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北京中南海,刚刚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再次见到毛主席。谈话并没有从军务开始,毛主席忽然问:“北京过去为什么叫燕京?”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让长期在部队基层摸爬滚打的李德生一时答不上来。
李德生没有急着搪塞,只是站在那里认真思索。片刻后,他仍没能说出完整答案。毛主席没有责备,反而借此提醒他,身居重要岗位,不能只熟悉军事,还要懂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
这次谈话,表面上是一个地名问题,实质上却点出了李德生当时面临的短板。一个从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将领,凭借勇敢和经验可以带兵打仗,却不能仅靠这些完成更复杂的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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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1916年出生于河南新县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期,他没有条件接受完整教育,十二岁参加儿童团,做过送信、放哨等工作。后来参加革命,文化学习更是断断续续,许多本领是在行军、作战和地方工作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从基层干部逐步成长为高级指挥员。朝鲜战争结束后,部队开展军事训练和教学改革,李德生担任第十二军军长时,重视训练方法,也抓思想教育和文化学习,部队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把文化学习看成可有可无的事情。即使自己读书不多,他仍要求官兵利用训练间隙学习文化、钻研军事。后来形成的郭兴福教学法,正是在这种重视实战和教学的思路下得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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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期,李德生进入高等军事学校学习。对一名长期从战场上成长起来的将领而言,课堂里的系统理论并不轻松。地图、条令、军事理论,还有过去不熟悉的知识,都需要重新补课。他抓住机会,努力弥补早年的教育缺憾。
学习结束后,李德生被安排到安徽工作,先后担任安徽军区主要领导职务。安徽当时情况复杂,既要抓部队建设,也要处理地方事务。他参与恢复生产、稳定秩序,逐渐表现出较强的综合工作能力。
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毛主席第一次当面见到李德生。周恩来让他站起来,毛主席询问他的籍贯、年龄和革命经历。得知他很小就参加革命后,毛主席笑着说:“你还是个红小鬼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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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带着亲切意味的话,让原本紧张的李德生放松下来。毛主席关注的并不只是他的出身,也包括他在部队建设和地方工作中的表现。到了1969年党的九大,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受到进一步重视。
同年,周恩来打电话给正在安徽工作的李德生,转达中央决定,准备调他到北京工作。李德生听完后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坦率表示,自己长期在部队和地方工作,对中央机关事务缺少经验,担心难以胜任。
周恩来告诉他,这是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作出的安排。李德生仍然完成了安徽方面的工作交接,随后前往北京。到京后,周恩来还询问他愿意到军委系统还是国务院系统工作,并给他时间处理家属安置和原有事务。
进入中央工作后,李德生一度身兼数职,压力很大。他曾希望减少一些职务,毛主席却认为,既然组织上认为他能够承担,就应该把责任担起来。1971年,李德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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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毛主席多次提醒他读书。李德生平时主要看军事书籍,毛主席认为这还不够,历史、文学、科学等方面都要接触。一个高级干部若只懂本行,眼界容易受到限制,处理复杂问题时也难免缺少参照。
“要多看书。”这并不是一句泛泛的劝告,而是针对李德生实际情况提出的要求。毛主席还给他推荐过一些书。对李德生来说,那个答不上来的“燕京”问题,后来变成了督促自己学习的具体起点。
此后,他继续承担军队和中央方面的工作。毛主席逝世后,李德生从沈阳赶到北京,在主席遗像前长时间肃立。那一刻,他想到的或许不只是一次任命,更包括多年来几次谈话中得到的提醒与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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