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住院那段日子里，作家贾平凹穿着病号服，站在医院小院的铁栅栏后，看着外面的人来来往往。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被人熟知的作家，只是病房里一个有编号的病人。护士喊道：“二三五，来量体温。”他愣了一下，随后走了过去。
这个细节看似平常，却让他意识到，疾病会迅速剥去一个人的身份。名望、财富、职业，在病床前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人只剩下身体，只能按照医嘱吃药、休息，等待检查结果。
真正让他难受的，并不是病痛本身，而是周围人的态度变化。
得知他患有肝病后，一些熟人明显减少了来往。有人原本进门就坐，后来却站在门口说话；有人听说病情后，第一句话不是询问治疗情况，而是小心翼翼地问：“这个会不会传染？”
一句话出口，气氛便变了。
有一次，朋友来家里做客，听到病情后，连茶水也不肯再碰，匆忙找了个借口离开。贾平凹从窗边看见，对方走到楼下后，反复冲洗双手。那一刻，他没有发火，只觉得人与人之间原来隔着一层看不见的东西，平时很难察觉，一遇到疾病便显露出来。
还有一位熟人，过去常请他到家中吃饭。那次饭桌上，一家人依旧客气，女主人却始终神色不安。贾平凹看在眼里，特意多要了一副碗筷，把饭菜分开使用。临走时，他又叮嘱对方将碗筷煮沸消毒。
出了门，屋里传来碗碟破碎的声音。
这件小事，比许多直白的拒绝更刺人。人们未必存心伤害谁，只是对疾病的恐惧，常常先于理智作出反应。所谓体面和客气，有时只是把疏远包裹得更薄一些。
贾平凹后来索性把自己的病情当成一道屏障。有人追问他的私事，问他为什么近来作品少了，为什么没有去谋求更大的名声，他便淡淡地说：“因为生病了。”对方听完，通常便不再追问。
这不是炫耀，也不是自怜，而是他找到的一种自我保护。疾病让他看见，许多所谓关心，其实夹杂着窥探；许多热闹关系，离不开身份、利益和方便。一旦这些东西消失，留下的人并不多。
但家人不同。
父母、妻子仍然照料他，女儿也愿意靠近。越是如此，他越担心把病带给家人，于是单独使用生活用品，规定碗筷和毛巾各自放置，甚至要求妻子暂时不要让孩子与自己过多接触。家人觉得没有必要，他却坚持这样做。
这份坚持里有隔阂，也有责任。亲情并不是没有顾虑，而是即使害怕，仍然愿意承担照料一个病人的辛苦。平时看不出区别，到了身体虚弱的时候，血缘关系的分量才显现出来。
住进医院后，他又遇到另一种人生秩序。姓名被编号替代，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病号服也让人产生失去自由的感觉。站在铁栏杆内，他看见一个孩子好奇地往里张望，孩子的母亲赶紧把他拉开，说：“别靠近，那里面住着传染病人。”
那句话并不复杂，却让他明白，偏见并不会因为人进入医院就自动消失。病房之外的人把病人当成危险，病房之内的人却往往比外面更加彼此体谅。
同住的病友没有人追问对方过去的身份，也很少谈论谁挣了多少钱、做过什么职位。新人入院，他们会告诉对方哪里打饭、哪里打开水、什么时候吃药。有人情绪低落，旁边的人便劝几句；有人病情好转，大家会替他高兴。
这些关系没有应酬，也没有交换条件，维系它们的只是共同面对疾病的经历。病房像一个缩小的社会，却暂时拿掉了外界赋予人的那些标签。人在这里不必证明自己，只需要把药吃下去，把一天过完。
有意思的是，贾平凹从病友身上看见了另一种“正常”。他们当然承受着疼痛、焦虑和对未来的担忧，却愿意互相提醒，互相照看。反倒是一些身体健康的人，心里充满猜疑和排斥，见不得别人靠近自己的生活。
他由此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疑问：究竟什么才叫健康？身体没有明显病痛，未必代表内心没有问题；身处病房，也不等于失去了对他人的善意。
疾病使人暴露脆弱，也会逼着人承认，谁都无法永远站在安全的一边。贾平凹在那段经历中见到过冷漠、躲闪和偏见，也见到过家人的承担、病友的照应。医院里的编号仍在，铁栏杆仍在，护士每天照常点名，而病房中的人依旧按时吃药，等着下一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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