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反复讲述的叙事是:努力就有回报。但2025年以来一系列来自官方媒体和监管机构的信号,正在从侧面拆解这个叙事的脆弱性。问题不在于努力本身贬值了,而在于努力所经过的“路”,从来就不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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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不是工具,是收费站
2025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起草《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新华社报道明确将平台收费界定为“佣金、抽成、注册费、手续费、会员费、技术服务费、信息服务费、营销推广费、广告费等形式”。这份文件本身是中性的规范文本,但它无意中确认了一个事实:平台对每一次交易都拥有结构性的抽取权,而且抽取的名目可以无限细分。
更直白的定性来自人民日报。在回应平台与实体经济的争议时,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的评论将头部电商平台称为“数字地主”,指出平台“本身不生产任何商品、不创造实体价值,却手握流量分配、算法规则、定价机制、抽成收费四大绝对权力”。这不是修辞上的夸张。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商家在字节系平台每实现100元GMV,全链路综合成本高达30元至60元;同期在阿里系和京东系,这一数字分别为10元至22元和6元至20元。流量入口一旦形成集中,它就不再是“服务”,而是“数字租金”——和古代在要道上设卡收税的逻辑并无本质区别。
“苹果税”是同一逻辑在硬件生态中的翻版。新华社2026年3月的评论披露,苹果公司在中国将应用商店佣金率从30%、15%调降至25%、12%,而这次调降被明确界定为“面对中国反垄断监管压力的策略校正”。一个企业仅仅因为占据了应用分发的必经节点,就能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对中国开发者收取三成的“过路费”,而改变它的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演化,是监管的强制力。这恰恰说明:收费权的稳固程度,不取决于持有者是否“努力”,取决于节点是否绕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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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世界的收费站从未消失
数字平台的收费权之所以令人不适,部分原因在于它让“过路费”变得可见了。而在实体世界,同样的逻辑一直以更沉默的方式运行。
人民日报2025年的一篇报道引用数据:北京、上海、深圳核心商圈,一个100平方米的店铺月租金可达7至9万元。另有调研显示,实体商铺租金占营收比例普遍在35%至60%,部分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的餐饮、服装商户租金占比甚至突破70%,而实体行业平均净利润率仅为5%至8%。一个服装店主起早贪黑、精心选品、维护客户,最终大半利润流向房东——这不是因为房东“更努力”,而是因为房东持有产权这一实体基础设施的收费节点。房租的本质从来不是“房子的使用价值”,而是“不经过这个空间就无法触达这个位置的消费者”的过路费。
平台与商铺,数字地主与实体地主,共享同一套语法。区别只在于,前者用算法动态调价,后者用合同按年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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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回报”为什么失效
当一个人在企业中工作,他的收入并不直接取决于他投入了多少劳动,而取决于他所处的岗位在业务链条中是否必要。公司不会因为某个人“很努力”而维持一个岗位,只会因为业务运转需要这个节点而支付报酬。这与平台收费权的逻辑是同构的:岗位本身就是一个微型基础设施——它截取了一部分必须经过的工作流程。努力决定的是一个人在这个节点上的表现上限,但节点是否存在、价值几何,由基础设施的分布决定,不由个人意志决定。
这并非否定努力的意义,而是指出努力的定价权不在努力者手中。一个在平台上开店的商家可以比平台程序员更辛苦,但他的利润率被平台的抽成率和流量成本锁定;一个实体店主可以比房东更勤奋,但他的净利润被租金比例锁定。努力只决定“在被抽取之后还剩多少”,不决定“被抽取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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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路,都很窄
普通人面对既有基础设施,选择只有两类。依附,或者创造新的节点。
依附路径的现实样本在跨境电商领域。新华社2025年的报道指出,中国商户正在“不再单纯依赖跨境电商平台,纷纷建立自主品牌、网站,直达海外客户”,有的小商户仅两三人,产品却销往三十个国家和地区。这看起来是“绕开平台”,但细究之下,独立站同样依赖流量入口、支付通道、物流网络——只是把依附的对象从单一平台换成了一个更分散的基础设施组合。依附从来不是“不交过路费”,而是选择向谁交、交多少。
创造路径在AI时代获得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一人公司”的兴起是2025年以来最值得注意的结构性变化之一。新华深读的报道显示,截至2025年6月,全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总量已突破1600万家,占企业总量27.4%。杭州的“一人公司”创业者张乾超,借助80个AI智能体,在零基础的情况下两个月内跑通跨境电商选品、设计、交付全链条。AI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恰恰是降低了“成为节点”的固定成本:过去需要团队、资金、渠道才能搭建的交付能力,现在可以部分地由算力和模型替代。
但这条路的门槛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了。桃博士宋丹阳的例子是另一个参照:一位农学硕士用短视频为桃农答疑,粉丝涨到100多万,服务范围覆盖河南、山西、甘肃等省份的100多个村子。她的“节点”建立在专业知识与持续内容输出的交叉点上——AI可以降低制作成本,但无法替代那个不可替代的知识供给本身。创造新基础设施的人,仍然需要某种别人绕不开的东西:要么是独特的认知,要么是独特的连接能力,要么是率先占据了一个尚未被收费权覆盖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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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定义“值多少钱”
回到那个被反复引用的判断:钱不是“挣来的”,是资源分配的结果。2025年至2026年间密集出台的平台收费规范、苹果税调降、对“数字地主”的公开批评,本质上都是监管力量在重新划定基础设施收费权的边界。但监管能做的,是让收费更透明、更合规,而不是取消收费本身。
只要社会运转必须经过某些节点,过路费就会存在。区别在于,一个普通人是在别人的收费站里努力争取更低的抽成,还是找到一条尚未被设卡的路,把自己变成那个“别人绕不开”的节点。前一条路拥挤而确定性高,后一条路宽阔而成功率低。两者都不承诺“努力等于回报”,但它们至少诚实地展示了回报究竟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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