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浙江黄岩宁溪公社,5岁的盼盼从邻居家出来,手里攥着一颗奶糖。她走到公社会计李朝红身边,忽然说:“李叔,我在阿婆家写字,旁边还有个胡子伯伯。”
孩子说完便跑开了。李朝红却站在原地,半天没有挪步。
王金英是村里出了名的独居妇女,家中没有公开登记的男性亲属。一个“胡子伯伯”,听起来像是孩子看错了,可李朝红很快想起了几件不太寻常的事。
王金英平时用盐、用布票的数量,常常超过一个人的正常需求。她家阁楼的窗板常年钉得严实,大热天也不打开。夜深后,屋脊附近偶尔闪过微弱灯光,持续时间很短,像有人在屋内刻意遮挡。
宁溪是熟人社会,谁家来了客人,通常瞒不过邻里。可王金英家这个“胡子伯伯”,从来没有在白天露过面。
李朝红没有立即声张。他连续几天故意晚归,经过王家时放慢脚步。阁楼窗户外糊着一层新报纸,纸缝里却透出灯影。那时乡村物资供应仍较紧张,油料并不宽裕,阁楼里为何每天点灯,成了新的疑问。
11月初,李朝红把情况告诉了公社民兵营长陈大炮。两人没有贸然闯入,而是先想办法确认阁楼是否有人。
一次搜寻孩子的活动中,盼盼被安排进王家屋内。大人随后装作寻找孩子,把院子和房间翻看了一遍。屋里只有旧家具和杂物,阁楼也没有发现异常。
这次结果让李朝红的判断动摇了。偏偏几天后,王金英一次买下五斤盐,又让疑点重新聚拢。一个独居妇女,为何需要这样多的盐?是生活习惯,还是家中另有长期躲藏的人?
12月5日,李朝红骑车赶到县城,向黄岩县公安局反映情况。侦察人员随后走访周边群众。老电工许师傅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曾经爬电杆抄表,从阁楼缝隙里看见过一个穿灰衣的男人,旁边似乎有金属物件,形状像枪,也像望远镜。
几条分散的线索由此连在一起。公安机关判断,王家阁楼中可能藏有长期潜伏人员。案件很快上报,抓捕行动定在12月12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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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宁溪公社逐渐安静下来。通往镇外的几条道路被民兵控制,公安人员分组进入王家院落。阁楼的灯还亮着,里面传出压低声音的争执。
王金英说:“你说过,很快就会回来,叫我等了这么多年。”
男人回答:“再忍一阵,事情总会有变化。”
话音刚落,房门被撞开。男人本能地伸手摸向身边物件,却被冲入屋内的公安人员按倒。电筒光照在他的脸上,假发滑落,露出一张长期不见阳光的面孔。
阁楼里搜出短波电台、手枪、伪造证件等物品。被捕者名叫屠日炘,曾是国民党军统人员,潜伏时间长达29年。
屠日炘的经历,要从1949年前后说起。他的父亲屠龙曾因协助日伪受到惩处,屠日炘当时正在黄埔系统就读。父亲死亡后,他转而投靠军统,接受过潜伏、密码和爆炸物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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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时,屠日炘奉命留在浙江,试图组织残余武装,等待所谓“反攻”。相关队伍很快被击溃,他从仙居一带逃入山林,后来辗转来到宁溪。
他想到旧识王金英。解放前,王金英曾在屠家做事,两人之间存在复杂关系。屠日炘找到她时,已经身负伤口、衣衫破旧。王金英最终将他藏进祖屋阁楼。
从此,阁楼成了屠日炘的牢笼。他不敢下楼,不敢与外人接触,白天藏在暗处,夜间才敢活动。王金英则负责购买粮食、交换生活用品,并以各种说法遮掩家中异常。
1950年代初,社会上开展镇反等工作,屠日炘长期躲藏。其间,他还通过短波电台接收外部信息,始终相信有人会来接应。电台的存在,也使公安机关后来有了追查潜伏网络的方向。
时间拖到70年代,宁溪的生活逐渐恢复常态。屠日炘以为多年隐匿已经足够稳妥,开始替孩子识字,偶尔接触旧书和连环画。他没有想到,真正暴露自己的,不是电台信号,也不是邻里搜查,而是一个孩子随口说出的“胡子伯伯”。
1979年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屠日炘承认,自己早在1952年前后便产生过投案念头,却始终没有放弃原来的幻想。法院于1979年4月28日作出判决,依法判处屠日炘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金英因参与窝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缓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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