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先生 大宋“头部”穿搭达人

苏轼头戴“东坡帽”的经典造型，出自赵孟頫《行书赤壁二赋册》卷首 《西园雅集图卷》 （局部，南宋 马远） 《睢阳五老图》 （局部，图中老者为时年94岁的毕世长，所戴之帽与后世苏轼像中标志性的“东坡巾”高度吻合） 苏辙佩戴“椰子冠” 的造型（AI制作）

天一冷，雪一下，什么优雅都得靠边站——多穿两件衣服、乖乖把帽子戴上，才是颠扑不破的“保命”真理。古人亦深以为然，譬如白居易就曾写道：“重裘暖帽宽毡履，小阁低窗深地炉。”

同样是戴帽子，白居易讲究的是“重裘暖帽”的实用至上；苏东坡偏要玩出点仪式感，某种意义上，他甚至称得上是一位走在宋代潮流前沿的“时尚达人”。

儒士冠

东坡既喜戴帽，又极其重视戴帽，这从他的诗文中可见一斑。

他最早写到帽子的诗，大抵可追溯至嘉祐五年（1060年）。彼时年仅23岁的东坡意气风发，准备赴京入仕，途经汉水时慨然而作《汉水》，诗中云：“过之不敢慢，伫立整冠缨。”字里行间，尽显少年的郑重与豪情。

苏轼此生第一个官职，是凤翔府判官，治所在今天的陕西。他是宋朝立国以来，第二位在贤良科考试中高中三等的人（三等已是宋代实际最高等，一、二等皆为虚设）。当地百姓尊称他为“苏贤良”，足见当年初赴任的东坡是何等的风光得意。

然而，时任凤翔太守的陈希亮却对他多加刁难，这让年轻气盛的苏轼生出了几分抵触之意。1062年的重阳节，同僚们聚会小酌，苏轼不愿赴宴，便独自游览了普门寺僧阁。他为此写下一首诗，再次用到了帽子的意象，尾联道：“不问秋风强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讥。”

诗中的“强吹帽”，引用的是“孟嘉落帽”的典故。讲的是晋人孟嘉在重阳宴会上帽子被风吹落而不自知，遭旁人嘲弄后却从容作答，传为佳话。因此，“孟嘉落帽”常被用来指代潇洒逞才的风流名士。反观苏轼此处的诗句，却透着一股淡淡的怨念。他说自己无意做孟嘉式的风流姿态，本地的秦人也不必来嘲笑我这个异乡的楚人。苏轼性格本不善收敛、锋芒毕露，实在很难想象，口齿伶俐的堂堂东坡先生，年轻时竟也有这般“委屈”的时刻。

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之前，苏轼的仕途大体还算顺遂。在那段意气风发的岁月里，除了偶有的这种“委屈”时刻，他的诗作中涉及头部穿戴时，极少直接使用“帽”字，而是多以更为庄重的“冠”字示人。直到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因政见不合而被外任，此后他才写下了更多脍炙人口的含“帽”名句，如杭州时期的“吹帽狂司马”，密州词《江城子》中的“锦帽貂裘”，以及黄州时期的“破帽多情却恋头”等等。

“帽”字最早见于东汉，但诞生于同一时期的《说文解字》却未曾收录。究其原因，或许是许慎认为该字难登大雅之堂，当时人们更习惯用“冠”字替代。苏轼风华正茂之时创作诗文，不知是否也潜意识里抱着类似的心理？

“冠缨”的儒士缙绅形象，既是他的自我追求，某种意义上，也是东坡对自己最初的身份定位。1074年，一位名叫何充的秀才曾为东坡绘制写真肖像。宋朝从开国到熙宁年间（1068—1077年），“独工传写者七人”，何充便是其中之一。东坡对他的画艺极为认可，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便写道：“苏州何充画真，虽不全似，而笔墨之精，已可奇也。”

作为回报，苏轼赠给何充一首诗，诗中云：“问君何苦写我真，君言好之聊自适。黄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岩中。”这两句诗大意是说：你为我画像，不过是借此寻求你自己内心的闲适，所以才把我画成戴着道冠、身着野服的隐士模样，甚至还要把我置身于崇山峻岭之中。

对于画像中自己“黄冠野服”的隐者形象，当时的苏轼心里或许是有少许不满的，这也是他评价何充画作“虽不全似”（画得不是完全相像）的原因所在。彼时的东坡正由苏杭调往密州，从通判任知州，对于政治前途依然怀揣着抱负与希望。

而东坡人生中真正绝望的时刻，要等到“乌台诗案”发生之后。彼时的他历经浩劫，放下了颜面与矜持，终于“倒冠落佩从嘲骂”了。

东坡帽

元祐年间，东坡戴上了那顶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帽子——“东坡帽”。

据书法家米芾记载，元祐三年（1088年）西园雅集，众人相聚，“其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无论苏轼个人际遇如何，元祐年间，士大夫阶层皆以效仿苏轼的穿戴为尚，喜戴一种高筒乌帽，时人称之为“子瞻样”。至于“子瞻样”的具体样式，那是一种方形的黑色高帽，短檐高筒，上宽下窄，穿戴时需要将帽身正中的折棱对齐人的眉心。

元祐时期此帽风行一时，以至于民间谜语中都拿它做文章。当时有一则猜古人姓名的谜语道：“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实新来转一官。”后半句的谜底是“司马迁”（“君实”是司马光的字，“转一官”即“迁”）；而前半句的谜底则是“仲长统”——“众人都戴长筒的帽子”，正好谐音东汉哲学家仲长统。

不过，东坡真的亲自发明过“东坡帽”吗？明代顾起元在《说略》中曾载：“东坡巾，子瞻制。”古代汉语中，“巾”除了指头巾、布帕，也是“帽”的表义字，因此所谓“东坡巾”就是“东坡帽”。但这只是后世朝代的说法，事实果真如此吗？

早在北宋仁宗朝，睢阳有五位年逾八旬的退隐老人，被称为“睢阳五老”。至和年间（1054—1056年），一位丹青高手邂逅他们，特意为他们绘制了著名的《睢阳五老图》。巧合的是，画中老者所戴之帽，与后来传世画像中东坡所戴的样式基本一致。

考虑到1056年时，苏轼不满二十岁，刚刚进京应试，哪怕彼时的他真设计出了这种帽子，一群人均八十岁高龄的老者又岂会轻易追随年轻后生的穿戴潮流？由此有理由相信，早在东坡戴此帽之前，类似样式就已经广泛流传了。

元祐时期的谜语表明，当时之人（包括后世）普遍倾向于认为东坡帽的样式是高筒。然而到了崇宁年间，有人曾上奏宋徽宗，奏文中有云：“矮帽幅巾，犹袭奸臣之体。”这里的“奸臣”指的正是东坡，更有后人专门注释道：“盖东坡喜戴矮帽，当时谓之东坡帽。”

叫高筒造型的“东坡帽”为“矮帽”，这似乎有些反常识，人们一会儿认为是“高帽”，一会儿叫它“矮帽”，这多半出于文人的笔趣与附会。宋代以前确实是没有“矮帽”这个词的。“矮帽”较早的出处，见于司马光的一首组诗，云：“矮帽长条紫縠衫，朱门深静似重岩。”司马光此诗是为文彦博所作。文彦博于1083年官拜太师并致仕，再结合诗中恭维文彦博“八十聪明强健身”等句推测（文彦博生于1006年），该诗应创作于1083年前后。这也是“矮帽”一词在文献中较早的出处。

东坡在元祐年间引领一时之风尚。元祐始于1086年，可见，东坡戴“矮帽”的年份，至晚也是与八十岁的文彦博前后脚。我们因而可以得出结论：东坡竟也是历史上最早戴“矮帽”的人之一。至于东坡身上“史上第一”的称号，可想而知也有些“水”。但有一点无可否认：苏轼实在是太喜欢帽子了。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官职虽一度升得更高，却再也回不到昔年那种安心稳步上升的状态了。果不其然，元祐之后，他再度遭贬，最后正如他自己总结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花甲之年，他一路南迁，远贬海南。

陪伴东坡的帽子，也再一次换了模样。他在诗里写：“白头穿林要藤帽，赤脚渡水须花缦。”所谓“藤帽”，大概是指用藤蔓编织而成的斗笠之类。此时的东坡将自己打扮成当地人的模样，与俚俗民风相融，他再也不是那个高居朝堂之上的“大人物”了。

椰子冠

如果说戴“藤帽”是东坡入乡随俗的举动，那么“椰子帽”或许就真正称得上是他独创的发明了。

海南盛产椰子，早期文人称其为“邪”。早在三国时期，人们就会将椰子“横破之”做成酒杯；唐代人更进一步，将如鸡蛋大小的小椰子截去一头，用砂石打磨出斑斓如锦的花纹，“以白金装之”，制成极其珍贵的杯盏。由于弥足珍贵，古人还赋予了椰杯辟邪避瘴的功效，如陆龟蒙诗云：“酒满椰杯消毒雾，风随蕉叶下泷船。”

身处椰子产地的东坡，自然不会因为找不到椰子而发愁。只是有个让人好奇的问题：椰子“实形团团然”，外形圆滚滚的，东坡究竟是如何将它做成帽子的呢？总不能直接把大椰子对半劈开，扣在头上吧？

这顶帽子据说是东坡的小儿子苏过所制。父子俩把玩之后觉得新奇有趣，便又做了一顶寄给当时同样被贬、身在雷州的苏辙。三位“苏先生”还各自以《椰子冠》为题作诗酬唱。透过这三首诗，我们大体能够还原出椰子帽的制作过程与具体形制。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三人作诗的顺序，后世说法不一。我们不妨采信清代校勘家赵怀玉的说法：“此诗盖倡于叔党（苏过字叔党），而坡颍（苏轼、苏辙兄弟）俯同其韵也。”

苏过的诗中，有“椶（zōng）子偶从遗物得，竹皮同使后人知”两句。句中的“椶子”即指椰子，苏过在诗中引出了关于这种果实来历的典故。《南方草木状》记载：“云昔林邑王与越王有故怨，遣侠客刺得其首，悬之于树，俄化为椰子。”换言之，在文人的想象中，椰子是由被杀的越王头颅所化成的“遗物”。而“竹皮”，则是指刘邦当年担任亭长时自己制作的帽子。《史记》有云：“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

苏过这两句，是说偶然得到椰子，制成冠帽，就像当年刘邦创制竹皮冠，这件物事足以流传后世，让后人知晓。他拿刘邦自比，可见这首诗的基调，并不只是淡然遣怀，字里行间还藏着一股不甘沉寂的意气。

当椰子冠被寄到远在雷州的苏辙手中后，苏辙即兴赋诗一首，写道：“垂空旋取海棕子，束发装成老法师。”这里的“海棕子”同样指的是椰子。从苏辙对椰子的处理方式中，我们大体可以推测出“椰子冠”的形制。苏辙所说的“束发装成老法师”，大抵是指古代道士头顶那种类似小鬏鬏的发髻。由此可见，苏辙应当是将这顶“椰子帽”作为一种束发的小冠（据此可知，他们所选用的椰子个头并不会太大），罩在发髻之上。

苏辙《过侄寄椰冠》的末句写道：“茅檐竹屋南溟上，亦似当年廊庙时。”和二十六岁的苏过那份锐气不同，苏辙面对此物，展现出的则是超然物外、喜惧不入的自若。苏轼读到弟弟的诗作，随即写下和诗《椰子冠》：“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

这两句诗暗藏深意。苏轼称赞椰子自带“美酒”，依据依旧是《南方草木状》中的典故。据该书所载，越王被刺时正酩酊大醉，“故其浆犹如酒”。至于后一句中的“冠师”，苏轼本人曾在诗后自注：“薛有作冠师。”可见，这同样沿用了刘邦的典故——当年刘邦“令求盗之薛治之”（派遣手下基层小吏前往薛地制作帽子），因此薛地盛产巧手制帽的“冠师”。

此时苏轼作诗已是炉火纯青。这两句诗既可视为对儿子诗意最完美的“callback”（回应），也极为生动地还原了这顶帽子的制作全过程：取来一颗椰子，饮尽其中鲜美的椰汁，再将剥空的椰子壳交给巧匠，加工成束发小冠。

苏轼《椰子冠》收尾两句：“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昔日在京师，他戴短檐高筒的东坡帽引领风尚；如今流落海南，又以椰子冠自成一格。兜兜转转，这句诗，何尝不是他对自己跌宕一生的“callback”呢。

文并供图/老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