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7月，北平的夏天闷热依旧，开国大典筹备工作已经进入紧要关头。周恩来主持讨论时，摆在桌上的不是一张简单的场地图，而是两套关系重大的方案：一处是城郊的西苑机场，另一处是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
西苑机场场地宽阔，部队展开方便，车辆进出也不容易受到街巷限制。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曾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检阅部队，留下了极深印象。
但开国大典不同于一次军事检阅。它既要让受阅部队有足够空间，也要让北平百姓能够参加，更要让这个新政权以什么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西苑虽然开阔，却离城区较远，数十万群众前往观礼，交通组织将成为难题。
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正好相反。这里位于北平城的中心，群众容易聚集，城楼又有现成的检阅位置。可那时的长安街并不宽阔，大规模队伍通过时难免拥挤，市区交通也必须暂时中断，筹备压力一点不小。
周恩来把两套方案的利弊整理清楚，提交毛泽东决定。毛泽东考虑的重点，并不只是道路宽窄和队伍调度。他看重的是天安门所处的位置，以及这座城楼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意味。
天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最初称为承天门，清顺治年间重建后改称天安门。过去，它是皇城的重要门户，承载着封建王朝的礼制和权力。若新中国的成立在这里宣布，城楼的性质便会发生根本变化。
据有关回忆，毛泽东最终同意将开国大典放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个决定看似只是选定一处场地，实际上却给了这场典礼清晰的政治象征：旧时代的建筑仍在，使用它的人和赋予它的意义已经改变。
决定落下，真正的难题才开始显现。那时的天安门并没有今日整洁庄重，墙面斑驳，城楼内外积尘较多，周围还需要清理杂草。工作人员分头检修，粉刷墙面，整理广场，城楼上的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
有意思的是，典礼准备还涉及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当时没有条件直接制作这样尺寸的彩色照片，北平国立艺专教师周令钊承担了绘制任务。他搭起六米多高的木架，依照照片和城楼门洞比例反复校正，连续工作十多天，才完成画像。
画像即将悬挂时，聂荣臻注意到领口细节，提出应当系好风纪扣。周令钊随后重新修改。这样的插曲并不轰动，却说明典礼筹备不是摆设，哪怕一个衣领，也被当作国家形象的一部分认真对待。
10月1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升旗、奏乐、阅兵依次进行，步兵、骑兵、炮兵、装甲车辆和空军方队通过广场，北平城内外的人群共同见证了这一刻。
当时的人民解放军装备并不统一，许多枪炮和车辆来自战场缴获，常被称为“万国造”。空军现有飞机数量也有限，受阅飞机采取编组和绕飞方式完成展示。条件并不充裕，队伍却保持着严整姿态。
天安门广场因此不只是典礼的背景。它让群众站在仪式中心，也让阅兵、升旗和国家宣告汇聚于同一空间。毛泽东当年作出的那个选择，改变了这座城楼的公共身份，也使1949年10月1日留下了无法替代的现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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