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大震动：跨文化的家庭，一同跨越阶层，如今何处去？

今日，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的辞职消息，引发全球科技界震动。

这个事关全球科技企业的爆炸性事件，这周我在公众号已经发了两篇文章，在第一篇文章中，我认为，顶级企业创始人往往具有一种隐形性（invisibility），能被看到的信息，和不和公众分享的信息，形成了天然的阶层分隔。

英伟达此刻面临的，是极其艰难的困局：创始人金身已破，但接班人无法比肩。

家、财、权、势皆系于人，但人心、人性偏最难自持。（目前文章已删，原因未知）

，推演了这段关系未来可能对黄仁勋形成的证人压力。

关于这场风波，关于产业格局与美国政局博弈，已有无数专业人士给出了精辟的分析，为了风险控制，我就不再过多评论了。

今天想和各位读者分享我最有体感的、来自同样身处跨文化婚姻中视角，在宏大叙事中，来点感性讨论调剂一下。

我的家庭，与黄仁勋家恰好相反：我家是华女+白男组合，丈夫是法国人，我们常居在深圳工作生活。

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与读者分享一些我在跨文化婚姻中的个人感受。

01文化缝隙里的火花与暗礁

黄仁勋的第一个绯闻对象是黄乐，许多社交媒体用户在评论区点评：抛开道德，看起来挺配。

不得不承认的是，某些亲密关系的连接，往往建立在同族之间那种语言层面之下、更深层的文化默契之上。

我和先生初约会时，曾一起读过英文版的《诗经》。在一本非虚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的翻译。

源自Univeristy of Virginia 图书馆的翻译版本

他读完后觉得很困惑，问我：“为什么要用‘凝固的油膏’或‘猪油’来形容美女的皮肤？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太吸引人的食物吗？”

那一刻，我们相视大笑，这成了一个带着文化错位感的笑话。

我觉得很新鲜：他确实给了我一种错位的视角，这种视角是我在母语语境中忽略的；错位来看，一切熟悉的意境产生了轻微扭曲，就像照哈哈镜一样有趣。

他也觉得很有趣：原来5000年前的中国人，是这样追求美女的呀。

在关系初期，文化差异是一种有趣的「调剂品」（amusement）：它带来了新鲜感、吸引力，可以被拿来调侃、自嘲，然后轻松消化。

然而，当婚姻步入深水区，我才体会到：

有的东西，对我是「凝脂」，一种美好的代号；

对他，则是「凝固的猪油」。

我们内心最细微的感受、那些无需言说的默契，始终横亘着一条难以跨越的文化鸿沟。

这就是跨文化婚姻的代价，也是一种明知代价的「交换」（trade-off）。

作为跨文化的夫妻，我们总能在对方身上发现全新的角度，那些在同文化关系中，早已习以为常的常识，在我们的关系中，会被重新审视，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无论是美好的火花，还是冲突的火花。

好处也是有的。我们在中国生活，因为我们构建的家庭，他更容易被中国社会接纳；

反之，如果我去法国生活，我也会更容易融入。

不言而喻，这样的组合给我们双方，都打开了更多机会的大门。

想来，对黄仁勋而言也是如此，作为美籍华裔男性，他与白人女性的婚姻，让他能更好地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

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习惯放弃一些，也得到一些；缺失很常见，也很容易忍受：我们没有自己的私人飞机，我们没有会见过各种领袖人物，我们要接受生活中许多的不变——排队、抢号、网约车的臭味……

那么，婚姻中一些因文化差异产生的摩擦系数，普通人很容易消化。

但对于一个已经拥有一切的、有权势的男人来说，他目光所及之处，往往不再是已得的江山，而是那块始终空缺的拼图。

对黄仁勋，亦或对所有的大佬而言，那块空缺，就是他年轻时未曾实现的念想。

02四十年前的背靠背：双向的托付

黄仁勋出生于1963年2月，1985年结婚时年仅22岁，刚从大学毕业一年。新娘劳丽·米尔斯（Lori Mills）是他当时在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实验室搭档，两人一起做电路实验，是一对不折不扣的少年夫妻。

上世纪80年代，亚裔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不到2%，「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被广泛使用。

它意味着聪明、勤奋，但也意味着安静、不惹事，并且「你不属于这里」。

在好莱坞电影中，亚裔男性长期被塑造成书呆子或无性别的配角，几乎没有恋爱戏份。

最脸谱化的亚裔男性形象

1982 年，底特律，一名叫做陈果仁（音译）的华裔，被两个白人误认成日本人，当街打死，凶手获缓刑。

这件事在亚裔社区留下的记忆是：无论你多努力，你可能随时被认错，而认错你的代价很低。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9岁被送到肯塔基州寄宿学校、洗过厕所、从台湾出生的男孩黄仁勋，娶了一位白人女同学，这不仅是少年美好情感的开花结果，也同样是一种「认领」——通过这场婚姻，他敲开了一扇门。

而对Lori来说，作为一个美国中产家庭的女儿，嫁给一位台湾出生的移民工程师，她的家庭也必然有过疑虑。

她同样也把自己的许多东西，押上了婚姻的赌桌，赌的是一个当时还看不到前途的年轻人。

回望40年前，两个年轻人在各自的社会压力下，选择背靠背地相互托付，这份信任十分动人。

好在，那个时候，美国的竞争对手还是苏联，黄仁勋的「华人性」在1985年是一种「负债」（liability），但还不是一种「威胁」（threat）。

他还不需要为「我站在哪一边」这个问题，付出沉重的代价。

03漫长的合伙：婚姻的功能化

我还未经历过 40年的婚姻，所以无法判断，经历40年婚姻，目前面临重大抉择的滋味是什么。

但作为还处于创业爬坡阶段的夫妻档，我能理解的是这样的一套体系：孩子、公司、家庭计划、社交晚宴……当所有的事务交织在一起，夫妻二人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婚姻、家庭与公司的共同经营者、共同治理者。

在今年七月离婚的另一对大佬夫妻，中有一个措辞：「更像是一个伙伴关系。」

这或许，是所有长期婚姻的终极形态，有人说了出来，更多人选择沉默。

在跨族婚姻中，还存在一种明显的磨损：黄仁勋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可以想象，家中通用语言是英语。那么在Huang Family，中文是少数语言，并非主导文化或主导语言。

于是，许多事情都需要解释，需要文化翻译。

而当这种诠释与说明，成为家庭生活的常态，也让身为少数派的他，在家庭内部微妙地感受到一种权力的偏移：

在英伟达，他是绝对的核心，在家中，他需要作为非主流文化生活。

04全能的我，原地的她

人到中年，坐拥权力与金钱之后，为何出轨如此常见？

根据我日常观察到的部分企业大佬的故事，我觉得，有三个层次的原因。

第一，真实反馈正在消失。 到了黄仁勋今天的位置，他已经可以与史蒂夫·乔布斯等任何硅谷传奇相提并论。

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带着目的：董事会想驾驭他，员工想取悦他，政治家想利用他，媒体想消费他。没有人与他说话不带任何意图，他生活在一种「全能感」之中。

第二，被需要，却不被看见。 CEO这个位置，意味着他被千百万人需要，却极少被人真正看见。被「看见」是一种认可（recognition）。

他被亿万人需要，却不一定被看见。因为作为人的真实与恐惧「被看见」，是一种失权。

第三，生命终有时。 在63岁的年纪，许多人的父母已经老去或不在了，孩子们也已成年。

而一个在企业治理中，甚至全球经济中呼风唤雨的人，比谁都更能听见时间的脚步声。

许多大佬甚至普通中年人开始扪心自问：我这辈子，有没有为自己活过？我年轻时那个隐秘的愿望，究竟是什么？

如果我是他，我想我一定会问自己：我放弃了什么？

我放弃了与同种族、同文化的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可能性。

那么，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能不能为自己自私地活一次？

05那人仍在灯火阑珊处

2007年，黄仁勋与妻子共同成立了家庭基金会，并在登记文件中将Lori设为总裁。

在对外的叙事中，他曾说自己穿了30年的黑皮衣，都是妻子挑的。

我相信，在他做这些事，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是说谎，也不是虚伪。

Lori的角色，是最重要的同行者，是背靠背的同伴，只是她无法满足伴侣的全部需求——当然，也没有人，可以满足伴侣全部的需求。

阶层，是他们一起跨越的。他们度过了世界上最艰难的挑战之一，抵达了所有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夫妻都渴望的彼岸。

但比跨越阶层更难的，是抵达目标之后，像世间所有平凡的男女一样，依然契合，依然能满足对方所有未被言明的渴望；亦或接受遗憾，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这不仅仅是跨文化婚姻的挑战，更是所有婚姻的终极大考。

2013年，黄仁勋回母校领奖。他站在以他和Lori名字命名的教室中庭，讲起30多年前的那个教室，说：“成为她的实验搭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而十三年后，那句「unfaith to my wife」，让所有的妻子感到心碎。

中间发生了什么？

这个问题，值得每一段长久关系中的我们去追问。

在婚姻中，总有一个人会走得快一点，总有一个人会守候得多一点。

到了那个路口，走得快的人也许会想：我还要不要回头等ta？

守候的人也许会想：我还能不能认出ta？

最后，我想把几个问题与读者一起思考：

如果有一天，我们终于抵达了当初努力要抵达的彼岸，我还愿意和对方站在一起吗？

我们为对方放弃的东西，在功成名就之后，会有不甘吗？

如果经历了漫长的婚姻后，最终要和同行之人分别，换取的是数之不尽的财富，金钱能够填补人的空位吗？

对于以上问题，诚实地讲，暂时我还仍未参透。这是婚姻，亦或人生的玄妙之处吧：我们所有的放弃与得到，都在彼岸等待我们抉择。

本文作者：一菲

中法跨文化家庭，科技初创企业联合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