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件事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常常不是它发生了，而是它差一点发生。差的那一点，有时是一通电话，有时是一笔怎么算都不划算的账。
那年秋天，南京丢了，上海也丢了，国民政府一路往南往西退。年初他就下野回了溪口，总统的位子交给李宗仁，可残局还得他出面收拾。几个月里他在重庆、广州、台湾之间来回飞，一个月有半个月在天上。8月，美国那份对华白皮书一公布，等于当众把失败的责任推给蒋介石集团，援助也停了。想在陆地上再打一场会战翻盘，他已经没这个本钱，剩下的牌里，能拿得出手的只有空军。
所以北平要开大会的消息传到广州，他起了这个念头，不算意外。他住在东山梅花村陈济棠的公馆里。那天一早，广播里播出一条公告：典礼在下午三点，天安门广场。这条消息此前一直是绝密，典礼前五个钟头才对外播。
电话是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打来的，一个早上来了四趟。前几趟他都说再等等，最后一趟，他说任务取消。对面还想争，说准备得充分，他第二遍重复那四个字，然后放下话筒。
这段对话流传很广，我核对过几个版本，措辞并不一致，也没有档案能坐实。得说清楚：计划是有的，具体怎么谈的，多少掺了后人的笔。但有一个细节不必怀疑，为什么非得下午三点。
国民党能用的轰炸机是B-24，基地在舟山。舟山到北京一千二百多公里，飞机时速四百八十公里上下，最大航程三千三百公里出头。上午起飞，三个钟头到场，弹扔完天还亮着，回得去；下午起飞，油够飞过来，回去就是夜航，而B-24的夜航能力很差。
大典放在下午三点，是聂荣臻提出来的；公告压到最后才播，也是这个道理。这里没什么高深谋略，无非是把对方那点油量算清楚了。
北平这边也没坐着等。那会儿没有雷达，看天靠人眼。徐州云龙山上的通讯站，连着海州、响水口、睢宁、徐州、商丘五个防空站，南北两面盯，十分钟报一次。受阅的飞机里有四架带弹，两架P-51，两架蚊式，每架机枪配一千八百发子弹，真来了就在天安门上空打。方案里还写着，城楼上的领导人先下门洞，广场上群众就地卧倒，高炮对空开火。下午太阳偏西，敌机从东边来，正对着光。
这份紧张不是凭空来的。那年5月4日，国民党飞机从青岛起飞炸过南苑机场，炸毁停在那里的四架飞机，烧了一百九十多间房，死伤二十多人。这几个数字不同材料略有出入，可机场挨炸这件事，北平人记得清楚。
再往深一层，这笔账根本不合算。天安门和故宫连在一块，炸弹落下去，毁的不只是一个广场。烧阿房宫的是项羽，烧圆明园的是英法联军，这两个名字在中国人心里是什么分量，他自己清楚。军事上炸完换不回什么，政治上又站不住脚。国民党那边后来写这段，也承认顾虑主要在这儿。
可他并没有真的收手。明面上的飞机撤了，暗地里的刀子还攥着。
9月中旬，一个叫王以才的特务在天安门附近转了好几天，画周边地图，打算炸领导人的车队，被巡逻的战士按住。9月24日，有人挑两筐菜到亚洲饭店门口扮菜农，抬手擦汗时露出胳膊，白净得不像干粗活的，一查，是保密局派来带炸药的特务。再早一点，中统的赵冰谷从重庆绕香港、上海一路进京，借跟李济深、张澜的旧交情往政协里钻，9月20日落网，行李里搜出证件和电台密码。
最险的一件在9月30日。战士在城楼铺的苇席底下扫出一个炸药包。第二天就是大典。
这些案子破的时候一声没吭。到10月1日黄昏，广播才一条一条播出来。广州那栋公馆里，收音机把话传过去，他听完站起来拍桌子，骂了句“一群废物”。
那年他六十出头。城楼上那个人五十五，旁边那个五十一。这个对比，不用谁提醒。
10月初他飞了一趟台湾，没多久又回到大陆，重庆、成都，西南的局面一天比一天糟。12月10日，成都凤凰山机场，飞机升空，这一次没再回来。
拦下那几架轰炸机的，从来不是一句“任务取消”。
如果那天命令真发出去，历史会不一样吗？我看未必。城楼可以重修，广场可以重铺，一个政权站不站得住，从来不看别人少扔了几颗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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