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0月4日,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刚从广州回沪不久,几名便衣探员突然登门。屋里堆着《新青年》和其他印刷品,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这次行动的表面理由,是搜查所谓“过激书籍”;真正引人注意的,却是陈独秀明明使用了化名,仍然没能躲过巡捕房的追查。更耐人寻味的是,捕房为何偏偏在这一天出手?
当时的陈独秀,已不是单纯的报刊编辑。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他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与此同时,《新青年》虽屡受限制,仍在新思想传播中有着很大影响。
租界当局对这类刊物十分警惕。1921年初,上海方面禁止《新青年》继续在当地印行和发售。陈独秀只得将刊物转往广州出版,刊物上的出版地也由“上海新青年社”改为“广州新青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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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并不意味着停办。
广州出版的《新青年》,仍要面对上海订户的取阅问题。寄送容易留下痕迹,陈独秀便采取了一个变通办法:把刊物寄存在上海住所,订户凭据前往领取。这个办法在当时看来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住所并非公开营业场所。
1921年10月3日,《民国日报》副刊刊出一则《新青年社特别启事》,说明上海订户可以到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取报。启事只有几句话,却把刊物的存放地点、领取方式都交代清楚了。
偏偏第二天,陈独秀便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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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意味着捕房正是看到了这则启事,才锁定了陈独秀的住处?现有材料还不足以作出绝对判断,但时间上的紧接,确实留下了值得追查的疑点。至少可以肯定,这则公开文字让原本隐蔽的发行安排变得容易被掌握。
当天,探员进入住所后,陈独秀曾报出“王坦甫”的名字。包惠僧等人也使用了化名,试图避免身份暴露。按包惠僧后来回忆,大家被带到捕房后,褚辅成赶来,看见陈独秀便脱口说道:“仲甫,怎么到这里来了?”一句称呼,使陈独秀的真实身份当场被揭开。
褚辅成大概没有想到,这句熟人之间的招呼,会改变整个案件的走向。陈独秀随即受到更严密的审查,住所内的书刊也成为法庭关注的重点。
当时参与行动的华人探员中,有黄金荣。报刊称他为法捕房探目。黄金荣后来成为上海租界警务系统中颇有势力的人物,但在1921年,他首先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华人侦探。关于他在这次行动中的具体分工,报刊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只能确认其参与,不能把所有细节都归到他一人身上。
案件于10月20日开庭。辩护律师巴和抓住了关键:上海虽然查获了《新青年》,但没有证据证明陈独秀正在租界内公开售卖。刊物既然是在广州印刷,上海住所中的存货也可以解释为供原订户领取。
这番辩护颇为有效。10月26日,法庭以《新青年》违反此前禁令为由,判处罚款一百元,陈独秀获释。所谓“宣传过激主义”的指控,并没有发展成长时间羁押。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居住在法租界铭德里二号时,再次被捕。此次行动由法租界巡捕房特别机关人员带队,黄金荣、程子卿、李友生等华人探员参与。与上次相比,这次没有复杂的身份周旋,陈独秀很快被带走。
8月18日,案件宣判,罚款四百元结案。两次处罚金额不同,罪名表述也有差异,但结果都说明一个事实:租界当局在意的,不只是某一本刊物,而是刊物背后的组织联系和思想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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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第一次被捕前的“特别启事”,可能让陈独秀的住所暴露;第二次被捕,则发生在他已经受到监视、声名又极为显著的背景下。两案之间,既有偶然因素,也有长期追查的影子。
两次拘捕直接冲击了《新青年》的出版。1922年全年,杂志只在7月出版过一期,随后便难以维持原有节奏。刊物没有立即消失,但作为持续发行的思想阵地,已经遭到重创。
至于黄金荣是否因参与两次抓捕而获得升迁,材料只能提供时间上的相近,不能简单认定二者存在直接因果。1922年,他由探长升任督察员,后来又升为督察长。陈独秀案件或许属于他的办案经历之一,但这段关系仍需更多档案相互印证。
旧报刊的记载、包惠僧的回忆以及上海保存的刑事记录,拼出了两次被捕的大致轮廓,也留下了不少空白。那张刊于报纸上的启事,究竟是普通的取报通知,还是无意间递出的行踪线索,仍是这桩旧案中最值得仔细辨析的一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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