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江西莲花县农村的早春田埂上,甘祖昌脱下布鞋,卷起裤脚,和乡亲们一起下田插秧。很少有人把眼前这个满手泥水的老人,和战场上的开国将军联系起来。可在他看来,军装脱下之后,党员的责任并没有卸下。
甘祖昌1905年出生于江西莲花。1927年参加革命,经历土地革命、长征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随部队进军新疆,担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门的领导职务。后勤工作不在枪林弹雨的最前沿,却关系着部队能不能吃饱、穿暖、及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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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甘祖昌在外出途中发生意外,头部受到重伤。伤势让他难以继续承担原来的工作,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准备安排他休养。新疆军区领导王震、王恩茂都曾劝他留下,等身体恢复后再作打算。
甘祖昌没有接受。他给组织写报告,请求回江西老家当农民。有人觉得,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完全可以留在城里休养,过安稳日子。甘祖昌却说:“共产党员不能只想着享清福。”这句话并不华丽,分量却很重。
报告并没有立即获准。家里人也有顾虑,农村生活辛苦,孩子年幼,妻子还要教书,回去之后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甘祖昌反复说明,自己不是去摆样子,而是要真正参加生产。1957年,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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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莲花后,他没有住进什么特殊房屋,也没有把自己当成被照顾的人。妻子龚全珍在学校任教,家里的农活、孩子的教育,都按普通农户的方式安排。二弟甘森昌夫妇还帮忙照顾孩子,一家人各自出力,日子过得俭朴而忙碌。
甘祖昌对农事并非一开始就样样精通。他曾是指挥员,熟悉地图、部署和后勤,却得重新学习翻土、育秧、施肥。乡亲们教他,他也向乡亲们请教。有意思的是,他很快发现,农村工作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不是没人干活,而是一些脱离实际的规定。
春耕时,公社要求插秧统一按“三寸七寸”或“四寸六寸”的规格进行。大队干部担心这种密度过小,秧苗拥挤,社员们也觉得干活不顺手。甘祖昌听完,没有马上替谁下结论,只问了一句:“田里干活的人,自己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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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很明确。种了一辈子田的社员普遍认为,规定尺寸太窄,脚下难以移动,秧苗也不容易栽稳。甘祖昌便和大队干部一起商量,不能只看纸面数字,还得看土质、水情和当地的种植经验。
一天,他正在田里插秧,背后传来一声训斥:“哪个生产队的?莳田怎么不按格子来?”甘祖昌回过头,见是一名公社干部。那人认出他后,语气立刻变了:“原来是甘将军,刚才多有冒犯。”
甘祖昌没有计较,只指着秧田说:“你给我按这规格莳。”公社干部只好脱鞋下田。没过多久,他便发现脚下转不开,秧苗也栽得歪斜。甘祖昌看着他说:“规定要落到田里,得让庄稼和社员都接受,不能只让干部看着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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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下田,对方亲自体会到其中的不便,答应回去向上级反映。甘祖昌谈的不是个人面子,而是办事情必须调查研究。毛泽东曾讲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对一个长期做基层工作的干部来说,这句话不能只挂在墙上。
甘祖昌对自家孩子也有一套近乎严格的规矩。孩子们上学之外,都要参加劳动,谁干得好,谁就受到表扬;谁偷懒,也要接受批评。衣服破了不能随意丢,一件衣服要尽量多穿几年,兄弟姐妹之间轮流穿,破处由他在灯下补好。
大儿子成家后,家里住房依旧简陋。有人不理解,认为甘祖昌有工资、有功劳,为什么不拿钱给孩子盖新房。他的回答很直接:“国家给我的钱,要用在该用的地方,不能让孩子靠父辈享成。”在他的家中,衣服上的补丁一层压着一层,农具却总被擦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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