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研究范式的当代应用丨刘经俏：民间文学的文类间性与大故事观

主持人语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承继前贤、后启新锐的结果，而新锐理论的建构又大多是建立在梳理经典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探讨经典研究范式在当代的适用性，并追索由此关联出的在进行范式的沿用、转换、甚至重构时必须予以深思的学科认知问题。

——专栏主持人：康丽教授

主持人介绍

康丽，法学博士（民俗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中心主任，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作者介绍

刘经俏，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故事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间文学的文类间性与大故事观

摘要

按照民间文学的学术分类体系，不同文类有明确的界定和划分，但在地方讲述实践中，多种文类常常交融共通，共同存在于一则文本内。面对学术文类与地方文类之间的脱节问题，既往研究倾向于通过调适研究范式来规避文类归属争议。这种规避易引发偏狭视角与阐释局限，使民间文学的本体研究难以突破文类窠臼。为摆脱这种困境，学界需要发挥民间文学的“想象力”，以学术文类与地方文类之间的互文性间隙为锚点，发现文类间互动、转换的规律及其内在原因，在大故事观的阐释框架中理解民众的整体讲述实践。

关键词

民间故事；文类研究；文类间性；

互文性间隙；大故事观

民间文学本体研究依托文本研究范式而建构，倾向于聚焦文类内部探讨文本的形态结构特征与类别归属问题。然而，当我们面对活态的表演实践时，便意识到这种固化认知的局限性。民众并不是民间文学文本的简单承载者，他们对于叙事资源的调用具有极强的主体性，在主体间的交流互动中，民间文学表演实践展现出多种文类的勾连与嵌合状态。此时，精细的文本分析便显得过于机械，或许从文类层面进行学理思考会更为妥当。

既往研究注意到民间文学文类的包容性与互动性。例如，民间文学学科一般用广义的民间故事概念统辖神话、传说和狭义的民间故事文类。史诗作为一种“含纳和吞噬其他文类的文类”，被称为“超级文类”或“复合文类”。劳里·航柯（Lauri Honko）用“传统池”（pool of tradition）指称不同歌手所共享的主题的（thematic）、诗学的（poetic）、表演的（performatory）与其他传统的模式、元素与规则的储存库，歌手可以跨越文类边界从传统池中选择适应特定表演的文本部件。但是这些学者依然倾向于将文类理解为一种划分文本集合的分类工具，对于文类与文类之间的互动关系、主体调用多种文类的叙事策略等民间文学文类的运作机制问题缺乏深入检讨。

基于这样的学理认识，笔者在考察民间故事讲述实践、省思民间故事讲述研究的过程中，对民间文学文类的复杂性有了更为深刻明晰的思考。

01

“大故事”讲述实践中的

文类间性与学术文类的僵化性

在民间文学诸文类中，民间故事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在民众称作“拉家”“拉呱”或“日白”的故事讲述活动中，往往包含着狭义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山歌、谚语、顺口溜等诸多文类。“广义的民间故事”概念便由此提出，并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搜集编纂工作中得以广泛运用。进而，井口淳子基于对乐亭大鼓及相关文类的考察提出“故事共同体”概念。故事共同体即“共同拥有故事及作为传达故事的媒体的体裁”的方言区域。她指出当地故事共同体以讲故事为基础文类，同一故事内容可以通过改编为说唱、影戏、地方戏等文类所共有，它们的表现形式相互影响，甚至还存在一种文类被吸收到另一种文类中的“体裁融合”现象。这意味着在民众的故事讲述实践中，多种文类并非简单地杂凑罗列，而是具有更为复杂的内在联系。

《中国北方农村的口传文化》，（日）井口淳子著，林琦译，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依据实践者对于民间文学文类的掌握情况及融会贯通诸多文类规则的能力高低，彭维金将民间文学传创者细分为民间文学知听者、民间文学传播者（包括转述者、综述者和讲述者）、口头创作家和专业说唱艺人。除民间文学知听者、民间文学转述者之外，他们均可融会戏文、小说、民间说唱、民间故事、歌谣等不同文类进行讲述，只是融会能力存在差异。相较而言，民间文学综述者的讲述实践趋于杂糅，民间文学讲述者、口头创作家、专业说唱艺人的创编能力则逐渐加强，他们可以更为灵活地运用多种文类完成讲述。善于融通运用多种文类的故事家在整个故事家群体中并不鲜见，袁学骏甚至将故事家对于评书、歌谣等文类的运用能力纳为评定民间故事家的参考条件。过往研究已经发现多数故事家具备这项能力，如朝鲜族故事家金德顺的故事“有时运用了歌谣做插话，有时使用了谚语做陈述”；藏族故事家七切尖“运用藏族故事的民族形式，在故事中插入许多诗歌以辅助叙事与抒情，讲述时又说又唱”；河北省耿村故事家徐大汉、靳景祥、张才才、王仁礼等人均受戏曲、评书影响，讲述故事时擅长运用曲艺套语，并伴有手势和动作；山东省故事家胡怀梅常在故事中“穿插进说书和戏曲格调的语句”；山东省故事家宋宗科学识广博，曾学医、入道，拜师学唱渔鼓与山东快书，因此他的故事中多运用诗词联句、中医知识和宗教知识，且吸收借鉴大量曲艺内容与表演技巧；湖北省故事家刘德培在讲述生活故事和笑话时，不仅结合亲身经历与耳闻目睹，还特意“大量使用对联、俗语、谜语、三句半、顺口溜、绕口令、皮影戏文等民间文艺资料”。《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这类故事家更是不胜枚举。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抚顺满族民间故事”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黄振华亦是这个故事家群体的代表。与前述故事家相似，他游刃有余地将神话、传说、评书、鼓书、个人叙事等民间文学传统的叙事内容与表演技巧悉数倾注于民间故事中，炮制出一种散韵结合、真实与虚构交织的讲述实践，他称之为“实实在在的故事”。这类故事篇幅较长、情节完整、逻辑周密，具有强烈的地方性与个人特色。黄振华喜爱且尤擅讲述这类充盈着地方知识的“实实在在的故事”，他乐于把亲身经历、乡间传言或新闻报道改编为故事内容，将故事的发生地落实到邻近村屯，指明故事主人公姓甚名谁，并在故事中嵌入大量生产生活经验与人生体悟。另外，他常借鉴评书、鼓书表演技巧，深描故事涉及的人、地、事、物，利用动作、表情并控制声音的音调、音色来铺陈情节、塑造人物，令故事更加真实生动。

黄振华，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抚顺满族民间故事”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而那些篇幅较短，情节简单，流布广泛，内容多发生在过去，且没有确切的时间、地点、人物的故事，被黄振华称为“小故事”。它与学界通行的“狭义的民间故事”相似。与“小故事”相比，“实实在在的故事”可称之为一种综合地方叙事传统的“大故事”。

作为民间故事家群体的共性实践，“大故事”展现出复杂的文类间性。此文类间性并非是指多种文类无序混杂的互文，而是强调文类与文类之间具备结构性关联。这些文类或因共享相似的母题而建立链接，或因讲述者与受众的即时互动而产生关联。互相联系的文类内部具有层级性，即民间故事通常居于核心地位，其他文类为辅。当然，这种层级关系也会随听、讲双方的交流互动而发生转变。故事家常因解释、补充或评论相关内容而偏离民间故事，这些“离题”实践改变了文类之间的地位关系。笔者对此深有体会，在与黄振华成为好友之后，他不再拘泥于故事内容的展现，常岔出虚构的故事情节之外，分享亲身经历与感悟，以告诫笔者“江湖险恶”，为人处世要谨记“中庸之道”的生存智慧。民间故事在这类交流实践中便成为引入个人叙事的铺垫材料。

然而民间文学学科长期奉行的文类体系是一种聚焦于文类内部结构与边界划分的科学知识框架。这套体系建基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以芬兰历史－地理学派为代表，学者为了厘清故事在不同时空发生的变化，追踪其起源、原型与传播轨迹，而利用文类建立科学的分类体系。普罗普（Vladimir Propp）对其进一步完善，他利用严整精确的形态结构分析探讨神奇故事的诗学特性，并将诗学特性作为划分民间文学文类的依据。及至麦克斯·吕蒂（Max Lüthi）从现象学出发洞察童话文类的本质规律，民间文学文类体系臻于稳定成熟，并成为民间文学学科识别研究对象、圈定学科边界的坚实知识基础。

在书写文化影响下，这套文类体系继承了古典主义文类理论的“类型纯粹”说或“类型分立”说，主张通过严格区分文类边界与使用规则来解决民间文学资料中文类的混用和界限不明问题。与此同时，早期民俗学研究深受单线进化论影响，认为人类所有文化都经历了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不同民族处于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在这种整体文化发展序列中，不同文化事象与其所处地域、民族相剥离，成为可供比较的对象。因此，学术文类被视为自足的、具有专有特质的客体。学者将不同的民俗交流系统、每一种民俗内在的逻辑一致关系、社会历史经验和分类认识都共时化，忽视了各民族文化的异质性，仅依据对文本进行结构分析的结果，“构建起理想秩序的模型，并将其强加于传统的现实”。学术文类脱离了与语境和主体的关联，使其阐释效力局限于纯文本的狭隘范畴之内。

“大故事”讲述实践超越了单一文类的理想状态，以文类之间的复调共鸣赋予日常生活意义。若沿用畛域分明的学术文类体系，则只能基于研究可操作性的考量将讲述实践强行纳入由既定范式提供的相对缺乏弹性的现成框架，忽视那些未被纳入框架内的现象，从而延续常规科学“解谜题”式的运作机制。因此，在过往研究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部分研究者割裂讲述实践与民众生活的密切联系，依据书写逻辑筛选讲述文本，剔除杂乱、零碎的内容，按照学术文类知识解构和规训讲述实践。即便民俗学研究范式整体转向“以表演为中心”，多数研究者仍局限于学术文类的思维惯性，对语境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将“大故事”视作民间故事流传过程中的偶然偏离，影响文类间性生产的诸多语境因素则被简化为“志书式”的介绍，这种“泛语境化”研究取向令鲜活的讲述实践沦为文本分析的佐证材料，强化了民间文学文类体系的僵化性。田野调查亦因预设了研究对象的文类特征而流于形式，学者难以从中发现民众“隐含的知识”，主体间对话失去了检视、反思学科知识体系科学性、合理性的效用，使得民间文学容易走向学术话语循环验证的道路。这并无助于揭示“大故事”文类间性特征的内在规律，反而有助长无效知识“内卷”之嫌。

更为危险的是，这套学术话语正在通过相关保护与研究活动影响民众的认知与讲述实践，部分故事家已出现不同程度的自我规训，他们开始持续生产贴近研究者想象的民间故事。湖北省故事家刘德方的故事讲述才能被发现以后，地方保护者指导他在讲述中减少使用“他说”“这个这个”等口语冗余表达，调整讲述语言的停顿、重音，并引导他分场合选择故事主题。这些要求逐渐内化为刘德方自己对于民间故事的理解，晚近他在收徒授艺以及接受学者访谈时经常强调这些观点。通过重复的讲述实践，故事家从被动配合学术话语逐渐转换为自觉重塑民间故事。

不过，尽管学术文类的阐释力存在局限性，但是，正如法国文学理论家兹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所说，“任何对文本的描述都要借助语词的手段”，当语境与主体因素进入考虑范畴，学术文类对于民间文学现象一般性规律的观察总结依然可以帮助学者明晰“大故事”讲述实践的文类属性，进而才能够在民众与生活世界的复杂互动中发现相对稳定的文类生产规律与使用规约，以及民众赋予文类的地方性特征，由此产生相应的问题意识，并探索另一种理解民间文学文类的视角与方法。

02

学术文类与地方文类的张力关系

从学理逻辑来讲，“大故事”代表着民众包容性的文类实践，如何将这种地方实践经验转化为研究者的学术自觉，则需要研究者对地方文类与学术文类之间的张力保持清醒认知，在此基础上结合“大故事”的生成过程，推动理论范式完成自主递进。

学界很早便意识到学术文类的僵化与局限问题。以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为代表，她认为每个故事都是特定族群在特定生存方式、社会组织形态及信仰体系下的独特产物，因此拒绝将它们武断地纳入任何明确范畴。到20世纪中期，席卷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言转向”结束了主客体分裂、对立的哲学思维方式，“主体存在、发生和发展的方式即语言性本质得到普遍关注”。在此背景下，美国民俗学者率先开始思考真实的人类活动对于民俗创造、实践的意义。表演理论问世以后，学者摒弃了本质主义认识论框架及其标榜的“中立客观”原则与隐含的他者凝视，开创了基于民族志田野调查在特定语境中理解动态表演过程的研究范式。由此，早期强调稳定性与专门化，通过将民与俗分离从而解构文本进行分类比较的学科知识基础受到挑战，学者开始反思并重新界定民俗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文类便是其中的重要论题。

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认为基于学术目的构建的“分析范畴”（analytical category）与“族群文类”（ethnic genre）有各自的逻辑一致性：分析范畴是文本组织的结构框架，族群文类则是特定文化的交际规则。科学划分文类的冲动先在地破坏了地方文类实践的丰富性和结构性，为了摆脱这种禁锢，探索文类的多样性，学者选择运用民族志研究范式，通过经验而非学者预设的分析范畴理解地方文类的阐释框架。琳达·黛格（Linda Dégh）和安德鲁·瓦兹索尼（Andrew Vázsonyi）的传说研究、巴雷·特尔肯（Barre Toelken）的纳瓦霍人土狼故事研究等诸多研究实践均回到特定文化语境，结合与地方文类相关的认知、表达和行为综合考量民众自己的文类划分方式与使用逻辑。在理论建构方面，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开创的言说模型从实践者主位出发，通过文类等八个维度对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言语事件和言语行为进行阐释，为地方文类研究提供了范式指引；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和唐纳德·布雷德（Donald Braid）则基于表演视角重新定义了文类概念，指出文类是“一种话语生产和接受的框架，它由社会所提供并为文化所模塑；它是一种模式（或者参考性框架，或者一整套预期），能够为将一段言语模塑为形式上得体的、可被理解的话语提供指导”。

理查德·鲍曼

20世纪中期以来的民间文学文类讨论，将研究焦点从文本内部引向了文类与语境的互文关系网络，民俗学者逐渐意识到，文类是一个讨论人类创造的场所或矩阵，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限制。以此为指引，回看故事家群体的“大故事”，可知这种多文类交织的讲述实践之所以出现，是他们在民间文学传统浸润之下的感性选择。而这种感性选择之中也隐含着讲述者与受众、语境的互动需求。在多文类的交流与融通中，故事家借助自己生长的文化空间结构故事，并运用多种表演技巧将丰富的生活智慧与故事情节巧妙衔接。这种叙事策略使陌生虚设的故事内容变得鲜活可感，不仅容易引起受众共鸣，令听、讲双方获得狂欢式的审美体验，嵌入彼此关联的具体情境中，而且可以让受众在日常交流实践中获得地域认同感与文化归属感，习得对于日常生活具有极强适用性与指导性的生产生活经验和人生道理。在此过程中，讲述者与受众的心理距离随之得以拉近，甚至依据交流实践临时建立的听、讲关系也有机会发展为持续性的人际关系。

另外，文类间性实践与讲述者的知识广度、口头表达能力、表演技巧的熟练程度等直接相关，能否融通运用诸种叙事资源与表演策略也成为讲述群体内部评判能力高下的依据。黄振华在与其他故事家同台讲述时，为充分显示出他“肚囊宽绰”、讲述能力高超，常以一段评书定场诗开场，进而不厌其详地描述故事发生地辽东地区的风俗、物产，偶尔还插入一段鼓书唱段。部分故事家缺乏调用多种叙事传统的能力，但为了不落下乘，自觉借鉴黄振华的讲述经验，也在故事中增补大量地方风俗细节。讲述者的竞争推动了“大故事”生产。这种话语权力的争夺更直接联系着讲述者的社会地位，善于运用多种文类叙事法则创编故事的讲述者常被敬为地方传统知识的重要承载者与传递者，在婚丧仪式等重大社区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满足审美需求、促进人际交流、提高社会地位等诸多因素驱策下，故事家持续创编“大故事”，推动故事传统更新发展。但这种多文类互文共通的讲述实践并非偶然出现，文类间性是故事生成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结果。在现实生活的具体交流语境中，民众没有、亦不需要一套内涵精准、畛域分明的文类划分体系，他们常将讲述实践泛称为“瞎话”“日白”“摆龙门阵”，继而凭借感性经验调用叙事资源以完成主体间交流，讲述内容和讲述行为与讲述实践本身所建立的指涉关系是模糊的。而这种模糊性令民众可以将所见、所思、所求悉数诉诸民间文学实践，使其承载审美、娱乐之外的其他功能，由模糊性带来的文类间性恰恰是民间文学强大的包容性与生命力之体现。

通过民族志研究，我们可以在讲述者与语境的密切互动中理解“大故事”讲述实践，洞悉促进文类间性生产的动力因素。过往对“拉家”、“哈巴”等地方文类的考察早已验证了这种研究范式的有效性，它帮助我们跳出僵化的学术文类框架，从主位角度理解地方文类的实践过程与社会意义。但亦需警惕，过度强调学术文类的局限性，固守地方文类，执着于琐细的研究对象与问题，放弃对地方文类体系生成机制与运作规律的深层检讨，将导致研究陷入经验材料的漩涡，牺牲学术对话基础。在缺乏共同学科追求和问题意识的“切蛋糕”式知识生产格局下，这类研究成果更易自闭于“象牙塔”，无法惠及其他学科，甚至令研究日渐边缘化、零碎化、奢侈化，最终无益于学科知识体系建设，或推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并且，如鲍曼所批判的那样，导向民族志方法的地方文类研究通常将地方文类的情境化使用描绘为在文本生产和接受过程中相对稳定、内部一致、相互排斥和定义明确的文类实践过程，忽略意识形态因素对地方文类的影响以及学者整理田野材料时的修饰。这再度令文类研究落入本质主义陷阱，遮蔽了地方文类的动态性与复杂性。

由学术文类与地方文类之间的脱节问题引起的文类争端，事实上是关涉社会科学领域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经典分歧，对客观规律的极端追求或批判都会令相关研究“因为某一方求真性失效而导致对另一方的偏狭，最终受到范式对立的限制而陷入非此即彼的语境中”。然而，借用文类间性视角，可知学术文类与地方文类并非二元对立的对抗关系，它们构成了人类知识生产的双重维度，呈现出深度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学术文类体系的建构深受地方文类实践经验滋养。诸多学术文类名称来源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地方文类赋予学术文类持续调适、完善的不竭动力。受西非约鲁巴人地方文类的启发，威廉·巴斯科姆（William Bascom）将“信实性”（belief）列为界定学术文类的关键标准之一，并提出使用宽泛的集合概念“散体叙事”（prose narratives）来包容文化的异质性，弥合学术文类与地方文类的差距。另一方面，伴随知识的流动传播，地方文类与学术文类的互动频繁发生。现代化背景下的民间文学商业化、媒介化、遗产化浪潮更加速了文类的交融与更新，其中不唯有民间叙事传统内部的互文，还有民众实践向学术文类、遗产项目等权力话语的靠拢。互联网为民众发挥自由意志与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此语境中，“石犀移动致灾”叙事呈现出兼具传说、笑话与谣言的多文类互文性。走马镇民间故事在遗产化与市场化进程中，自觉完成了从“龙门阵”到“走马故事”的文类转换，这种转换不仅发生在文类术语选用层面，也体现在表演形式中，外来的曲艺表演者结合川剧、评书等文类的表演技巧打造出一种新型故事表演样式，备受文化市场欢迎，并引起当地故事家争相效仿。

如前所述，面对“大故事”讲述实践时，偏向客位或主位的文类观念都会受到局限。以文类间性视角关注学术文类与地方文类之间的张力，发现其协调关系与互动模式，可以令学者更加切近民众的生活世界，推动形成动态的文类研究阐释性框架。然而如何将认知革新转化为新的研究范式，还需要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工具与方法。

03

互文性间隙与包容互涉的大故事观

长期以来，民间文学研究者惯于从文本或语境角度展开研究，而对于文本和语境、民间文艺实践与民众生活的关系缺乏关联性思考，因此难以突破繁杂琐细的个案描述，不能为有效理解民众关切的现实问题提供方法指引。为摆脱这种困境，研究者不仅需要摒弃二元对立的刻板思维，充分理解学术文类与地方文类之张力，而且需要具备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式“社会学的想象力”，即拥有在学科理论建构与经验主义研究之间建立互释关联的心智品质，具备建立社会现象间关联机制的联想力和超越传统认知方式的贯通思维能力，以兼顾主位与客位的通达视角，反思并提炼新的理论范式。

《社会学的想象力》，（美）赖特・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以这种“想象力”为指引，当我们面对“实实在在的故事”等具体讲述实践、陷入地方文类与学术文类的关系难题时，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一方面，需要对地方文类具有高度敏感性与洞察力。“实实在在的故事”提示我们，在地方文类所谓模糊性的表象下，潜藏着民众更加细致的文类划分和使用规约，它们和讲述情境与社会语境有着极其微妙的互动关系，且这些认识往往内化于民众的身体经验之中。对于地方文类展现出的文类特征，我们需要借鉴学术文类观念与研究范式作为分析工具和参照对象，通过比照，发现地方文类与学术文类之间的“互文性间隙”（intertextual gap）。互文性间隙由鲍曼和查尔斯·布里格斯（Charles L. Briggs）提出。二人从语言人类学角度出发，关注到“文类的互文性”（Generic Intertextuality）。受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互文性理论启发，他们指出文类的互文性并非特定文本或表演的固有属性，它产生于话语的生成与接受过程中，是诸多语境因素对文本的重新建构。因此，在语境因素影响下，将特定话语与一般的文类模型相匹配必然会产生互文性间隙，而实践者基于不同目的调试互文性间隙的策略选择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历史因素密切相关。互文性间隙对本文而言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作为地方文类超越学术文类的标志，以及汇聚多文类的集散地，互文性间隙可以当作锚点，用于发现民众的文类划分方式、表演法则与内部规约，厘清“大故事”内部诸文类的结构链接与地位关系，并发掘多文类互动与转换的规律。在此过程中，学术文类并非再次沦为分类工具，其意义在于“为创作者的创作提供规范和定位，为受众的接受和解读提供指南和参照”。

另一方面，还需具备突破既有研究范式的批判思维能力与理论创造力，往返于“发现的情境”与“介绍的情境”，力避臃肿浮夸的术语堆砌与理论崇拜，呈现条理化的“清晰地思考”。基于对“大故事”内部文类运作规律的认识，在文类间性网络中建构“大故事观”的弹性研究框架，结合主位与客位、文本与实践角度，在“流动易变的意义”层面把握民众的整体讲述实践。将“大故事”内部文类的互文关联复归于语境中，探究“大故事”的生产机制。过往我们的研究或忽视互文性间隙，做分离式的科学文类体系建构；或放大互文性间隙，做沉浸式的地方实践描摹。大故事观要求我们“进入”互文性间隙，发现学术文类与地方文类的交错联结，抽绎实践者应对、操纵互文性间隙的叙事策略，并剖析产生互文性间隙的深层原因。借鉴表演视角下的文类研究经验，这种规律的探寻不仅需要关注讲述情境中的主体间互动，体察实践者在文类间性实践中表现出的能动性，而且需要将个体讲述与社会公共议题相连，在具体讲述实践、微观讲述情境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反复逡巡中，建构其“真正的相关性”，从而在整体生活世界中理解地方文类的本质，并反哺学术文类体系。

大故事观旨在实现将民间文学研究“还原”于民间，在日常生活中充分理解民众的叙事话语与交流关系，在此过程中，提炼出真正关涉实质问题的研究范式和以现实需求为导向的文类观念。因此，它所关切的问题不再局限于文本的叙事特征、形态结构，而是指向民众如何通过讲述实践认知世界的宏大命题，探索讲述实践如何帮助他们赋予生活意义，在地方与全球、传统与现代等复杂张力之中定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构建话语秩序、理解社会规则或书写文化记忆。以大故事观为先导，深化相关讨论，一方面有助于民间文学学科超越以学术文类划定研究领域与问题意识的狭隘范畴，搭建民间文学整体研究的对话平台，进一步厘清、深化，乃至重新建构中国民间文学现有的概念、范畴、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另一方面，也可推动民间文学逐渐跳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借用科学手段遮蔽社会现实的“社会巫术”陷阱，并以此回应21世纪以来学科内部的新宏大理论生产焦虑。

在这样一种拓宽研究边界的理论建构尝试中，尽管大故事观主张突破僵化的研究框架与思维定式，在更大范围的学科互涉领域开展研究，但突破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令研究落于永久的不确定性或居间状态。我们希望探讨的依然是民间文学在民众生活中的有效性，只是将宏大社会公共议题等更多维度纳入考虑范畴，从而在其构筑的复杂张力中追问：民众如何理解民间文学文类？他们划分文类的依据及文类使用规则是什么？民间文学在现代背景下的再生产是否溢出了民间叙事传统？民间文学对于民众日常生活而言是否仍然具有意义或具有何种意义？以及，民间文学研究者能否通过解答上述问题完成理论范式的自主递进与革新，并向民众充分展现出民间文学学科的人文关怀，提高学术研究成果的社会认同？

04

结语

民间故事、神话和史诗等中国民间文学文类的命名与建构深受西方文类体系影响，然而这种描红式的机械嫁接造成了理论范式与本土实践间的错位。本文关于大故事观的探讨，旨在立足本土文化实践，在文类研究的多元话语场域中，发掘一种既尊重文化主体性、又能为人类理解文化多样性提供认知框架的批判性路径，以重新建构民间文学本体研究，搭建学界对话的知识基础，在更深层次上推进以民众为主体的研究范式转型与民间文学科学革命，进而扩大学科话语的阐释力度，为社会变迁带来的时代命题提供应对之策。而这样宏大的学术命题非一篇论文的体量可以承载，笔者在此只是尝试搭建一个可供讨论的范式雏形，文类与文类之间的结构性关联、文类转换规律等诸多话题将在后续研究中呈现。笔者亦希望能够发挥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共同推进民间文学文类研究。

时值民间文学即将作为独立的二级学科被纳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的重要节点，完善学科知识体系、加强学科独立性建设刻不容缓。文类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论题，更是一种代表学者进行主体间对话之立场选择的伦理实践。中国民间文学若想真正成为反映民众心声的“民间”之学，需要时刻保持警醒，明确“我们在为谁发声”的学科立场，在日常生活实践的变化与学科问题意识间找寻平衡。同时，对于新一代学者而言，需要具备学科建设的自觉和科学革命的勇气，思考“民间文学向何处去”的学科前沿话题。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6年第3期（总第187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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