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话体”书写丝路节点城市——读《千年丝绸之路：二十六座城》

当一列列中欧班列取代了昔日的骆驼商队，当霍尔果斯的口岸灯火映照着天山积雪，我们是否还能在钢铁与水泥的缝隙中，辨认出那条横贯欧亚的古老丝路？刘士林教授主编的《千年丝绸之路：二十六座城》（以下简称《千年丝绸之路》）给出的回答是肯定的。这部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著作，以古代骆驼商队途经的二十六座节点城市为经纬，在四百余页的篇幅里织就了一幅跨越六千年的文明长卷。可以说这部书既不是一部寻常的丝路旅行指南，也不是枯燥的方志汇编，而是一次以诗学为锚点的文明溯洄。作者将城市从丝路叙事的历史背景提升为认知主体，并在理论建构与诗性书写之间保持一种生产性的张力。这一张力既构成了该书最具辨识度的文体特征，也体现了“诗话体”写作在论证密度与经验深度之间的独特优势。换言之，“诗话体”的选择并非一种修辞偏好，而是刘士林“诗性人文学术”纲领在丝路研究领域的延伸，其实质是以感性经验矫正过度实证化的城市研究范式。该著与《六千里运河二十一座城》构成的“运河主内，丝路主外”比较格局，为中国城市群文脉研究提供了一条尚未被充分展开的分析路径。

一

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路线史”的学术史。从斯坦因、伯希和到羽田亨，从《大唐西域记》的史地考订到马雍、荣新江的出土文献整理，主导范式始终是将丝路还原为一条可被测绘、可被断代、可被逐站复原的交通网络。城市在这种范式中的位置是功能性的：它们是驿站、是关隘、是商品的集散地、是宗教东传的中转站。城市之所以被书写，是因为它“在线上”。刘士林主编的《千年丝绸之路：二十六座城》对这一范式做了一次不动声色的颠倒。该书依然以骆驼商队的行经路线为选城依据，依然尊重历史地理的基本事实，但它追问的问题变了：不是“丝路经过了哪些城”，而是“这些城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构成了丝路”。城市不再是被路线穿过的点，而是使路线成为可能的那种逻辑——是绿洲边缘的灌溉系统使商队得以补给，是关陇重镇的控制权使通道得以维持，是长安的宫廷需求使远方的物产获得了奔赴的方向，城市从丝路叙事的宾语变成了主语。这一颠倒的理论后果，远比初看时显得深远。如果城市是丝路的构成性要素，那么丝路就不只是一条“通道”，而是一个由二十六颗心脏共同维持循环的生命体。刘士林将丝绸之路界定为“活态文化空间”而非单纯的“线性遗产”，其逻辑起点正在于此：一条路可以死去，只要路基还在就能被凭吊；但作为文化生命体的城市，如果心脏停跳，那么遗址也就只能是遗址。所以，《千年丝绸之路》这部著作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二十六颗心脏做一次集体的听诊，并试图证明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时至今日仍在以某种方式跳动。

二

要理解《千年丝绸之路》这部著作的学术位置，必须首先理解刘士林为它设定的理论坐标。本书以“人文城市研究为切入视角，以文化型城市群研究为逻辑框架”。“文化型城市群”并非一个临时起意的标签，而是刘士林城市科学团队在此前十余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套分析话语。其核心主张是：城市群不应仅仅被理解为GDP的集合体或基础设施的连通网络，它同时——甚至首先——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其凝聚力来自共享的历史记忆、审美习惯与生活方式，而非单纯的规模效应与产业关联。将这一框架移用于古代丝绸之路，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构性困难。刘士林对此有着清醒的估计：丝绸之路城市群“在机制上远不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东部城市群那样紧凑和集中”，呈现出一种“满天星斗”式的“条形”形态。这意味着如果“城市群”概念的核心指标是密度与连通性，那么丝路城市群在这些指标上几乎是不合格的。但刘士林并未因此放弃这一概念，而是对它进行了重新定义：丝路城市之间的纽带不是每日通勤与产业链分工，而是“商道记忆”、绿洲生态的互补性，以及在漫长历史岁月中沉淀下来的文化默契。这是一种“弱连接”的城市群，其统一性不在于结构性的功能耦合，而在于共享的生存处境与历史命运。

这一重新定义是有效的，但它同时暴露了“文化型城市群”框架在丝路语境中的一个内在张力。运河城市群之所以能够被描述为一个具有“家族类似”形态和功能的共同体，是因为大运河提供了一种持续两千年的、制度化的物质连接：漕粮的北运、盐引的流通、河工的岁修，这些日常的、可计量的事务将二十一座城市编织进同一个行政—经济循环之中。丝路则不同。商队的往来是季节性的、间歇性的，政治的保护时断时续，绿洲的兴废取决于水源与战乱。二十六座城市之间的“群”的属性，更多是后世研究者在回溯中赋予的，而非它们在共时态中始终自觉维系的一种认同。刘士林用“活态文化空间”来弥合这一裂隙，其策略是将“群”从一种结构性的实体转化为一种有待唤醒的记忆共同体。这一转化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它也意味着，“文化型城市群”在丝路研究中的运用，与其说是在描述一种古代的现实，不如说是在为当代的遗产保护与区域协作提供一种可操作的认知框架。这部著作的实践指向——为“丝路城市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促进文旅产业融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提供“系统参照”——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框架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面向未来的建构功能，而非它对过去的还原精度。

三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庆存教授将本书概括为“体系化学理化阐释与中国人文叙事有机融合的‘丝路诗话’”，这一判断抓住了该书最显著的文体特征。但“诗话体”在这部书中不仅仅是一种叙述策略，它背后有一条清晰的学术谱系。刘士林早在2008年就以“诗性人文学术”为核心概念，主张以文学艺术为基本材料与研究对象的知识建构方式，用以“纠正过度理性化与实证化的现代主流学术范式”。在这一纲领下，城市研究不应仅仅是对人口、产业、用地的量化描述，它必须为那些无法被数据容纳的经验——行旅者的目光、居民的记忆、诗歌对一座城的精神气质的命名——保留合法的席位。《千年丝绸之路》中的“诗话体”，正是这一纲领在丝路领域的系统实践。其操作方式是多重媒介的并置：正史与地方志提供历史线索，诗歌与散文保留行旅者的感受，文物与遗址再现历史场景，民俗与技艺揭示古今联系。在长安一章中，这种并置产生了相当有力的效果：西汉城市起源的考古学叙述与“九天阊阖开宫殿”的唐诗并置，使长安的“第一次辉煌”与“第二次辉煌”之间的断裂与连续，同时获得了物质层面的证据与精神层面的可感性。这不是用诗歌来“点缀”学术，而是用诗歌来执行一种学术考据无法单独完成的任务：捕捉一座城市在历史当事人眼中曾经呈现的样子。

然而，这一文体选择的代价同样需要被诚实地面对。诗话体的认识论优势在于保留经验的湿润与判断的温度，其结构性风险则在于论证密度的系统性下降。当史料丰赡时，诗歌与散文为密集的史实提供呼吸的空间，二者相得益彰；当史料稀薄时，散文的铺陈便不得不承担起本应由考据填充的论证责任。关陇若干小城的章节与长安、敦煌等枢纽城市的章节之间，存在着可感知的深度落差。这一落差不是写作态度的问题，而是对象本身的可书写性差异在文体中的如实反映。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诗话体倾向于以“精神气质”的提炼来统摄一座城市的复杂性，而“精神气质”本身是一个难以被证伪的概念。当“任劳任怨、持之以恒”的“骆驼精神”被提出作为丝路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时，它无疑具有修辞上的感召力与伦理上的正当性，但它与二十六座城市中那些以商业精明、政治权谋或宗教狂热著称的历史面相之间，存在着一种未被充分处理的紧张。诗话体擅长呈现一座城市“应该被记住的样子”，但它是否同样擅长面对一座城市“曾经不那么体面的样子”，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四

《千年丝绸之路》一书最具现实锋芒的命题，是将丝绸之路描述为“不同民族和国家处理彼此矛盾关系、利害冲突的历史典范”，并由此提炼出“交相利，兼相爱”的丝路“初心”。这一命题的力量在于它的时机：在一个关税壁垒重新竖起、技术封锁成为常态、文明冲突论再度获得市场的时刻，以千年丝路的历史经验为据，对“丛林法则”的当代复归提出异议，具有不容忽视的公共意义。但从学术评论的角度审视，这一命题需要更精细的限定。“交相利，兼相爱”出自墨子，其原义是一种超越亲疏差等的普遍伦理主张。刘士林将它从先秦哲学语境中抽出，放置在丝路城市兴衰的经验叙事之中，使其从一个道德理想转化为一个被认为可由历史验证的判断：丝路的主流是互惠而非零和。问题在于，这一判断所依赖的“主流”概念，本身包含着一个未被展开的权衡。丝路上无疑存在过征伐、掠夺与强制改宗，刘士林并未否认这一点，但他将这些现象归入“支流”。然而，对于被掠夺者与被征服者而言，支流与主流的区分并无安慰作用。更值得追问的是：丝路贸易的“互惠”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对称的？绿洲城邦在中原帝国、草原游牧势力与远方的伊斯兰世界之间，往往并非平等的交易者，而是不得不选择依附对象的脆弱节点。将“交相利，兼相爱”确立为丝路伦理的本质，在策略上是明智的——它为一个面向未来的政治想象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但在分析上，它倾向于将一种复杂的、充满权力不对称的交往实践，提纯为一种过于光滑的伦理叙事。这并非要否定这一命题的价值，而是要指出它的性质：它首先是一个规范性的判断，其次才是一个描述性的判断。作为规范，它为丝路文化遗产的当代运用提供了伦理方向；作为描述，它对历史复杂性的处理则有所简化。一部以“诗话体”为方法的著作，或许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规范优先于描述的认识论姿态。理解这一点，比简单地称赞或批评这一命题，更接近对文本的诚实。

五

对于《千年丝绸之路：二十六座城》的最终定位，刘士林在前言中说得很清楚：它旨在提供一套“历史人文参照系统”，而非一部面面俱到的丝路城市志。参照系统的价值，在于它改变观看的方式，而不在于它穷尽观看的对象。这部著作改变观看方式之处，在于它将二十六座城市从丝路叙事的背景中打捞出来，赋予它们各自的面孔与命运，并以“诗”的方式坚持了城市研究中那些不可被量化、不可被替代的经验维度。它的限度与它的贡献同源：理论框架的建构性大于描述性，文体选择的感召力大于论证力，伦理命题的规范性大于分析性。但恰恰是这些“大于”所暴露的缝隙，构成了这部著作最值得认真对待的地方。在一个城市研究日益被数据和技术话语主导的时代，刘士林和他的团队用四百余页的篇幅做了一次固执的坚持：城市首先是人愿意停留、记忆和吟咏的地方，然后才是别的什么。驼铃是否还在响，取决于有没有人还在听。这部著作所做的，是把耳朵贴回地面。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文史学者、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原标题：《以“诗话体”书写丝路节点城市——读《千年丝绸之路：二十六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