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年荷兰凑钱办东印度公司，年均分红18%，还养舰队四处打仗

1602年3月20日，海牙的联省议会把一张特许状递给了一群商人：好望角以东、麦哲伦海峡以西的荷兰贸易，此后二十一年只许一家做。这家公司叫联合东印度公司，中文通称荷兰东印度公司。它向公众募集到642万盾，学界对1602年到1799年间股东年均回报的估算，多落在18%这个数字上。

钱不是一家出的。阿姆斯特丹商会认下367万盾，泽兰的米德尔堡130万盾，恩克赫伊曾54万、代尔夫特46万、霍恩26万、鹿特丹17万，六个城市六本账，凑齐才是那642万。决策权按出资排：十七位董事里阿姆斯特丹占八席，泽兰四席，四个小商会各一席，第十七席轮流坐。席位不是选票，是股本换算出来的座位，谁出得多谁说话响。

掏钱的人比想象中杂。阿姆斯特丹一地就有1143人认购，泽兰246人，全公司约1800名股东。名单里有市议员、船长和大商人，也有面包师、裁缝和靠放贷过日子的寡妇，最小的一笔只有几十盾，最大的一笔出自商人勒迈尔，8.5万盾。一家远洋公司，头一回把门槛降到了市民阶层。

章程里最要命的一条，是股本十年一期，到期清算退还。这话翻译过来，投进去的钱不像股票，更像一张十年期的借条。1612年第一期到期，董事会没有还钱，章程改成股本永久留在公司，股东从此拿不回本金，想变现只剩一条路，把份额卖给别人。

这条路逼出了一个市场。份额可转让，就得有人报价、有人见证、有人清算，阿姆斯特丹的经纪人先在桥头和酒馆里撮合，1609年城里开出汇兑银行，1611年专门的市场楼落成。今天叫证券交易所的东西，雏形就是被一群急着用钱的股东催出来的，不是哪位学者在书房里设计的。份额的价格随亚洲来的消息上下跳，一船香料平安入港，报价能涨三成，一场风暴的消息能让它跌回原点。

早两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股票记名在册，不许转手，股东想退出只能等船回港、等账结清。荷兰人把可转让写进章程，等于把一笔长期投资切成随时能脱手的小块。两家公司起跑只差两年，跑道从第一天就分岔了，后来的规模差距大半从这里长出来。

1612年的清算没有发生，前董事勒迈尔不肯认账。他联合一批股东向议会请愿，要求按约还本，请愿被驳回。1615年他另组一家公司，派船绕过南美南端寻找不经好望角的新航路，1616年绕过了合恩角。资本和航道一个道理，堵住一头，总有人从另一头绕过去。

分红一开始也不给现金。1610年公司头一回派息，账上没钱，拿胡椒和肉豆蔻按市价折成份额发给股东，股东自己扛回家找买主。1623年又用丁香顶了25%的股息。这种实物派息断断续续持续到1643年前后，往后才慢慢改成现金，缺钱时改发债券。

18%这个数字得拆开看。有研究统计1602年到1650年的平均年度股息率约16.5%，个别年份冲到40%；也有史家按实缴资本折算，认为两百年平均下来是18%。它是长期均值，不是每年到账的固定利息，碰上战争或者船队晚归的年份，股东一分钱也拿不到，账面上的富贵要等下一趟船。按当时人的算法，股息率的分母是实缴股本，不是你在交易所里付的价钱，同一个18%，买贵的人和买贱的人享到的实际收益差着一截。

更反常识的是这家公司手里的权力。特许状不只给贸易垄断，还准它自行宣战、缔结条约、修建要塞、任命总督、铸造钱币、设立法庭。国家没出一支舰队，把最贵的开支外包给了股东，换回来的是税收和一支随叫随到的海上武力，亏了却由股东自己认。

它养舰队，本来就不是兼职。战舰、雇佣兵、要塞的账，和胡椒、丝绸的账记在同一本总账上，军费是常规开支，不是意外支出。首任总督库恩把这层关系说得直白：没有战争就没法做生意，没有生意也没法打仗。这句话被反复引用，因为它把公司账本的两面一次讲清了。

1619年，库恩把亚洲总部定在爪哇岛的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选这里不是为了风景，是要卡住马六甲海峡通往香料群岛的航道。总部一立，公司在他乡有了衙门、码头、兵营和账房，一家商号开始在东方行使政府的职能，收税、断案、打仗都自己来。城里除了荷兰职员，还住着华人木匠、爪哇脚夫和从各岛运来的奴隶，公司向所有人收税，也向所有人派工。

1621年，为了独占肉豆蔻，库恩下令征服班达群岛。岛上约1.5万居民，被杀、被驱逐、被卖为奴，剩下不到一千人。土地切成小块分给荷兰种植者，由奴隶耕作，产出的香料按公司定价收购。欧洲餐桌上那一小撮香料粉，价格背后是整座岛的人口清零。

股息高，不等于股票稳。公司的利润来自垄断，垄断靠武力维持，武力的成本年年上涨。到18世纪，英国与荷兰在海上反复开战，商船被俘、航线中断，公司为了不让股价塌下去，开始借钱派息，账面上漂亮的数字开始吃本金，董事们守的是行情，不是船队。账面上的分红照发，债主却在门外排队，这种局面在商号里叫周转，在史书里叫衰落。

1669年是它的顶点。150多艘商船、40艘战舰、5万名雇员、1万名雇佣兵，从长崎的出岛到好望角，处处有它的旗子。当时一磅肉豆蔻在班达群岛的收购价不到1盾，运到阿姆斯特丹能卖几十盾，欧洲售价是产地收购价的十四到十七倍，差价里一半是运费和沉船，剩下的才是垄断租金。

1673年起，公司连现金也常常凑不齐，改用债券抵股息，股东手里攥着的不再是香料，是一张张付息凭证。旧债到期就滚一笔新债，分红照发，本金一分没还。这套玩法撑了一百多年，撑到没有人再愿意买它的债，撑到战争把最后一条航线也掐断。

1780年第四次英荷战争爆发，商船成批被英国俘走，贸易线断了好几年。战争打完，公司欠债约1.34亿盾，市值早已撑不住面值。1796年特许状到期没有续，1799年12月31日，公司宣告解散，殖民地、资产、债务一并交给国家，股东手里的凭证成了一张废纸。

从1602年到1799年，一百九十七年。它往亚洲派出一千七百多艘船、近五千个航次，把股份、交易所、董事会、分红这套东西留给了后世，也把班达群岛的坟留在了原地。同一套制度，既能凑出642万盾的巨款，也能把一岛人算成成本，两件事从来不分家。

定评：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是一家会打仗的公司，是一台被授予主权的股份机器。它把国家的暴力折成份额卖给市民，又把市民的储蓄折成舰队开去东方。18%的分红不是经营效率的证明，是垄断租金的分配记录，其中一部分直接来自被抹掉的岛民。

假如这支股票今天挂牌，年报上写着两百年均分18%，你敢重仓吗？

参考文献： 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17 博克塞《荷兰海上帝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加斯特拉《荷兰东印度公司》，商务印书馆，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