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北京,一名叫高伟涛的男子带着仅剩的500元钱离开了生活20多年的河北文安县。他没有明确目的地,也说不清亲生父母的姓名和住址,只知道自己必须走出去,去寻找那个早已模糊的家。
这次离开,并不是一时冲动。多年以前,他曾反复尝试逃走,却一次次被带回。真正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养父母对两个“儿子”截然不同的态度,以及那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
高伟涛后来回忆,1992年10月初,他大约三四岁,常在家门附近和同伴玩耍。那天,孩子们陆续被家人叫回,他独自留在门口。一个穿红衣的中年女子走近后,先与他攀谈,随后提出带他去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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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忆并不完整。按照他的自述,女子曾从包里拿出一瓶饮料,他喝下几口后便感到困倦,之后发生的事情完全想不起来。多年以后,他在接受心理辅导时,才断断续续回忆起红砖墙、铁门、石狮子和大片山楂树。
这些片段像是被打散的纸片,无法直接拼出故乡的全貌,却不断提醒他:自己并非从河北长大,也不是养父母口中的弃儿。
醒来时,他已经身处陌生家庭。河北文安的一对夫妇此前有三个女儿,为了得到一个男孩,花钱将他带回家。原来的姓名被替换,出生日期也被登记为1989年10月8日。一个幼小的孩子,就这样被迫接受了新的身份。
他起初不肯叫人,哭着要找爸爸妈妈。养母会哄劝,养父却常用皮带和木棍让他改口。每天醒来后,他还要背诵新名字和住址,背错便挨骂,严重时遭到殴打。
孩子终于沉默下来,却不等于忘记。高伟涛后来多次想逃出村子,但每一次都被追回。对他而言,那座村庄既是居住地,也是无法摆脱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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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家里又来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同样没有血缘关系,却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两人待遇明显不同,高伟涛承担了更多家务和农活,也逐渐成为家里不被重视的那一个。
十岁以后,他常年干活,生病时很少得到正规诊治。初中没有读完,2004年左右,他被安排到北京打工。表面上是外出挣钱,实际上行动和花销都受到约束,身边还有家人陪同看管。
他每月挣到的钱,大部分要交回家中,日常花几元钱也得记账。过年回家时,还要当众说明每一笔开支。那种生活不像一个已经成年的劳动者,更像是被严密盘问的人。
18岁左右,养父母又替他安排婚事,希望婚姻和孩子能让他彻底留在河北。高伟涛没有因此放弃寻找亲生父母,只是把这份念头藏得更深。妻子与他没有感情基础,两人后来仍尽力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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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节前后,因回娘家日期和弟弟出车祸等事情,家庭矛盾集中爆发。养父把责任归到他身上,还要求他承担弟弟的治疗费用。北京求医期间,养父曾表示不惜代价救治小儿子。
这句话让高伟涛彻底寒心。他意识到,在这个家庭里,自己始终只是被买来的劳动力。于是,他带着500元离开,先后到四川、浙江等地打工,一边谋生,一边寻找线索。
他制作过寻亲卡片,也向各地求助,还尝试通过亲缘鉴定寻找家人。一次在山西,他遇到一对曾经失去儿子的夫妇,年龄、外貌和身体特征都有相似之处。女方见到他后失声痛哭,可鉴定结果最终排除了亲子关系。
类似的失望,他经历过不止一次。有人劝他:“别灰心,慢慢找,总会有消息。”这句话很普通,却成了他继续寻找的支撑。每接触一个失去孩子的家庭,他都会想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也许他们同样寻找了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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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在志愿者和记者陪同下,高伟涛回到文安,想取回身份证和童年照片。养母见到他后张罗做饭,养父却怒气冲冲地说:“养条狗都有感情,你说走就走,还回来干什么?”
高伟涛没有争辩,只是跪在地上,取回身份证和照片。那些照片或许是连接过去的少数凭据。临走时,养母追到门口哭泣,而他最终还是离开了这座生活多年的院子。
后来,他又想起一些零散信息:故乡可能有山楂树,家中或许还有一个兄弟姐妹,日常常吃馒头和稀饭,记忆里的乡音像是“要不要得”“晓不晓得”。养父曾提到,带他来的女子可能来自山西,但这条线索始终无法得到确认。
二十多年过去,那个孩子仍没有找到亲生父母。姓名、出生日期和户籍都曾被改动,留下的只有几段模糊记忆,以及一张等待核实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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