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编有余到人满为患——八旗生计问题的三个时间断面

前文提到，康熙二十年广州驻防的基干是就地改编的尚藩旧部。清廷之所以能够从容收编这支武装，而不是将其遣散或北迁，除了三藩善后的政治考量之外，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条件是：当时八旗的人口压力尚未形成后来那种“丁多甲少”的尖锐局面。

但人口尚未膨胀并不等于八旗制度的兵额没有定额。相反定额从一开始就存在。据《大清会典》记载：

凡按丁披甲，國初定，滿洲蒙古壯下，毎二名披甲一副。漢軍壯丁毎五名披甲一副。順治間題准滿洲蒙古毎佐領下，披甲三十四副。漢軍壯丁毎四名披甲一副。康熙十年議定，漢軍佐領下壯丁，多者仍令五名披甲一副，少者照現在數披甲，毎佐領下不得過四十副。二十一年題准漢軍每佐領下，仍四名披甲一副。滿洲蒙古毎佐領，亦不得過四十副。

《大清会典》

“每佐领下不得过四十副”是一个硬性上限。这意味着，即便在人口尚在恢复的康熙朝前期，制度设计者也已经预设了“兵额有限而壮丁有余”的可能性，并预先设定了限制。只不过在这一阶段，由于触及兵额上限无法披甲而成为 sula（闲散）的旗人还不多，sula 尚未成为一个需要皇帝反复筹度的结构性难题。

sula 从个别现象变成结构性群体，发生在康熙中后期。据《圣武记》记载：从顺治朝初年至康熙朝末年，八旗兵额总数一直维持在二十至二十五万人左右，并在康熙朝“定兵額約二十萬”，之后“佐領丁壯虽增而兵額不增"。

《圣武记》

到雍正初年，怡亲王允祥奉在旨核查八旗丁册的密奏中提到：顺治五年八旗丁册载，满洲、蒙古、汉军、台尼堪、满洲蒙古包衣阿哈尼堪共三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一，至康熙六十年，则有六十九万六千六百八十一，共增三十四万九千七百五十，七十余年之间丁数成长一倍。——《历史档案》1988年4期，《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

八旗披甲与壮丁的比例从20万左右披甲对应34万旗人，到20万左右披甲对应近70万旗人。人口翻倍，而兵额数量固定不变，使得越来越多旗人因未能披甲而成为 sula 。于是康熙朝前期还是零星的、可以被收编和安置的个体，到康熙朝后期已经成为一个需要被制度性面对的群体。

而雍正面对康熙朝中后期积累下来的这个结构性群体。他的判断，在《世宗憲皇帝上諭旗務》中写得极为坦率：

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俱係累世効力旧人，承平既久，滿洲戸口滋盛，餘丁繁多或有人丁多之佐領，因户軍馬甲皆有定额，其不得披甲之闲散滿洲，以無錢糧至有窘迫不能養其妻子者。朕每思及此，恻然动念，將如何施恩俾得生計之处，再四籌度，並無長策。欲增编佐領，恐正項米石不敷。朕若不給與錢糧俾為养赡，何以聊生，既不能養其家口，何由造就以成其材。

今將旗下满洲蒙古漢軍內共挑四千八百人為教養兵。訓練藝業，所挑人等，只給三兩錢糧，計四千八百人，一年共需錢糧十七萬二千八百两。每一旗满洲蒙古漢軍共六百名内。蒙古旗下六十名，漢軍旗下八十名，其漢軍之八十名令為步兵，食二兩錢糧。就此錢糧數內通融料理，可以多得四十名兵丁，每一旗著挑取一百二十名，再看来軍器内長枪尤為有用。著满洲蒙古每佐領下挑取护軍四名，馬甲四名，令其學習長槍，漢軍每佐領下挑取馬甲四名，令其學習藤牌挑刀，此四千八百名教養兵，若計佐領挑取，恐其人有多寡不同，應於旗下甲喇內計。其人數挑取如此，則护軍馬甲益得有用之人。而闲散餘丁亦得學習成就矣。至於如何編录教訓管轄之處，八旗都統護軍統領，副都統等公同畫心詳究。務期永遠可行，定議具奏特諭。

《世宗憲皇帝上諭旗務議覆卷二》

雍正的“并无长策”不是谦辞。它指向的是一个具体的制度死结：最直接的出路——扩大兵额、增编佐领——被“恐正項米石不敷”堵死。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救济性的路线：设立教养兵（养育兵）。但仅有四千八百个的教养兵额，相对于近七十万丁的基数，覆盖面极其有限。三两、二两是半饷，远低于正式马甲。教养兵的功能，是在不改变兵额天花板的前提下，用有限的财政资源把最窘迫的那部分闲散“养起来”，而不是把他们转化为新的兵额。

也正是在雍正朝，两个后来反复被引用的观察出现了。工部侍郎尹泰奏称：因披甲缺少，丁多，虽壮丁亦不能得食钱粮。迫于生计，四处耕作，以为糊口……既不会弓马骑射，亦不知道德体统。而内阁侍读学士布展的奏折则指出：闲散幼丁至二、三十岁，而未得披甲。

两位大臣的奏折共同指出了由于兵额固定而壮丁渐多，不少 sula 逐渐主动或被动地脱离壮丁披甲当兵这一主业，或迫于生计以各种方式谋生，或因等兵额不成而逐渐老去。而雍正朝的这种“机会匮乏”，正在缓慢地侵蚀未来合格兵源的基础。造成乾隆朝后期八旗人口翻倍但合格兵源枯竭的情况。

乾隆继位后上述的困境并未缓解，而他为该问题开出的新药方展示在乾隆朝初年的上谕之中：

乾隆六年

令八旗編審各佐領下已成丁及未成丁巳食餉之人，皆造入丁册，分别正身開户。户下於各名下開寫三代履歷。其户下人祖父或係契買，或係盛京帶來，或係帶地投充，分别注明，正户之子弟，均作正身分造。

乾隆七年（1742年）四月壬寅

籌漢軍歸籍移居諭。八旗漢軍，自從龍定鼎以來，國家休養生息，户口日繁。其出仕當差者，原有俸祿錢糧足資養赡。弟闲散人多，生計未免窘迫。又因限於成例，外任人員既不能置產另居。而闲散之人，外省即有親友可依，及手藝工作，可以別出營生者，皆為定例所拘不得前往，以致袖手坐食困守一隅，深堪轸念。

朕思漢軍，其初本係漢人。有從龍入關者，有定鼎後投誠入旗者，亦有緣罪入旗，與夫三藩户下歸入者，内務府王公包衣撥出者，以及召募之礮手，過繼之異姓，并隨母因親等類。先後歸旗情節不一。其中惟從龍人員子孫，皆係舊有功勋，歷世既久，自無庸另議更張，其餘各項人等，或有庐墓産業在本籍者，或有族黨姻属在他省者，朕意欲稍為變通，以廣其謀生之路。如有願改歸原籍者，准其與該處民人，一例編入保甲。有不願改入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里遠近，准其前往入籍居住。此內如有世职，仍許其帶往，一體承戴。其有原籍並無倚赖，外省亦難寄居，不願出旗，仍舊當差者聽之。所有願改歸民籍，與願移居外省者，無論京外官兵闲散，俱限一年內具呈本管官查奏。如此屏當，原為漢軍人等，生齒日多，籌久遠安全计，出自特恩，後不為例。

此朕格外施仁，原情體恤之意，並非逐伊等使之出旗為民，亦非為國家糧餉有所不給，可令八旗漢軍都統等詳悉曉諭。仍詢問伊等有無情願之處，具摺奏聞。

《清乾隆实录》卷之一百六十四

乾隆七年的上谕中，先点出了汉军生计窘迫的两个原因：一是“户口日繁”，闲散人口膨胀；二是“限于成例”，旗人被禁止外出谋生。汉军的困境，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有能力却被制度锁住”。上谕接着交代了汉军的来源，并划出了一条关键界限：“從龍人員子孫”不动，其余的“稍为变通”——这是乾隆朝处理人口问题的第一原则：按来源分层，区别对待。上谕最后给出了乾隆当时对此问题的处理方法：准予部分汉军自愿出旗为民，脱离体制，自谋营生。

这道上谕奠定了此后十余年处理人口问题的基调，当时该政策还停留在京旗汉军的层面，尚未触及各省驻防。而到了乾隆十九年，政策进一步推广到各省驻防，而其试点城市，便是福州。

乾隆十九年的福州是如何为乾隆朝处理人口问题设计出第一套操作模板。请看下一篇，福州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