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岁女工决定追缴社保，“怕老了没养老金成孩子负担”

来源|凤凰网《风暴眼》

作者|李小白

爆料邮箱：all_cj@ifeng.com

再过两个月，王雪就满47岁了。

如果能在50岁退休，她离领养老金的门槛，只剩三年。

可工作了十几年的她，养老保险账户里缴费记录只有三年零四个月。

差的这一截，能不能补上？她自己也说不清。

01

空了九年的社保

2014年4月，35岁的王雪来到河南老家的一家食品厂上班。

之前她在纺织厂干了四五年，车间里粉尘大，一天下来咳得嗓子疼。孩子那年才6岁，离不了人，她就想找个离家近的厂子上班。

在当地，这是数得上的大厂，有四五千号工人。当地人都说，这里规矩齐、发薪准，能进去就算稳当。

王雪的工作并不轻松。

旺季的时候，车间三班倒，十天一换。白班早8点到下午4点，中班下午4点到夜里12点，夜班则要12点到第二天早8点。

她守在成型炉边扣模具，夏天炉边温度直逼四十度，工服从领口湿到下摆，拧一把就能滴出水来。

等到了淡季，一个月只上十七八天班，没出勤的一天补30元生活费。

那时候她脑子里根本没“社保”这根弦。

退休金？那是坐办公室、穿白衬衫的人才有的待遇，流水线工人不敢想。

车间没人提，厂里也不说，大家都默认干活拿钱，把养老当成是自己家的事。

这念头，一直到2019年冬天才有了松动。

有工友约她一起找厂里问社保，她才头一回知道，一线工人也能缴职工养老保险，退休了按月领钱。

她赶紧回家找身份证复印件，第二天就交去了办公室。

工作人员收了材料，让她回去等，凑够一批人统一上报。

这一等，就是三年多。

中间她打了不下十通电话问，每次都是 “人还没凑够，再等等”。

她心里犯嘀咕，特意跑了趟人社局。

窗口工作人员告诉她，“只要单位提交，立即就能办，不用凑人数。”

她才明白，不是批不下来，是厂里压根没往上报。

办公室的人还旁敲侧击劝她：“你都四十多了，交到50岁也凑不够十五年，交了也白交，不合适。”

她没听。

有总比没有强，她还是接着催。

一直到2023年4月，她的社保账户，终于跳出第一笔缴费记录。

算下来，2014年4月进厂，2023年4月才缴上社保，中间整整空了九年。

走亲戚的时候，对方提醒她，想50岁退休领养老金，养老保险得累计缴满十五年。

要是能把空白的九年补上，自己再以灵活就业身份续缴三年，刚好卡在50岁凑够年限；补不上的话，晚年这点最基础的保障，就悬在半空落不下来。

02

证明“我在这里上过班”

真着手补缴，王雪才发现，这件事比她预想的难得多。

律师告诉她，按当地规定，要补缴超过三年的单位欠缴社保，申请主体只能是用人单位，社保经办机构原则上不单独受理劳动者个人提交的申请。

企业不配合，劳动者就无法补缴。

不是没有救济渠道，但要先走劳动监察投诉、仲裁或者诉讼，拿到确认劳动关系的生效文书，再由主管部门责令单位补缴欠费。

换句话说，王雪首先要举证，打赢劳动关系确认的官司，证明自己真在厂里上过班。

2026年7月，王雪以劳动争议为由，将这家食品厂与其旗下全资子公司一同告上法庭，一同起诉的还有其他几位工友。

她请求法院确认，自己与该子公司在2014年4月4日至2026年7月12日存在劳动关系；同时主张支付7月上旬工资、病假工资、克扣工资、未休年假工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待遇损失，要求对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食品总厂承担连带责任。

证明劳动关系最直接的证据是劳动合同，她手里没有。“我记得签过一次，签完厂里就收走了。”

法庭上，对方律师提交两份劳动合同。

一份期限2017到2020年，盖着食品总厂的公章；另一份2020到2026年，归属旗下子公司，两份合同在2020年出现了将近一年的重叠。

律师跟她解释，起诉书上是要和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如果法院采信那份总厂的劳动合同，认定对应时段她跟总厂建立了劳动关系，她针对子公司的诉求就会被驳回。

而劳动仲裁时效是一年，从劳动关系终止起算。她7月离职，一旦本次裁定被驳回，重新提起诉讼，时间大概率赶不上。

王雪不懂这些弯弯绕绕。

她只知道，这十二年，她一直在这家食品厂上班。

她向凤凰网《风暴眼》提供的2017年1月、2021年1月、2022年4月、2025年4月的优秀员工荣誉证书，落款盖章全是这家食品总厂。

可仅凭几本证书，还无法坐实这十二年的劳动关系。

03

断了的证据链

证明劳动关系，还有另一条路径，就是工资流水。

2014年5月17日，王雪收到进厂后头一笔工资，610元。

这笔钱是从私人账户转入的，摘要栏写着“个人网银汇入”，她当时没多想，钱到账就踏实了。

同年10月，打款的人换成了另一个私人账户。

她之前在厂里的员工内部微信小程序里翻到过，那两个人都在公司财务部，一个是会计，一个是出纳。

从2015年8月开始，银行流水里彻底看不到付款人信息，只剩下“工资汇入”四个字。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23年，流水里才终于出现旗下子公司的对公账户。

仅凭这份流水，不足以单独佐证她和子公司之间存在十二年劳动关系。

没办法，律师拿着调查令到银行调取2014年4月至2026年7月的工资流水，试图锁定早年工资的付款主体。

两周后，银行反馈称，2017年之后的工资，付款方可以查实是该子公司；更早的记录，因为年代久远，系统已经无法追溯汇款账户。

本该补上的证据链，又断了一截。

不过，她手里还攥着一份留存的记录。

2023年公司启动社保申报时，在工作群下发过第一批参保人员名单，名单上标注她的入职时间为 2014年4月。

她当时就随手保存了下来，一直没舍得删。

即便多了这一重支撑，这场官司能不能赢，她依旧没有把握。

04

等一份养老保险

王雪遇上的，是最直白的欠缴。还有更多劳动者，社保月月都在正常缴，扣款也从没断过，实际上缴费基数早被企业压得远低于真实收入，养老账户里的累计额跟着缩水。

1997年的张园园是一名前端开发，外包派驻大厂七年，公司一直按7200元的基数给她参保，但她的实际收入远高于这个数，缴费基数砍了近一半。

2026年项目缩减，她被退回外包公司，一直处于待岗状态。

一个月后，人力找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补偿只肯从0.3N加到0.5N。她提出 N+1，双方谈崩。

为了出口气，她决定追回少缴纳的社保。

她打12366投诉，2024年之后的33个月社保差额一周就补齐了。可七年里公司换了三个签约主体，最早的分公司已经注销，那部分欠费成了死账。

38岁的范明更难，早年异地劳务派遣，社保按3000元低基数缴，被裁后跨区域追缴，卡在两地征管衔接上，至今没追全。

个体反复奔走拉扯的背后，是社保征管落地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缝隙。

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保费由各地人社部门分散征收，参保口径、执法力度各行其是，企业欠缴的违法成本极低。

2011年《社会保险法》正式施行，才从国家法律层面明确用人单位的强制参保义务，但基层征管松紧不一的局面并未立刻扭转。

2019年1月1日起，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2026年11月1日，《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 年版）》施行，统一处罚裁量基准落地，又进一步拉平了各地的执法尺度,规定用人单位存在不缴或者少缴社会保险费情形，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只是征管体系升级的同时，参保缺口也在快速沉积。

审计署发布的 2024 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针对25个省份的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审计覆盖资金达4.14万亿元，共发现各类问题金额601.61亿元，涉及重点人群漏保脱保297.43万人。

而《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 2025》数据显示，社保缴费基数完全合规的企业，只占34.1%，近三分之二的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少报、低报缴费基数。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吴文芳向凤凰网《风暴眼》表示，首先，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制度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早期跨地区衔接不够顺畅，政策信息也不充分。一些农民工不了解在城市缴费后，可以按规定转移接续、累计缴费年限，符合条件时领取养老金，担心离开城市后缴费难以发挥作用，因而更看重当期现金收入。这既有认知因素，也有制度便利性和政策宣传方面的原因。

其次，社保属于持续性用工成本，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较薄，存在压低缴费成本的动机。劳动者则可能担心提出参保要求后失去工作，即使知道没有缴费，也未必敢于主张。但没有投诉或者曾经同意不参保，并不能免除企业的法定义务。

再次，用工、工资、参保和缴费信息之间的衔接仍需完善。如果主要依靠个人投诉发现问题，欠缴可能直到劳动者临近退休才暴露，此时证据和企业偿付能力都可能发生变化。

因此，历史缺口是多种因素长期叠加的结果，应依据不同时期的适用规则具体判断。当前应加强政策说明和转移接续服务，及时规范参保缴费；历史问题则结合企业承受能力依法、分类、稳妥处理。

制度层面的成因复杂，落到劳动者个人的维权路上，障碍同样层层叠加。

越来越多地区将确认劳动关系纳入一年仲裁时效的范畴。时效收紧之后，劳动者但凡稍有耽搁，就可能直接失去司法救济的机会。

有人为了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社保权益，四处搜集证据，反复往返于仲裁庭、法院、人社局、税务局之间。还有人心里压着更深的顾虑：这次维权记录，会不会成为自己找下一份工作的绊脚石？重重阻碍横在面前，不少人反复掂量之后，最终只能选择放手。

“劳动者为了落实本应享有的保障，额外承担举证、往返办事和就业顾虑，可能因此放弃维权。应通过行政调查、部门协作、工会支持和法律援助降低成本，并保护投诉信息，避免依法维权成为就业中的负面标签。既要考虑企业承受能力，也不能让劳动者独自承担历史问题的全部代价。” 吴文芳说。

吴文芳建议，对临近退休、已影响待遇领取的劳动者，应优先研究解决路径，依法处理个体诉求。对于企业已退出、确实无法追偿的特殊问题，需要厘清清偿责任，评估公共支持的条件、资金来源及基金长期承受能力，不能将成本全部转给劳动者。

在她看来，改革应当推动历史缺口持续修复，同时维护企业履责能力和就业稳定。

这些制度层面的考量与设计，王雪听不懂，也顾不上琢磨。

她只知道，离开这家厂之后，找过好几家工厂，人家一听她47岁，直接就回绝了。当地厂子招工，门槛大多卡在40岁。

大儿子刚毕业，工作还没着落；小儿子还在读大专，每个月的生活费雷打不动要打。她不怕出力干活，真正怕的是老了没有养老金，变成两个孩子的负担。

偶尔她会翻出那摞优秀员工证书，上面熟悉的厂名字样，她认得清清楚楚。

那是她站了十二年的地方，是她最好的年纪。

她还在等。

等补上那九年空缺的消息，等退休以后，每个月能有一笔钱，稳稳当当打到账户里。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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