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从五一档一路长线跃升的年度现象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手握六项大奖提名进场,先给了一个“最佳编剧”,最后再颁出一座非常设的“评委会特别奖”,却错失分量最重的“最佳故事片”和“最佳导演”。
至于坐头把交椅的“最佳故事片”,颁给了申奥执导的《南京照相馆》,算得上实至名归;而“最佳导演”则给了执导谍战片《密档》的上影导演郑大圣手里——这就争议大了去了!因为《密档》这部电影似乎很少有人看过,当然了,名气大小不是评判的标准,但这部片豆瓣评分仅在6.7分(不过才到及格的水准),而票房只有2000多万。
《给阿嬷的情书》蓝鸿春导演第二次走上领奖台,双手捧着那座特别奖奖杯,哽咽着说自己像在做梦,又用潮汕话念叨起父母从小教他的那句“做人要有情有义,刻苦会成熟”,最后不忘招呼台下大腕们有空去潮汕吃美食,画面确实一团和气。可但凡电影节多一点的人,都知道他得的也就是一份安慰奖。
2026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日子过得实在算不上体面,甚至可以说到了寒冬。影坛大佬们坐在一起就是诉苦,哭观众被三分钟一集的微短剧抢走了,哭年轻人的耐心只够刷15秒的短视频,哭几个亿的大制作连宣发费都收不回来。偏偏就在这片寒冬里,《给阿嬷的情书》像个不合时宜的闯入者,硬生生把无数早就不进电影院的人拽了回来。
在今年,《给阿嬷的情书》的现象级色彩,不用多说,以前很多讨论过。当然,这部电影当然绝非没有问题的,但却用真情实感打动了观众——而非奇观或者情绪勒索,成为今年无数观众在影院里感受到的“活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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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阿嬷的情书》被金鸡忽略大奖,中国电影要真没救也是该啊
可话说到这儿,荒诞感也就出来了——咋就连“最佳导演”都没能得到呢?
可能有人会劝,拿了最佳编剧又拿了评委会特别奖,双奖在手,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这话要是哄外行还行,放在熟悉华语电影节掌故的老影迷耳朵里,实在有点装糊涂。
按照金鸡奖的评选章程,“评委会特别奖”是个可发可不发的非常设奖项。翻翻过去十几年金鸡奖的老黄历,这个奖在绝大多数时候只有两种用途:
一种是在第33届到第35届颁给《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或者在第37届、第38届颁给《志愿军》两部曲——当评委会想把“最佳故事片”给《夺冠》《第二十条》或者邵艺辉的《好东西》时,用特别奖给大体量的主旋律工业巨制设一个荣誉包厢;
而另一种用途,则是彻底反过来,在2011年第28届颁给张猛的《钢的琴》(当年最佳故事片是《飞天》),在2013年第29届颁给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在2023年第36届颁给郭帆的《流浪地球2》(当年最佳故事片是《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当《给阿嬷的情书》和《钢的琴》《流浪地球2》坐到同一桌时,这尊“评委会特别奖”翻译成大白话其实就是:“我们心里很清楚你才是今年观众心里的第一名,但最佳故事片有它不得不背负的门面与KPI,委屈你往偏席上坐一坐,给你发张最高规格的好人卡。”
平心而论,今年拿走最佳故事片的《南京照相馆》算不算好电影?当然算。
申奥执导的《南京照相馆》在2025年7月25日上映,刚好卡在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的金鸡奖报名周期内,讲1937年南京吉祥照相馆里一群平民借着帮日军冲洗底片的机会暗中藏起大屠杀罪证的故事,票房过了22亿,豆瓣也有8.8分,高叶饰演的林毓秀把底片缝进婴儿襁褓冲出城门的戏份也足够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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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阿嬷的情书》被金鸡忽略大奖,中国电影要真没救也是该啊
当然,《南京照相馆》的家底也硬,是中影股份领衔主投、全明星阵容护航、并且代表中国内地去申奥的“国家队满分标准卷”,颁奖给它,安全、体面、顺理成章,没有任何评委需要为此承担审美冒险的责任。
相比之下,《给阿嬷的情书》却是一个让传统学院派评委不知道该怎么打分的“异类”。在昨晚的知乎热榜上,有网友留下一句扎心的话:“但凡《给阿嬷的情书》挂的是张艺谋的名字,最佳故事片早揣兜里了,李思潼的影后也跑不了。”
这话听着糙,却把学院派评奖体系里那个隐秘鄙视链扒得一丝不挂——在很多传统评委眼里,只有像郑大圣《密档》那样在石库门里玩高难度镜头调度、搞黑白审讯与彩色日常的复合蒙太奇,才叫“最佳导演”;而像蓝鸿春这样,老老实实顺着时空讲故事,甚至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自谦“没有技巧,只有真心”的拍法,顶多算个好编剧,算不上高明的导演技法。
可稍微懂点片场常识的人都明白,把一群从来没演过戏的大二金融系女生、玩具公司插画师、播音系毕业生和本地网红揉进同一个镜头里,调教到让全国挑剔的影迷看不出半点表演痕迹,连英国《卫报》和新加坡《8days》的挑剔影评人都盛赞李思潼“用沉默坚忍的眼神撑起了全片灵魂”,这需要多恐怖的导演控制力?
拿着1400万的微薄预算,没钱去影视城搭景,硬是带着美术团队在汕头海平路百年骑楼、万安街陶芳酒楼旧址、揭阳榕城西马路和揭西棉湖打铁街里东拼西凑,用实景无缝缝合出一座让东南亚老华侨都信以为真的1950年代曼谷唐人街,把潮州话的古雅韵尾、玩具船长乐队李奕瀚的南洋民谣和洗橄榄、踩被单的侨乡民俗拧成一股浑然天成的气韵,这难道不叫顶级的导演美学?
怎么一到金鸡奖的审判席上,这种“大巧若拙、润物无声”的导演功力就被自动过滤掉了,只剩下一座编剧奖和一张特别奖的好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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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阿嬷的情书》被金鸡忽略大奖,中国电影要真没救也是该啊
说白了,这才是今天中国电影面临的最大问题。
每年电影节各大论坛上,总是坐满了痛心疾首的行业大佬,大家拿着话筒轮流发问:怎么才能打破电影寒冬?怎么才能贴近观众?怎么才能扶持没有背景的青年创作者拍出有泥土味的好故事?
可到了颁奖礼环节,掌握着行业最高信用背书和资本风向标的评委们,却默契地把最好荣誉给了看上去有资源、有背景的片子。
你以为奖杯给谁只是个面子问题?在电影工业里,奖项就是来年的投资指挥棒。
当手握钞票的投资人和影视公司老板看到,一部花1400万成本、启用全素人、靠真情实感拼出超过140倍票房回报(20多亿)、拿下豆瓣9.3分、甚至被中国外交部请来74国驻华使节专场观看的现象级救市之作,到了金鸡奖依然进不了“最佳故事片”和“最佳导演”的正门,资本心里立刻就会算明白一笔账:《给阿嬷的情书》只是一张不可复制的刮刮乐彩票——就像王晶在香港媒体上泼冷水说的那句“跟风必死”——要想在主流评价体系里稳坐钓鱼台,明年还是得继续攒大明星、找大厂牌、拍那些切口绝对标准的“安全规定动作”。
回看金鸡奖四十多年的历史,它最受人敬重的年份,其实是敢于打破条条框框、与滚烫的民意站在一起的时刻。无论是1981年首届金鸡奖把最佳故事片交给《天云山传奇》和《巴山夜雨》,2019年第32届把最佳故事片交给开启科幻元年的《流浪地球》,那些奖杯之所以能成为时代的注脚,正因为它们奖励的是破局勇气。
而在2026年这个全国十万块银幕都在等米下锅的寒冬夜里,当《给阿嬷的情书》把那封跨越半个世纪、浸透着人间信义的侨批递到台前时,大人们微笑着收下了情书,夸了一句“字写得真工整”,发了一张“精神可嘉”的奖状,然后客客气气地请送信的人站到了偏席上。
行吧!蓝鸿春导演是个体面人,他在台上笑着说自己已经是最幸福的导演;阿嬷叶淑柔和南枝老姨也是体面人,她们在电影里隔着大海等了一辈子,也没对命运抱怨过半句。
只是,下次各大电影节论坛再摆开圆桌、探讨什么“2026年观众为什么越来越不爱进电影院了”的时候,建议直接略过这种无病呻吟的环节。
卖惨时想起观众来了?
看来这电影的寒冬,冷得还不够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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