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核试验场,随着倒计时结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戈壁上空爆炸。巨大的蘑菇云升起时,站在现场的人没有欢呼,许多人只是紧紧盯着仪器,等待最后的数据确认。
这声巨响传到国外,反应并不平静。美国、英国和苏联相继发表看法,西方报刊把中国描述成“危险因素”,认为一个刚刚完成核试验的国家,可能改变亚洲力量格局。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甚至把这一天称作“自由世界最难过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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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枚原子弹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新中国成立后,周边安全压力长期存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曾多次发出核威胁,台湾海峡局势也反复紧张。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核武器首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安全问题,而不是用来炫耀的摆设。
1959年,苏联方面中止了对中国核工业的部分技术援助,并撤走专家。许多关键设备和资料无法继续获得,研制工作一度承受巨大困难。中国科研人员只能依靠已有基础,从理论计算、材料生产到工程组织,一项项重新摸索。
条件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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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现成道路,就自己走。没有足够设备,就想办法改造。参与研制的科学家中,有不少人曾在国外学习和工作,放弃了原本安稳的生活,回到国内承担这项任务。邓稼先、钱三强、朱光亚等人负责的工作,既涉及核物理,也牵动材料、机械、电子和爆轰技术。
美国并非毫无察觉。六十年代初,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判断中国正在推进核武器研制,并通过高空侦察等方式搜集情况。美国担心的,不只是中国能否试爆成功,还担心中国一旦拥有核力量,亚洲原有的战略安排会出现变化。
有意思的是,西方舆论一面说中国“贫穷而落后”,一面又高度关注中国的核试验。这种矛盾本身就说明,衡量国家力量不能只看当下的经济规模,还要看一个国家能否集中力量解决最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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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成功当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并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立场与美国、苏联当时奉行的核战略存在明显差别。中国没有把核武器说成进攻工具,而是把它放在国家生存和战略平衡的框架里解释。
面对外国记者的指责,陈毅的态度向来强硬。有关回忆材料中,他曾用“要打就早打”这样的重话回应外界,把问题挑明:既然有人以核力量威胁中国,中国就必须拥有相应的自卫手段。所谓“好战”,并不能掩盖核威胁长期存在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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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听起来锋利,背后的逻辑却很现实。没有核力量时,中国在重大安全问题上缺少对等威慑;有了原子弹,即使当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核力量体系,也意味着任何国家在考虑对华行动时,都必须重新计算代价。
不过,爆炸成功并不等于一切完成。中国随后继续推进导弹、氢弹和卫星工程。1966年,中国完成核导弹试验;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三项工程彼此支撑,构成了新中国早期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基础。
1964年的罗布泊,没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全部面貌,却改变了外界判断中国的方式。此前,许多重大国际问题并不把中国当作平等力量来衡量;此后,任何涉及亚洲安全的计算,都不能再绕开中国的存在。陈毅所说的“挺直腰杆”,并非一句口号,而是国家在生存压力下,用技术和决心换来的外交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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