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上大学还有什么意义呢？邻居的女儿师范毕业 去年考上了教师编

上大学还有什么意义？隔壁姑娘师范毕业，去年考上了教师编

我叫周敏，三十六岁，本科毕业十二年，现在在一家做本地生活的小公司写文案、管账号，一个月到手六千二，单休。

我妈住城东的老小区，六层没电梯，她住四楼。对门是王阿姨，两家门对门三十年了，谁家炒的什么菜，隔着防盗门都闻得出来。

王阿姨的女儿叫王雨桐，比我小八岁。我上大学那年，她刚上小学五年级，扎两个小辫，蹲在楼道口看我爸把我的蛇皮袋往楼下扛。

去年八月，雨桐考上了教师编，分在城郊一所小学，教一年级语文。

消息是王阿姨用一张嘴传遍整栋楼的。我妈给我打电话，语气像念判决书：“人家雨桐上岸了，正式的，铁饭碗，五险一金，还有寒暑假。”

我“嗯”了一声，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接着改一家火锅店的推文。

上上个星期天，我带果果回我妈那儿吃饭。刚上到三楼，就听见王阿姨在楼道里说话，声音亮得很，说她女儿周末回来，她一早就去菜场挑了肋排，要炖汤。

我妈站在门口笑，一直笑到王阿姨下楼。

门一关，她的脸就落下来了。

她一边择菜一边说：“你说，现在上大学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说，妈，菜叶子别掐那么狠。

她不听，继续往下说。说雨桐读的那个师范就是个普通二本，当年分数还没我高；说她家从来没请过一对一；说人家现在一个月七千多，还有公积金。说完她抬眼看我，那一眼我懂，是心疼我，也是怨我。

我洗碗的时候把水开得很大。

我爸走的那年，我二十九。胃癌，从查出来到走，七个月。走之前他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爸没本事，没给你攒下什么”。我一直记得他那双手，指节又粗又肿，在工地上搬了半辈子砖。

二〇〇九年秋天，他送我去省城上大学，硬座，一夜没睡。到了学校，他把蛇皮袋往宿舍地上一放，站在窗边看了很久的操场，说，这地方好，你好好念。

那年学费四千八，住宿费八百。我妈卖了半年菜，我爸在工地上加了三个月的班。

我读的是汉语言文学。那四年我确实读了不少书，《平凡的世界》翻得书脊开了线，《红楼梦》看了三遍，还在图书馆的窗边写过几篇现在不敢拿出来看的散文。

那时候我真的以为，我的人生会跟他们的不一样。

毕业那年是二〇一三年。我投了八十多份简历。

去面试过一家出版社，人家要硕士；去考过公务员，报的岗位四百多人抢一个；最后进了一家做中小学辅导的机构，教初中语文，一个月四千，没有公积金。

我在那儿干了三年，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拿一万二。二〇二一年“双减”下来，机构散了，我抱着一个装满教案的纸箱子回家，站在马路牙子上等红灯，忽然不知道往哪儿走。

后来去房产公司写楼盘软文，写了两年，开发商资金链断了，工资拖了三个月，我带着一沓欠条去劳动仲裁。

再后来去母婴电商做内容，二〇二二年冬天整个部门被砍掉，HR把我叫进小会议室，说“公司也很艰难”，赔偿按最低标准给。

那年果果才四岁。我抱着她在阳台上看雪，她问我妈妈你为什么哭，我说妈妈眼睛进东西了。

现在这家公司一共五个人，老板比我小两岁，开会的时候喜欢说“大家要有创业心态”。上个月他在群里发了一句“最近大环境不好”，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半宿。

老陈开网约车，好的时候一个月七八千，不好的时候连租车钱都够呛。他回来身上有一股座椅皮革和烟混在一起的味道。

我们俩加起来一万三左右，房贷三千八，果果的钢琴课一个月六百，我妈的降压药一个月两百多。我不太敢算。

去年，我做了一件一直没跟人讲过的事。

我报名考了事业单位。街道的一个综合岗，专业不限，三十五周岁以下。那是我最后一年能考。

我白天上班，晚上等果果睡了，在餐桌上刷题。老陈把车里的音乐关了，说怕吵我。我做了三本笔记，申论写了四十多篇。

成绩出来那天，我在卫生间里，手机屏幕在水汽里亮着。笔试差了四点五分。

第八名，招两个。

我在马桶盖上坐了很久。老陈在外面敲门，问，好了没。

我说，好了。

那晚我把三本笔记塞进了衣柜最上层，再没拿出来。

雨桐考上之前，我不知道她还考过三年。

上个礼拜她来敲我家的门，说敏姐，能不能帮我看看，学校让我写个什么“身边的好老师”的稿子，要交到区里去，我憋了三天就憋出六百字。

我让她进来坐。她瘦了一圈，眼下有一层青。

她在沙发上抱着果果的抱枕，忽然说：“姐，其实我考了三年。”

第一年差八分，第二年差两分。第二年成绩出来她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哭到凌晨三点，第二天照常去私立学校代课，一节课八十分钟，站得脚底板疼。

她说她那三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手机里所有娱乐软件都卸了，冬天五点半起来背书，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她妈到现在都不知道她哭过。

我说，你妈天天在楼下夸你。

她笑了一下，说，我妈只知道我考上了。

然后她问我：“姐，你当年在大学是不是特别会写东西？我看过你以前发的朋友圈，写得真好。”

我愣了一下。

我说，会写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

她说：“能啊。我们学校公众号一年到头没人愿意弄，都是教导处主任硬着头皮写，写得跟通知一样。姐，你要不要来试试？我们那儿在招一个宣传干事，合同制的，四千五，五险，双休。”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四千五。比现在少一千七。合同制，没有编制，跟雨桐她们不是一回事。

可是双休。寒暑假能轮休。学校离我妈那儿两站路。

第二个星期，果果在学校发烧到三十九度，老师打电话让我去接。我那天正在给客户改第三版方案，主管站在我身后，说这个今天必须出。

我说我女儿发烧了，我得走。

他说，谁家没点事。

我抱着果果在儿童医院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她烧得迷迷糊糊，趴在我肩上说妈妈我难受。我一只手托着她，一只手在手机上一行一行地改方案。

那天晚上我把简历重新做了一遍。

面试在学校的会议室。校长五十来岁，头发白了一半，翻着我的简历问，你三十多了，为什么愿意来干这个？

我说，我想要双休。

他笑了，说，实话。

后来他收住笑，说了一句我没想到的话：“我们这儿留不住人。年轻人干半年就走。你能写，能待得住，我就知足了。”

我出来的时候在操场边站了一会儿。正是课间，一群小孩从教学楼里涌出来，红领巾在风里飘。有个老师弯着腰，在给一个小男孩系鞋带。

我想起果果的班主任。那个人每天在群里发照片，谁吃饭慢、谁上课走神都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果果忘带作业本，她在校门口等了二十分钟，把本子递给我，说，别骂孩子。

我给老陈打电话，说，我想去。

老陈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说，去吧。你这半年，天天半夜三点睁着眼。

我说，工资少一千七。

他说，少就少。你上次给果果讲绘本，讲着讲着自己睡着了，我心里难受。

我给我妈打电话，说，妈，我下个月去学校上班。

她第一句是：“有编吗？”

我说，没有，合同制。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她说，那你还不如现在。

我说，妈，我有双休。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那你中午回来吃饭吧，我给你留门。

报到那天是十一月二号，星期一。

我提前半小时到的。校门口有个卖豆浆的摊子，热气把玻璃罩住了一层白。我正低头掏零钱，有人在背后拍我。

是雨桐。她穿着羽绒服，手里两个包子，把一个热豆浆塞到我手里。

她说：“姐，欢迎。”

我说，我比你大八岁，现在成你同事了。

她说：“那不一样，我是正式老师，你是合同工。”说完她自己先笑了，又赶紧补一句，“我开玩笑的，你别往心里去。”

我说，我知道。

我们一边往校门里走，一边说话。她说她班里有个小男孩，拼音怎么教都不会，她昨天留他补了半小时，家长在门口骂她耽误接孩子。

她说完叹了口气，说：“铁饭碗也不是那么好端的。”

我说，我羡慕你。

她说：“我也羡慕你。”

我说，我有什么好羡慕的。

她说：“你会写东西。你写的东西有人愿意看。我写的那个稿子，主任说像小学生作文。”

我们俩都笑了。

那天下午，我在教导处整理材料，窗外的梧桐叶落了一地。我一边打字一边听见隔壁班的小孩在念课文，念得七零八落，老师在后面一句一句地带。

我忽然想起我爸站在宿舍窗边看操场的那个下午。他那时候也不知道，他女儿这辈子会换五份工作，会在三十六岁重新从一个更低的地方开始。

上大学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这半年我想过很多次。

它没给我换成编制，没给我换成房子，也没让我在三十岁的时候比别人过得好一点。它甚至没能挡住我一次次被裁。

可是我记得，被裁员那天晚上，我还能坐下来，把果果那本《猜猜我有多爱你》完整地讲完，一个字都没念错。

我记得考编差四点五分的那晚，第二天我还是把果果送去上学，妆也化了，路上给她买了两个肉包。

我记得在儿童医院抱着她排队的时候，我脑子里还在算方案的行距，一句脏话都没骂出来。

我记得我妈住院那三天，医生说了五条注意事项，我一条一条记在手机备忘里，回来念给她听，她听不懂的地方我掰开揉碎地讲。

这些东西不值钱，也没有一个部门给它们发证。

可它们让我在生活把我按在地上的时候，还能自己爬起来，还能写字，还能好好跟人说话，还能看懂一张合同里藏着的那三个坑。

大学像一件穿在里头的救生衣。平时谁也看不见，你甚至嫌它勒得慌。只有真掉进水里，你才知道它在。

昨天我又回我妈那儿吃饭。上到三楼，王阿姨家的门开着，飘出一股排骨汤的味。

她探出头来，说，敏敏现在也在学校上班啦？跟你家雨桐一块儿？

我说，对，一个学校。

她说，那好啊，多好。

我妈在屋里听见了，走出来。我原以为她又会说什么，可她只是接过我手里的菜，说了一句：“洗手吃饭。”

吃饭的时候，她给我夹了一块排骨，忽然说：“你爸要是还在，肯定不问你有没有编。”

我说，那他问什么。

我妈想了想，说：“他大概会问你，累不累。”

那天晚上回家，果果在车上睡着了。老陈把车停在楼下，没熄火，暖风开着。

他说，新工作怎么样。

我说，今天有个一年级的小孩管我叫老师。

他笑了，说，那你得当得起啊。

我说，我尽量。

车窗外是我们这栋楼的一排窗户，大部分都亮着。我坐在副驾驶上，身上还带着学校里那股粉笔灰和食堂饭菜混在一起的味道。

我不确定我接下来会怎么样。也许这个岗位三年以后就没了，也许我又要重新找工作，也许四十岁的时候我还得再考一次什么证。

但今天早上七点四十，我站在校门口，看着一群背着大书包的小孩从我面前跑过去，有个小姑娘跑过去又跑回来，冲我鞠了个躬，喊了一声老师好。

我蹲下来，帮她把歪掉的红领巾整理好。

那一刻我特别清楚地知道，我上的那个大学，没有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