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开始，相关人员只是依托本地社交圈，给有相亲需求的单身男性牵线。最开始只是零散帮忙，收取少量介绍费、车马费，参与者临时客串女方或者家属，拿一点辛苦费。大家都以为只是人情层面的帮忙，游走在模糊地带，完全没有意识到行为已经触碰法律红线。
几次尝试之后，几名核心人员发现这种方式获利简单、成本低，于是把零散的配合固定成一套作案模式。由主犯统一对接被害人，商定各类费用金额，固定人员分工，有人扮演相亲女子、有人扮演家属、有人充当介绍人。不管被害人条件如何，都假意同意交往，借着茶楼见面、上门走访的机会索要钱财，后续还不断虚构修车、探病、订婚彩礼等名目敛财。后期加入的很多参与者，只是按照安排演戏、领取报酬，并不清楚自己已经成为共同犯罪的一员，分不清哪些款项属于虚构事实骗取的赃款。随着作案持续，十余名被害人相继受害，整个团伙的行为已经满足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案件移送起诉后，多人涉案带来了复杂的认定难题。两名核心人员统筹策划、调度人员、确定收款标准，涉案金额巨大；剩下十名被告人大多后期加入，仅单次或少数几次参与扮演角色、获利微薄，没有参与前期共谋。但公诉机关最初的指控，在涉案金额核算、款项性质、主从犯划分、罪数认定上存在偏差：部分合理开支被计入犯罪金额，辅助人员没有被认定为从犯，有前科、漏罪人员的量刑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杜得林律师团队接受委托后，开展系统性辩护。团队逐一比对卷宗里的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转账记录、退赔材料，逐项核对每一笔指控金额：区分正常合理开支（无非法占有目的，不计入犯罪数额）、被告人单独实施、不在团伙共谋范围内的款项（仅计入个人涉案金额，不纳入共同犯罪总额），纠正了多处金额认定错误。
针对主从犯认定，律师结合每个人的参与程度、分工、获利、作案次数提交意见，证明仅有两名核心人员主导全案，其余人员被动听从安排、领取少量报酬，应当认定从犯。对于存在前科、漏罪的被告人，结合判例提出分案处理可能造成量刑不公的意见，请求法庭通盘考量。同时，团队逐一梳理自首、坦白、全额退赃、预缴罚金、初犯偶犯等从宽情节，对证据不足、缺乏诈骗主观故意的部分事实提出异议，剔除不合理的涉案金额，为从轻量刑打好基础。庭审中，团队完整质证、充分辩论，回应全部指控。
审理后，法院采纳了辩护核心意见，修正了金额、主从犯、罪数方面的认定瑕疵：仅两名组织者认定为主犯，其余十人均认定为从犯；剔除不应计入犯罪数额的开支、单独作案款项，重新核定各人涉案金额。结合自首、退赃、初犯等情节，对多名被告人从轻处罚，情节轻微、悔罪充分的从犯适用缓刑；对有前科、漏罪人员合理调整刑期，涉案情节极轻的被告人判处拘役或短期有期徒刑。同时判令各被告人按自身参与范围退赔被害人损失，没收作案工具。案件既打击婚恋诈骗犯罪，也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多名从犯成功争取轻判、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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