴大勇用铅笔写了一句话:“我知道他没还,我也一直没问你。苏琴,这十五年,我以为我做得够多了。”
我的心像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疼得连气都喘不上来。
我走进卧室,衣柜的门半开着。
吴大勇的衣服少得可怜,几件洗得发白的T恤,两条耐磨的工装裤,还有一套只有过年走亲戚才穿的廉价西服,全都不见了。
甚至连卫生间里那支只剩半截的薄荷牙膏、那把刷毛已经炸开的旧牙刷,都被他带走了。
屋子里干净得就像他从来没有在这个家里生活过十五年一样。
唯独阳台上,晾衣架上挂着一套被水洗得干干净净、还在往下滴水的帆布工装。
那套工装上布满了黑色的机油印记,那是永远洗不掉的痕迹,工装的右侧肋骨位置,撕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上面还残留着暗红色的血渍。
那是昨晚他从泥水里爬出来时穿的衣服。
他半夜从医院回来,忍着断裂的肋骨剧痛,在水槽边把这身满是泥污的衣服搓洗干净,晾好,然后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瘫坐在冰凉的地板上,手里攥着那张手写的离婚协议书,眼泪把纸上的字迹晕成一团团模糊的蓝墨水。
我想起五年前,我生了一场大病,在华西医院住院做手术。
那半个月,吴大勇白天在车间拼命干活,晚上就蜷缩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成都冬天的夜风冷得刺骨,他就裹着一件军大衣,每隔两个小时起来给我喂一次温水、翻一次身。
同病房的老太太羡慕地对我说:“妹子,你找了个好男人,这种男人嘴笨,但心是滚烫的。”
那时候我是怎么回答的?
我嫌他在病房里削苹果削得太厚,嫌他端屎端尿时动作太笨拙,嫌他身上总有一股去不掉的机油味,让我在隔壁床那些体面的家属面前抬不起头。
后来徐斌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徐斌会送我昂贵的香水,会带我去装潢雅致的咖啡馆,会跟我探讨那些我其实一知半解的现代诗和艺术展。
在徐斌面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品位、有魅力的女人;而在吴大勇面前,我只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整天为几毛钱菜价斤斤计较的市井妇人。
我以为那是精神上的共鸣,是高尚纯洁的友谊,我甚至沾沾自喜于自己在家庭之外,还能拥有这样一个懂我、敬我、依赖我的蓝颜知己。
可直到昨夜那场大雨倾盆而下,当风雨剥去所有虚伪的面纱,现实才露出了它最冷酷的真容。
那个满嘴诗与远方、优雅体面的男闺蜜,在危难关头只顾着自己的车、自己的鞋,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我冒死送去的救援,甚至连一句“你丈夫一个人在家没事吧”都没问过。
而那个被我嫌弃一身泥污、粗鄙不堪的丈夫,却揣着一盒润喉糖,忍着断骨的剧痛,在暴雨里一步一步走回家,只想看看我好不好。
我把脸埋在膝盖里,放声痛哭。
下午一点,阳光烈得刺眼,地面的雨水彻底被蒸发干净,空气潮湿而闷热。
我换了一身素净的衣服,洗干净了脸,没化妆,手里攥着那个装着房产证和存折的文件袋,开车去了十陵汽配城。
我没有去民政局,我想见他,我想当面跟他说清楚,我想求他原谅。
汽配城里永远是那么吵闹,气泵的嘶鸣声、铁锤砸在钢板上的哐哐声、重型卡车倒车的警报声混杂在一起。
在一间挂着“大勇重卡底盘改装”铁皮招牌的逼仄铺位前,我看到了吴大勇。
他腰上缠着厚厚的白色弹力护腰,正坐在一个废弃的汽车轮胎上,手里拿着一个冰冷的白面馒头,就着一碗漂着葱花的清汤,一口一口机械地嚼着。
几个平时跟他一起干活的工友蹲在旁边抽烟,脸色都不太好看。
看见我从车上下来,工友们互相使了个眼色,默默地站起来,走到隔壁铺位去了,连个招呼都没跟我打。
吴大勇停下了咀嚼,抬起头看着我。
不过十几个小时没见,他的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胡子拉碴,脸色灰黄得像干枯的泥土,右边嘴角还带着因为上火起的一串水泡。
“大勇……”
我走上前,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他把手里的半个馒头放在铺着油污报纸的铁皮箱上,扶着膝盖慢慢站起来。
仅仅是这个起身的动作,就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额头上瞬间渗出一层细密的冷汗。
“你怎么来这儿了?”
他的声音很轻,没有一丝波澜,眼神穿过我的肩膀,落在我身后那辆沾满泥点子的SUV上。
“不是说好两点在民政局门口见吗?我借了老李的电瓶车,正准备过去。”
“大勇,我不离,我不离!”
我冲上去想抓他的手,他却极其自然地往后退了半步,躲开了我的碰触。
他的手垂在身侧,指甲缝里依然是黑色的机油印子。
“苏琴,别闹了,工地上人多,让人看笑话。”
他转过身,从铁皮箱上拿起那个装满温开水的旧太空杯,喝了一小口,背对着我。
“十几年了,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嫌我。嫌我没文化,嫌我嘴笨,嫌我身上的机油味洗不掉,嫌我不能像城里那些男人一样陪你喝咖啡、聊闲天。”
“我一直觉得,只要我肯出力,多挣几个钱,把房子买大一点,把存款存多一点,让你在小姐妹面前不丢面子,你总能看到我的好。”
他转过身看着我,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一片干涸的荒凉。
“昨晚在门外,你把门锁上的那一瞬间,我突然就想明白了。”
“苏琴,不是我做得不够多,是你打心眼里觉得我不配进那扇门。你嫌我的泥弄脏了你的地板,可你忘了,那地板是我去年在工地上扛了两个月槽钢、腰肌劳损犯了换来的钱铺上的。”
“那辆车,你开着去接他的那辆车,是我为了接送你上下班方便,自己舍不得抽二十块钱一包的烟,一分一分攒出来的首付。”
“我人在泥里泡着,骨头断着,你连门缝都不愿意给我开一条;他在桥下淋点雨,你开着我买的车,顶着大暴雨去救他。”
吴大勇伸出粗糙的手指,轻轻指了指自己的心口。
“苏琴,这里的骨头断了,养三个月能长好。可这里的心要是凉透了,拿火炉子烤都烤不热了。”
“大勇,我跟徐斌真的什么事都没有!我们就是普通朋友,我发誓,要是我有一点越轨的心思,我天打雷劈!”
我哭喊着,周围几个铺位的老板已经开始探头探脑地往这边看。
“我知道你们没越轨。”
吴大勇惨笑了一声,摇了摇头。
“要是真越了轨,倒简单了,我该打打,该砸砸,闹个底朝天。”
“可你们比越轨还恶心。你拿着我的血汗钱,享受着我对你的供养,转头把所有的崇拜、体贴、温柔和心疼,全给了另一个男人。你把生活所有的苦水和刻薄都倒在我身上,把所有的诗情画意都留给他。”
“苏琴,你觉得这样很干净是吗?你觉得这是高尚的精神寄托是吗?”
吴大勇往前走了一步,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眼神锋利得像汽修厂里的割刀。
“那是软刀子割肉。这十五年,我就是被你这么一刀一刀割过来的。昨晚那一刀,割得太深,割断了。”
我僵在原地,浑身冰冷,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从来没有哪一刻,我像现在这样看清吴大勇,也看清我自己。
我一直以为他是愚钝的、麻木的、没有知觉的,以为他只是一头任劳任怨、不知疲倦的老黄牛。
我从来不知道,这个男人的心里有一面镜子,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他只是因为爱我,因为想要维持这个家,所以装聋作哑,忍气吞声,把自己低到了尘埃里。
而我,却把他的宽容当成了愚蠢,把他的深情当成了理所当然。
“走吧,民政局快上班了。”
吴大勇看了看墙上挂着的塑料石英钟,拿过搭在铁皮箱上的旧夹克衫,小心翼翼地套在身上,每动一下,他的后背都僵硬得像一块木板。
“大勇,那三万块钱……徐斌欠我们的三万块钱,我马上去找他要回来,我把钱还给你,我们好好过日子行不行?”
我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语无伦次地喊道。
吴大勇脚步顿了一下,没有回头。
“那是你借给他的,跟我没关系了。你要得回来是你的本事,要不回来,就当给你自己买了个教训。”
从汽配城出来,我没有去民政局,我像疯了一样开车冲向徐斌的工作室。
那间位于城南高档写字楼里的工作室,门面装潢得很现代,玻璃门上贴着磨砂花纹。
徐斌正坐在真皮沙发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身崭新的米色亚麻衬衫,手里端着一杯手冲咖啡,正笑着跟一个年轻的女客户高谈阔论。
看见我双眼通红、满身狼狈地冲进来,他的笑容僵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和嫌恶。
“苏琴?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他站起来,对女客户歉意地笑了笑,然后把我拉到了旁边的接待室,反手关上了门。
“徐斌,把那三万块钱还我。”
我盯着他,开门见山,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铁板。
徐斌愣了愣,眉头随即皱了起来,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里露出不悦的神色。
“苏琴,你这是怎么了?吃枪药了?昨晚不是还好好的吗?那三万块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等下个月那个文旅项目的款子结了就还你,你现在这么急吼吼地跑上门来要,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我看着这张曾经让我觉得无比儒雅、充满魅力的脸,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
“我丈夫要跟我离婚!昨天晚上,他在暴雨里骨折,倒在门外,我却开着车去救你!你现在把钱还我,马上!”
徐斌听到“离婚”两个字,脸色彻底变了。
他没有丝毫的愧疚和同情,反而警惕地往后退了一步,拉开了跟我的距离。
“苏琴,你这话可就说得太难听了吧?什么叫你为了救我?昨晚是我求你来的吗?我只是在朋友群里随口说了句被困,是你自己非要开车过来的好不好?”
“再说了,你们夫妻俩闹矛盾,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你少往我身上赖!我跟你是纯粹的朋友关系,你别搞得好像我破坏了你的家庭一样,传出去我还要不要做人了?”
“还有,那三万块钱是你自愿借给我的,当时也没打借条,你现在跑来大吵大闹,你懂不懂规矩啊?”
我看着他,耳边嗡嗡作响。
规矩?
分寸?
这就是我呵护了五年的知己,这就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抛下重伤的丈夫去奔赴的“灵魂伴侣”。
在真实的利益和名声面前,他连最基本的体面都撕得一干二净,露出了市侩、自私、冷血的丑陋嘴脸。
“徐斌,你真不是个东西。”
我咬着牙,浑身发抖地吐出这几个字。
徐斌冷笑了一声,双手插在西裤口袋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苏琴,大家都是成年人,别把自己说得那么伟大。你大半夜跑来接我,不就是图在我这里找点当大女主的存在感吗?你在你那个修车工老公面前得不到的优越感,在我这儿找到了,各取所需而已,装什么圣人?”
“啪!”
我扬起手,狠狠地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
金丝眼镜被打飞在地上,徐斌捂着脸,惊怒交加地瞪着我,张嘴想骂,却在看到我眼底那股近乎同归于尽的疯狂时,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
我转身走出写字楼,阳光晃得我眼前发黑。
街道上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去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归宿。
唯独我,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下午三点半,武侯区民政局。
吴大勇坐在等候区的铁椅子上,腰挺得笔直,因为疼痛,他的双手紧紧抓着膝盖上的布料。
看到我走进来,他站起身,什么都没问,只是递给我一瓶拧开盖子的矿泉水。
那是我习惯的动作,过去每一次出门,他都会替我把瓶盖拧开半圈。
这个细微的动作,击溃了我所有的防线。
在调解室里,工作人员看着那份财产分割极其悬殊的协议,忍不住劝吴大勇:“同志,这套房子是婚后财产,贷款你们一起还的,现在的市值不低,你净身出户,以后的生活怎么保障?”
吴大勇平静地看着工作人员,声音沙哑:“房子留给她吧,她身体不好,换季容易哮喘,住惯了那个小区。我一个修车的,有张床就能睡。”
工作人员又看向我:“女方,你同意吗?”
我看着吴大勇苍白消瘦的侧脸,看着他额头上隐忍剧痛渗出的冷汗,颤抖着摇了摇头,然后又机械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我再也没有资格挽留他了。
如果我还有一丝一毫的人性,我就不应该再用这种虚伪的挽留去折磨这个被我伤得千疮百孔的男人。
签字,按手印,盖章。
两本崭新的暗红色离婚证递到了我们手里。
走出民政局的大门,台阶上的风有些大,吹乱了我的头发。
吴大勇把离婚证小心地装进夹克衫内侧的口袋里,拉上拉链,然后转过身看着我。
“苏琴,以后夜里打雷,记得把厨房的窗户关紧,那个卡扣松了,风大容易把玻璃吹碎。”
“天冷的时候,燃气热水器要先放半分钟冷水再点火,打火器受潮容易爆燃,你别自己修,给物业老张打电话。”
他说得很慢,像是在交代一些微不足道的公事。
“大勇……”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手里的包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散落了一地。
他蹲下身,忍着腰部的剧痛,一块一块替我捡起来,装回包里,递到我手里。
他的手碰到了我的指尖,那是十五年来,我们最后一次肢体接触。
粗糙,坚硬,带着淡淡的烟草味和金属味,却再也没有了那一丝滚烫的温度。
“回去吧,好自为之。”
他直起腰,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转身走向路边停着的那辆破旧电瓶车。
他骑上车,背影有些佝偻,在成都午后刺眼的阳光下,一点一点汇入了车水马龙的洪流里,再也没有回头。
我一个人站在民政局门口,手里紧紧攥着那本冰凉的离婚证。
三天后,徐斌把那三万块钱通过银行转账退了回来,同时拉黑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
我把那三万块钱转到了吴大勇的农行卡上,他没有收,三天后资金原路退回。
我重新找锁匠换掉了家里的防盗门锁。
可当我拿着新钥匙打开门,看着那个空旷、整洁、冰冷得像冰窖一样的家时,我再也没有在玄关换鞋的习惯了。
木地板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厨房的水槽边再也没有那股酸姜泡菜的味道,阳台上的铁架子空空荡荡,再也没有那套滴着水、带着机油味的帆布工装。
夜里下起了小雨,风把厨房没有关紧的窗户吹得哐哐作响。
我从床上惊醒,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大勇,关窗户。”
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风声呜咽,没有任何回应。
我光着脚走在冰凉的地板上,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漆黑一片的街道。
成都的雨总是这样,绵密,阴冷,像是一场永远下不完的梦。
我终于得到了我曾经渴望的绝对干净、绝对体面、没有任何油烟和泥泞的精致生活。
可这扇门关上之后,我才真正明白,这世上有些门,一旦你在暴雨里对那个掏心掏肺待你的人关上过一次,你就再也推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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