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历史课本里的慈禧太后,总是和顽固守旧绑定,反对戊戌变法、利用义和团、向十一国宣战,仿佛是个天生仇视一切洋物的老顽固。
但课本不会告诉你,庚子事变回銮之后,恰恰是慈禧本人,主动把西餐引入了清宫,用一场场西式宴会打破外交孤立,硬生生打开了《辛丑条约》之后晚清的外交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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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彻底跌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更棘手的是外交上的孤立:庚子年间慈禧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杀了外国公使,招来了八国联军;各国对慈禧本人充满敌意,甚至一度将她列入“祸首”名单,要求惩办。回銮北京之后,如何修复和各国的关系,成了慈禧必须解决的头号难题。
靠传统的朝贡礼仪肯定不行了。西方外交讲究平等交往,讲究宴会、舞会、茶会这些社交场合的沟通。过去清政府和外国打交道,都是官员出面,宫廷从不直接接触外臣女眷;但要改善关系,就必须打破这个规矩,用西方人的方式,释放友好信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慈禧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亲自接见各国公使及夫人。
这是清朝历史上,皇太后第一次在宫廷正式接见外国女眷,也是第一次采用西式礼仪举办宫廷宴会。很快,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就回请清宫女眷到美国公使馆做客。康格夫人后来在《北京信札》里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场景:餐厅里摆着长餐桌,装饰着鲜花;菜单是特意选的嫔妃、格格们喜欢的红色,名牌也写着红色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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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1903年4月,慈禧在颐和园接见各国公使夫人时,特意命人将桌上传统的印花棉布,换成了西方人习惯的白色桌布;餐点中西兼备,摆上了刀叉等西式餐具;管乐队甚至演奏起了西洋音乐。到了万寿节这样最重要的宫廷节日,清廷也直接选择在西式餐厅里设宴,款待各国驻华使节和武官。
曾经最恨“洋玩意儿”的慈禧,就这样把西餐、西式宴会,搬进了大清的皇宫里。
宫廷一带动,京城立刻跟风。晚清的北京官场,宴请风气为之一变。当时人记载:“向日请客,大都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馆。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
六国饭店是清末北京最有名的西式饭店,位于东交民巷使馆区附近,本来是外国人聚会的场所;到了光绪末年,京城官员请客谈事,都以去六国饭店吃西餐为体面。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各级官员都把吃西餐、懂西餐礼仪,当成了外交官的基本素养。
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了末代皇帝溥仪。溥仪可以说是西餐的“忠实粉丝”:宫里专门设立了做西餐的“番菜房”,配备了刘广荣、李金泉等四名“番菜”厨师;后来还特意下旨,让跟着老师庄士敦来中国的洋厨进宫掌勺。溥仪几乎顿顿吃西餐,只偶尔吃一次中餐调剂;为了配合做西餐,宫里一次性添置了银质刀、叉、勺各20把,咖啡壶3把,银盘、银碗各20件,甚至专门准备了2个冰淇淋桶,满足夏天吃冰淇淋的需求。景德镇还专门为他烧制了一套白地紫龙纹饰的西餐套具,汤盆、大小盘碗一共40多件,一应俱全。
1922年溥仪大婚,更是把西餐外交玩出了新高度。大婚第二天,他携婉容举办了针对外国友人的西式酒会,邀请了200多位在京外国人。宴会完全按西方规则:男女同席,不按等级排位;溥仪本人不穿龙袍、不坐龙椅,用英语向来宾致辞,举起香槟邀请大家共饮。这场宴会虽然是非正式的外交活动,却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新的民国时代,清室依然愿意用西方的方式和世界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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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慈禧顽固,说她仇视一切洋物。可看这段历史就会明白,慈禧从来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一切都围绕着权力和统治。
义和团时期,她利用义和团打洋人,是为了维护权力;庚子回銮后,她主动引入西餐、举办西式宴会,也是为了维护统治——用西方人的社交方式,改善国家形象,缓和外交关系,挽救大清的统治危机。
她不是痛恨洋玩意儿,她只是分得很清楚,哪些是工具,哪些是威胁。西餐也好,洋枪也罢,只要能巩固统治,她都可以拿过来用。小小的餐桌,从来都是政治的延伸;吃什么、怎么吃,从来都不只是口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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