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跨境付款,技术上六十秒就能完成;一家小企业从递交材料到完成开户,却可能要等三个月。10月22日,亚洲新兴支付协会(EPAA)首席执行官卡米拉·布洛克在2026亚太金融论坛(APFF)上先后提到这两个反差强烈的数字。放在一起,这恰好是亚太金融互联互通眼下的现实:技术让资金跑得很快,但制度与信任的门槛依然很高。
此前一天,第33届APEC财长会刚在香港闭幕,来自21个亚太经济体的财长们敲定了政策方向,但声明与政策要变成小企业账上的贷款,中间还隔着漫长的法律、监管和信贷流程。
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挑战远不止于此。国际格局变动、技术快速颠覆、自然灾害与流行病风险上升、全球价值链重组,亚太金融论坛与亚太基础设施伙伴关系总协调人、三井住友银行董事总经理朱利叶斯·西撒·帕雷纳斯博士(Dr. Julius Caesar Parreñas)在论坛闭幕致辞中这样概括眼下的挑战。他说,这些挑战正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做事的方式,又往往跨越各部门的职责,需要各个辖区之间协调配合。
如何跨越这道沟壑?这正是APFF在此次论坛上试图回答的问题。在帕雷纳斯博士看来,在所有国际组织中,APEC拥有最先进的政府与工商界合作机制。作为由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主导的平台,APFF定位为“网络之网络”(network of networks),由信用基础设施、保险与养老、可持续金融等多个专业网络组成,聚集了200余家机构的专家,关注的正是共识如何转化为市场实践。
作为本届论坛的战略合作媒体,第一财经全球中心主持了其中两场专题研讨,还专访了多位嘉宾,带着三个问题,寻找互联互通背后的具体阻碍,探寻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问:门槛究竟在哪?
世界银行《2025年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显示,全球仍有约13亿成年人没有任何金融账户。评估一个经济体的金融环境,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FC)亚洲区首席技术援助官员赖金昌用三层金字塔来说明:底层是担保交易、征信、破产制度等法律基础;中层是监管及第三方数据服务;顶层才是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
这意味着,小企业借不到钱,问题未必全在银行。
腾讯副总法律顾问伊丽莎白·卞给出了一个现实切片:她援引富融银行的一项调查说,到香港拓展业务的内地中小企业中,约九成难以获得银行融资。症结在于信息断裂,企业的流水和信用记录留在内地,受数据跨境规则限制,银行难以核实,放贷只能趋于保守。
布洛克用了一个更具年代感的比喻来形容这种不畅。二十年前她从瑞典搬到澳大利亚,给父母打电话得跑到街头投硬币、刮电话卡。今天,许多中小微企业的第一次跨境支付,依然要经历类似的繁琐流程。在很多东南亚市场,微小企业的经营与老板的个人生活混在一起,而大公司尚可承受的开户流程,落到小企业身上,就是三个月和成堆的材料。
如果不同市场的身份和数据不能互认,摩擦成本最终都会压在小企业身上。ABAC香港代表、渣打银行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首席执行官禤惠仪说,互联互通不能事后再补,必须从一开始就设计进去。
类似的制度阻碍也体现在新型资产上。香港立法会《稳定币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邱达根坦言,香港的稳定币发行人牌照目前只在本地有效,要让其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得到认可,还有一段工作要做。
改变已经在发生。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提到,金管局正整合公共和私人数据,让银行信贷评估减少对传统抵押品的依赖。伊丽莎白也提到,深港间的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正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核验信用报告真伪,试水数据原件不出境情况下的跨境互信。
二问:防线为何屡屡被破?
资金流动提速,给企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金融诈骗留出了更宽的通道。赖金昌援引扶贫协商小组(CGAP)的数据指出,全球数字金融欺诈每年造成的损失约达5700亿美元。
2024年香港发生的一起案件中,诈骗者利用AI深度伪造技术冒充一家跨国公司的CFO及其他员工,在一次视频会议后骗走2亿港元。伊丽莎白感叹,这已经不是小偷小摸,而是一个产业。
技术在进步,为何防线依然脆弱?诈骗者已经形成了跨平台的协作网,防守方却仍在各自为战。社交平台看到最初的欺诈信息,设备商发现手机被入侵,银行看到首笔转账,境外机构掌握资金落点。每一方都只攥着链条的一环。骗子只需要成功一次,防守方却要每一次都防住,还不能把正常客户挡在门外。
把这些孤岛连起来,最棘手的障碍是责任(liability)归属。布洛克指出,如果一家机构把欺诈信号共享出去,接收方该作何反应?这一点不厘清,各方就缺少行动的动力。
AI的入局让担责变得更紧迫。出了事,究竟由谁担责?渣打银行的希拉兹·海德尔认为,现阶段AI只是辅助,责任应该在人。伊丽莎白则抛出了更前沿的顾虑:若一个AI智能体被授权替人理财出了错,该怎么算?
目前没有标准答案,但不能因噎废食。正如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ASIFMA)执行董事里希·卡普尔所言,监管和市场对技术风险已有应对,当前最大的风险反而是不作为。
三问:谁能真正受益?
路修通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公平上车。
AI带来的效率红利就面临分配不均的可能。布洛克认为,虽然AI短期内能帮小企业提效,但大机构凭借庞大的资金和数据沉淀,长期看会占据更大优势。因此,数字规则的早期确立至关重要。她反问:美国的框架偏重规模和创新,欧洲偏重风险,APEC的路数是什么,规则又由谁来写?
在更广泛的区域合作中,如何让底层社区也分到一杯羹?CarbonEthics联合创始人比莫·索瓦吉在印尼做红树林修复。他发现,碳信用这样的概念对村民来说太抽象。团队进村后,不急着谈碳金融,而是先坐下来问社区需要什么,再把项目转化成村民看得见的收益:种树结的果实、红树林里日后能捕的蟹虾鱼。他介绍,按照印尼社会林业的相关政策,在特定区域开展碳业务,至少一半利润必须分给当地社区。对AI:毁林预警、植树监测都可以交给算法,但地面数据还得有人去采;而现在做监测的正是当地居民,要是他们被AI取代,就违背了项目的初衷。
面对气候风险时,这种资源分配的落差更加明显。怡安统计显示,2025年APEC区域自然灾害经济损失至少有760亿美元,但有保险覆盖的仅略高于70亿美元。每十美元损失,不到一美元有保障。
为了填补巨大的气候风险敞口,香港保险业监管局的代表提到,香港正通过特殊目的保险公司(SPI)发行巨灾债券,把部分灾害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自2021年以来,香港已发行8笔巨灾债券,合计8.1亿美元。
布洛克对此提出一个很实在的设想:明年选定一条真实的跨境支付走廊,把一家小企业面临的规则逐条拆解,看看哪些必须留,哪些可以协调,哪些可以废。因为机会怎么分、风险谁来担,最终决定了市场参与者能否真正从金融互联互通中获益。
声明之后:让改革真正发生
无论是打破数据壁垒还是填补风险缺口,把宏大愿景变成具体政策,关键在于直击底层的制度痛点。
在接受一财全球专访时,帕雷纳斯博士指出,中小企业融资难在于动产担保法律的滞后。由于亚洲很多银行习惯以房地产抵押放贷,中小企业往往只有应收账款和存货,因此,ABAC和APFF持续多年来持续为多国相关法律的起草和改革提供专家支持。但他也坦言,APFF不能强迫任何经济体改革,只能等对方开口,他希望更多成员经济体主动迈出这一步。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变革真正发生。”帕雷纳斯博士说。
如今,AI正将数字基础设施的融资需求推向数万亿美元,新的挑战还在涌现。在区域合作一线深耕四十余年,帕雷纳斯认为,APEC正是提供了一张让各方搁置分歧、建立信任的圆桌。而正在推进大量监管改革的香港,完全有机会在数字金融领域确立最佳实践,并借助其“超级联系人”的优势,支持整个亚太的数字化转型。
今年是一财全球创办的第十年。本届APFF期间,团队通过主持研讨与人物专访,持续将目光投向动产担保登记、跨境数据验证等决定区域合作能否落地的微观环节。要让APFF这个“网络之网络”真正运转,不仅需要政府与金融机构的推动,也需要媒体将专业会场内的共识,传递给更广泛的市场参与者。作为这张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一财全球希望与各方共建一个能持续对话的亚太金融社区。
APFF新设立的数字创新与保险工作流,下一次会议计划于明年3月下旬在上海举行;各方也对数字身份跨境互认等议题寄予了更多实质性期待。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AI如何演进,面对面的沟通仍是建立信任的基石。
六十秒的支付,技术已经替我们做到了;但那三个月的等待,依然需要不同市场的参与者真诚地坐下来,共同跨越一道道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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