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局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我穿着白衬衫站到下午3点33分,手机响了。他发来一条语音,背景音里有女人哭,他说:“小雅那边出了点事,你再等我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我没回,把手机揣回兜里,手心全是汗。那天是我们第三次约好去领证,第三次。
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去年九月,他表弟结婚要他去当伴郎,他说推迟一周。第二次是今年三月,他公司临时审计,他说往后挪半个月。这一次,他说小雅失恋了,要跳楼,他得先去劝。
小雅是他女闺蜜,认识十二年,比我早八年。
我站在那棵槐树底下,看着对面早餐铺的老板把卷帘门拉下来,又看着隔壁药房的小护士出来倒垃圾。3点33分,太阳偏西,我的白衬衫贴在背上,湿了一片。我给他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我拦了一辆出租车。
上车的时候司机问我去哪,我说了个小区名字,他应了一声,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我脸上的妆花了。那天我化了四十分钟的妆,粉底液是新的,三十七块钱一管的,在超市货架最下面那一层拿的。
到家我拉开行李箱,那个二十六寸的灰箱子是我妈去年来住的时候留下的,底下还压着一张超市小票。我把被子往箱子里塞,塞到一半觉得不对,又把被子拽出来。往箱子里放了三件短袖、两条裤子、一个洗漱包、充电器。别的没带,衣柜里那些裙子大半是他挑的,我不想要了。
厨房灶台上还温着一锅小米粥,是我早上五点半起来熬的。领证前我想让他胃里暖和点,他胃不好,吃凉的会反酸。那锅粥到晚上起了厚厚一层皮,我出门的时候没关火,后来是房东去关的。
房东后来跟我说,锅底烧穿了,锅扔了,灶台熏黑一块,押金里扣了两百。
我去机场的路上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没提领证的事,只说公司有个外派的机会,去新加坡,两年,我想去。我妈在电话那头愣了几秒,说你自己拿主意。她不知道那天我本该在民政局拍结婚照。
飞到新加坡是凌晨一点多,樟宜机场的冷气开得足,我坐在到达大厅的塑料椅子上,把手机开了机。十七个未接来电,全是他。还有三条消息,第一条说“你别闹”,第二条说“小雅她妈也来了,我真走不开”,第三条说“你回个话行不行”。
我没回。
那一晚我住在机场附近一家小旅馆,八十一新币,房间小得转不开身,窗户外面是一堵墙。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形状像一只鸡腿。我想笑,没笑出来。
前三个月我没找正式工作,在一家食阁端盘子,一小时十一块新币。收工的时候脚肿得穿不进鞋,我得坐在后巷的台阶上把鞋脱了,光脚走回住处。那条后巷有股馊水味,每天下午四点准时飘出来。我端着托盘在档口之间穿梭,认识了一个叫陈姐的,福建人,四十七岁,嫁过来十九年,老公跑船,一年在家两个月。
陈姐问我怎么一个人跑这么远。我说来找工作。她说你骗鬼,你这种眼神的女人我见多了,都是被人伤过的。我没接话,给她多打了一勺咖喱汁。
陈姐后来跟我讲她自己的事。她当年在老家有个谈了两年的对象,彩礼都谈好了,八万八。过礼那天男方他妈临时改口说给六万六,理由是“肚子里有没有货还不一定”。陈姐她爸当场把茶碗摔了。陈姐第二天就跟着同乡来了新加坡,在制衣厂踩了八年缝纫机。她老公是她第三年认识的,媒人介绍的,见了两面就登记了。
“你问他对我好不好?”陈姐一边擦桌子一边说,“好不好有什么用,能过日子就行了。我那个前对象后来娶了个小学老师,生了两个儿子,前年同学会我见着他了,胖得跟猪一样,头发也没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就是觉得,幸好。”
她没说幸好什么。
在新加坡第二年,我换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做文员,办公室里有冷气,坐那种蓝色隔板的格子间。同事里有个叫阿良的,马来西亚人,说话慢吞吞的,每天早上给我带一杯kopi,两块钱那种。他追我追了八个月,送过我一双拖鞋,因为他看见我穿的那双底磨平了。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我说我不结婚。他说我也不结婚,我们就这样处着行不行。
阿良后来成了我男朋友。他不问我以前的事,我也不问他的。我们周末去东海岸骑车,骑到樟宜机场跑道尽头看飞机起落,他指着那些起飞的飞机说,你看,一架飞机上有三百个人,三百个人里有三百种日子。我说你哪来这么多废话。
跟他在一起第二年,我过年没回国。我妈在视频里念叨,说隔壁你张姨家闺女今年又没回来,她妈一个人包的饺子冻了一冰箱。我说妈你直说想我了行不行。我妈说我才不想你,我就是觉得那饺子扔了可惜。
那年腊月二十九,陈姐叫我去她家吃饭,做了福建炒面、五香卷、一锅肉骨茶。她老公跑船回来了,黑得像块炭,坐桌上闷头吃,吃到一半忽然说:“你那个对象,对你好不好?”陈姐拿筷子敲他手背:“吃你的饭。”
她老公嘿嘿笑了一声,又低头吃。
那顿饭吃到一半,陈姐接了个电话,脸色变了。挂了电话跟我说,老家来消息,她前头那个对象,肝癌,查出来三个月,人没了。四十六岁。
陈姐把电话搁桌上,继续吃面。吃到第三口,眼泪掉进碗里,她拿手背一抹,说:“这面太咸了。”
她老公没抬头,把自己碗里那块排骨夹到她碗里,说:“你吃。”
陈姐把排骨吃了。
我回国是第五年的事。我妈膝盖不行了,要做手术,我请了长假回来的。阿良送我到机场,说办完事早点回来,我说好。他塞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包白咖啡,一包肉骨茶料包,还有一双新拖鞋。他说你妈要是骂你,你就拿拖鞋打自己,说是我送的。
我没拿拖鞋打自己,我把拖鞋放在了行李箱最上面。
我妈手术那几天,我在医院陪床。同一间病房里有个老太太,九十二岁,摔了胯骨,四个儿女轮班来伺候。大女儿连着来了四天,第五天没来,换儿子来。儿子来了就坐在床尾刷手机,老太太喊渴,他头也不抬地说等会儿。
老太太后来不喊了,自己够床头柜上的水杯,够不着,杯把磕在柜沿上,洒了一床。护士进来换床单,说家属帮帮忙抬一下人。儿子放下手机过来,抬完又坐回去。
半夜老太太小声喊疼,儿子睡着了,打呼噜。我起来给她倒了杯温水,她接过去,手抖得厉害,说:“我那个大闺女,昨天跟她弟媳妇吵了一架,为谁多出了两千块住院费。”
我没接话。
老太太说:“我听见了。我耳朵不聋,就是不想睁眼。”
第二天大女儿来了,拎了一兜子苹果,坐在床边削了一个,切了小块喂老太太。老太太吃了三块,说饱了。大女儿把剩下的放在床头柜上,那半个苹果一下午没人动,氧化成了褐色。
我妈出院那天,我在医院门口碰见一个人。他来接他爸出院,推着轮椅,轮椅上坐个老头,鼻子里插着管。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我一眼。
是小雅的丈夫。
对,小雅后来结婚了。我出国第三年,听原先的同事说的,小雅嫁了个做建材的,比她大九岁,婚礼在城东办的,摆了三十桌。同事还说,我走了以后,他找过我半年,到处打听我去了哪。后来不找了,跟小雅走得近了,但没成。小雅她妈不同意,说他“命里带不稳”。
小雅自己找的那个建材老板,听说对她挺好,就是爱喝酒,喝多了就哭,哭了就给她前女友打电话。
这些事都是我回国前就攒在耳朵里的,像兜里揣着一把碎石子,硌得慌,但也懒得掏。
医院门口碰见那天,小雅丈夫冲我点了下头,我也点了下头,谁也没说话。他推着老头往停车场走,轮椅轱辘卡在减速带上,他撅着屁股使劲推了一下才过去。
我爸来接我妈,开的还是那辆银色面包车,副驾驶的门得使劲摔才能关上。我妈坐上去,说这车颠得她刀口疼。我爸说那你下去走。我妈说我不走,我花钱了。
他俩吵了半辈子,我也听了半辈子。
回家路上我妈忽然说:“那个人,前年他妈没了,你知道不?”
我说哪个。我妈说就那个,跟你领证那个。他妈查出病来是冬天,过了年春天没的。他一个人操办的,妹妹嫁得远没回来。出殡那天飘小雨,来的人不多,一桌酒席都没坐满。
我妈说完看了我一眼,我没吭声。
晚上我躺在我那间小屋里,窗帘还是我走之前那条,花色洗淡了,底边脱了线。我翻手机翻到凌晨一点,从黑名单里把他的号码翻出来。头像换了,是一盆绿萝。朋友圈只显示三天,什么都没有。
我把手机扣在枕头边上,盯着天花板。那个鸡腿形状的水渍早就不在了,这间屋的天花板干干净净,是我妈前年找人重新刷的。
第五天我去社区医院给我妈拿药,在走廊里迎面撞上一个人。他瘦了一圈,头发剃短了,两鬓白了不少。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头是两盒降压药。
他看见我,站住了。
走廊里那种日光灯嗡嗡响,叫号机在报“请36号到2诊室”。他张了张嘴,第一句话是:“你妈好点没?”
第二句话是:“小雅去年离了。”
第三句话他没说出来。他往旁边让了让,给我让出半米宽的路。
我从他身边走过去,闻见他身上那股味道,还是以前那种洗衣液的味儿,但底下多了一层烟味。他以前不抽烟。
拿完药我没原路返回,从后门绕的。后门那截路没铺沥青,碎石子硌脚,我走得很慢。
后来我听说,他妈病那阵子,是小雅天天去送饭,送了两个月。他妹妹在外地回不来,小雅替了妹妹的班。他妈走的时候拉着小雅的手说,你比他那个对象强。这话是他二姨传出来的,二姨那人嘴碎,真假不知道。
还听说,他后来去找过小雅,说要不咱俩凑合过吧。小雅说不行,你心里那口气没散,我不当替身。
这话是小雅自己跟我原先那个同事说的,同事又转述给我听。我听完把手机搁在砧板上,继续切土豆丝。土豆丝切得粗细不匀,下锅一炒断了半锅。
阿良在我回国第三周飞过来了,说是年假,其实我知道他是来看我妈的。他拎了一箱马来西亚白咖啡,我妈喝了一口说苦,兑了三勺糖。阿良坐小板凳上给我妈削苹果,我妈问他一个月挣多少,他说够花。我妈问够花是多少,他说反正饿不着。
我妈转头跟我说:“这孩子比上一个实在。”
阿良没听懂,冲我妈笑。
回新加坡前一晚,我把那锅没用完的肉骨茶料包塞进了行李箱,跟那双旧拖鞋放在一层。拖鞋的底子我穿得有点歪了,走起路来往一边撇。
我妈在门口送我,忽然说:“你要是当初忍一忍,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
我说:“妈。”
我妈摆摆手:“我不说了。你自己选的,你别后悔就行。”
我说我不后悔。
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声音很大,像是说给楼道里那盏声控灯听的。
其实我不知道。
那天从社区医院后门绕出来的时候,我兜里揣着我妈的降压药,药盒上贴着标签,写着“每日一次,每次一片”。我走出老远,回头看了一眼医院后门那个铁栅栏,他站在栅栏里面,拎着塑料袋,没动。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那天3点33分他发那条语音的时候,我要是回一句“你看着办”,或者干脆关机走人,后面这五年是不是就都不一样了。
他到底算不算把我扔在了民政局门口?还是说,我本来就没给他留出说“不”的余地。
我自己也说不清。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说不上坏,就是永远在赶另一场局?换作是你,那天下午三点三十三分,你会等他那个“一个小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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