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燕公子
一纸不批捕决定,换来的不是合家团圆,而是一起婚内血案。
2026年7月16日,太原女子李女士被丈夫李某清用绳子勒死在家中。而就在一个多月前,李某清刚刚用菜刀砍伤了李女士和岳母。
当时,警方刑事立案并提请逮捕,尖草坪区检察院却作出了不予批捕的决定,李某清被取保候审,走出了看守所。
可他出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悔过,是杀人,然后自杀。
李某清与李女士婚后一起开了一家饭店,后因饭店经营亏损,夫妻矛盾持续激化。2026年6月10日,矛盾以最暴烈的方式爆发:李某清对妻子实施家暴,拿出了菜刀。
李女士面部多处被砍,鉴定为轻伤二级;岳母段女士赶来劝阻,头部被砍四五刀,当场血流不止,送医后缝了十多针,同时颈部损伤出现窒息征象,同样构成轻伤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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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当时对岳母段女士的诊断内容有这么几个字:“颈部损伤出现窒息征象”。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被扼住颈部出现窒息,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可见李某清是下了死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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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任何一个普通人看到这些事实,第一反应应该都是“这个人太危险了”。可警方抓获李某清后提请批捕,尖草坪区检察院的决定却是:不批准逮捕。
极度危险的李某清,顺利被取保候审,惨剧也随之而来。
7月16日,距离他挥刀砍人仅仅36天,李某清在家中用绳子勒死了妻子李女士。随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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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发生后,被害人父亲心碎质问:“具有严重暴力犯罪的人,放出来就会威胁到我女儿的生命安全,为什么最后不批捕?”
8月27日,家属律师就向检察院递交了申请,要求解释不批捕理由、厘清责任。两个多月过去,没有任何实质答复。
直到11月13日媒体介入,检察院的回应依然是:“案件正在办理中,相关情况不便透露”。
既然检察院不方便透露,那我们就已知的法律条款来探讨探讨。在我国,不批捕的法律核心,是关于“社会危险性”的判断。
最高检的解读指明,是否批捕,要看犯罪手段、后果,综合判断采取非羁押措施能不能防止危险发生。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持菜刀砍向妻子和岳母的人,他的“犯罪手段”和暴力恶性还不够清楚吗?把这样一个人评估为“社会危险性不高”,放回被他砍伤的妻子身边,是否合理?
为什么一个普通人都能判断出的危险因子,就被检察院这么视而不见地放过了呢?我想,多少有当前“少捕慎诉慎押”的政策背景原因。
用通俗的话解释,“少捕慎诉慎押”的意思是,对于那些罪行不重、人也不太危险、放出去不至于再惹事的,尽量别关在看守所里等着审判,用取保候审之类的办法在外面等着就行。
它对应的是当前现实:中国的犯罪结构已经变了。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占比从1999年的不到55%,一路涨到近年来超过85%。重罪在减少,轻罪成了绝大多数。
在这种结构下,如果还按老办法“进来一个关一个”,看守所装不下,司法资源也扛不住,更重要的是,很多轻罪嫌疑人本来就没有关起来的必要。
数据上,这道政策推行之后,不捕率从2019年的22%上升到了2023年的41% 左右;不诉率从10% 升到了26%;诉前羁押率从2018年的54.9% 降到了2022年的26.7%。
但这里还有一个很关键、但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最高检对家暴案件的态度,恰恰是收紧,而不是放宽。
2021年以来,家暴犯罪案件的批捕率高出普通刑事案件近10个百分点,最高检在多个场合明确,对多次家暴、情节恶劣的,依法批准逮捕。
原因也很简单,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有天然的隐蔽性、反复性和升级性,施暴者回到受害者身边的风险,远不是普通轻伤害案件能比的。
所以回归到这个案件上来,有“少捕慎诉慎押”的政策背景做支撑,当地检察院到底有没有错误?我个人认为,有,最起码有评估失误的错误。
而在评估之外,还有其他问题:不批捕之后,取保候审期间的防线在哪里? 有没有禁止接触令?有没有对被害人的隔离保护?从结果倒推,这些问题的答案大概率都是缺位的。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这起案件,我会说——
一次依法作出的“不批捕”决定,在施暴者眼中被解读为可以继续行凶的信号,最终导致了一名女性在自家暴力阴影下丧生。
政策的初衷,或许是为了体现法律的温情。
但在那个呼救无门的可怜妻子面前,却恰恰体现了司法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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