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主任韩炜,白大褂没脱,百合花往台上一搁,整个人贴上去,脑门抵着冰凉的骨面,肩膀因为激动抖得很厉害,他抱的是他老师张金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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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还放着一块上海牌的旧手表,1956年入党那年买的,戴了整整六十年,老师临终前塞给了他,这一幕旁边没有观众,也没有摄像机,可谁看了这张照片都得鼻子发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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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哲这三个字,搁在中国小儿外科的门槛上,就是开山的人。
1946年他从上海医学院毕业进北大医院外科,那时候国内连个专门给孩子们开刀的科室都没有,孩子们生病了,要么照大人的方子减量凑合,要么干瞪眼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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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娃娃是缩小版的大人吗?器官小一圈,身子骨弱三分,经不起成年人的那套折腾,可当时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和投入都很少,1950年他跟医院软磨硬泡要来五张病床,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专业就这么从五张床起家,五年后北京儿童医院落成,他调过去当外科主任,后来干到了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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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新生儿皮下坏疽在产房里横行,染上基本就是判死刑的,死亡率逼近了百分之百。张金哲琢磨出早切开排脓的路子,可没人敢下第一刀,可偏偏他出生才三天的闺女也中招了,换别人可能就只能认命了,可他抄起手术刀自己上,最终孩子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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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医学报告发了出去,全国的医院都跟着学,死亡率从接近百分之百直接到了百分之五,那一刀救的不只是他自家闺女,是一整代刚落地的娃娃们。
当时,咱们还比较落后,很多医疗器械都没有,怎么办?那就是自己造。每当下班回家后,张金哲在客厅支个小作坊,钳子锯子砂轮摊一桌子,画图纸打磨自己全包了,就这样过了几十年,攒下了五十多样的医疗器械发明改进,治先天性巨结肠的“张氏钳”、防胆道反流的“张氏瓣”、给无肛门患儿用的“张氏膜”,全都写进了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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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国公司揣着钱来买专利的时候,他摆手不卖,图纸上落一行字:“版权无有,欢迎翻印”,这话搁今天在某些人眼里简直不会算账,可那一代人就认这个理。
冷面刀客也有软和的时候,出门诊白大褂胸口缝着“外科张金哲”五个字,怕的是家长眼神不好找不着人,口袋里常年揣糖块和小玩具,小孩一哭先变戏法。听诊前两只手搓热,听诊器在掌心焐一会儿才往孩子胸口放,这些小动作他做了一辈子,一万五千多台小儿阑尾炎手术,三十多年没出过一例意外,九十多岁的时候还每周坚持出诊,而挂号费仅仅收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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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老伴走了,可第二天他照样穿白大褂站讲台,说不能耽误学生上课,2022年12月24号张金哲去世,一百零二岁,临终的时候把后事安排得明明白白:不搞告别仪式,不留墓地,身体交给首都医科大学教学用。他甚至怕学生害怕,特意嘱咐把老花镜放旁边,骨架处理好就立在解剖陈列厅原来的讲台位置,继续“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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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炜在老师走后第三年赶上了老师105周年诞辰,当年手术室里老师扶着他的手腕教打结,写坏的病历红笔一圈圈改,连下刀前脚怎么站都有人替他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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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课本上没有,全靠人贴着人传,韩炜后来也扎进了儿童肿瘤外科,听诊前先搓手,白大褂也缝上名字,带徒弟就是把老师对他做的那些事原样再来一遍。陈列厅的灯天天亮着,每届医学生都会被带到那副骨架跟前摸一摸冰凉的骨节,学生伸手那一摸,比十页讲义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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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副骨架不会说话,可它站在那儿,比任何讲话稿都有分量。
当个好医生,脑子要好,手要稳,心更不能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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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盏灯亮了一百年,往后还得亮下去。
只要还有人愿意把听诊器捂热了再放到孩子胸口上,张金哲就没白来这一
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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