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个秋天最值得发朋友圈的展览，可能就是这个

费欣的一生遭逢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岁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冷战。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宏大的政治巨变几乎没有在他的画布上留下直接的痕迹，他始终将目光投向人的精神面貌与自然风光。然而，时代的风暴却切切实实地塑造了他跨越两大洲的人生轨迹。费欣的一生颠沛流离，概括而言，他的生命与艺术地理可划分为两个核心时期：俄罗斯时期（1881—1923）与美国时期（1923—1955）。

由中国美术馆、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国立美术馆、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博物馆和维亚特瓦斯涅佐夫兄弟艺术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致敬巨匠：尼古拉·费欣绘画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展是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内费欣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

费欣与中国美术界有着一段特殊而持久的缘分，改革开放后，费欣画册在国内大量出版，是许多美术生接触绘画、理解造型与表现力的重要启蒙者

1881年，费欣出生于俄罗斯喀山一个细木工匠家庭。幼年时，他曾患脑膜炎几乎丧命，家人相信有赖圣母像的保佑才使他从病中康复，这段神奇的经历让他早早接触到了宗教圣像壁画的独特美学。1895年，费欣进入喀山美术学校学习，1901年毕业。这些年，费欣的家庭发生巨变 ：父亲破产，父母离异，家境陷入困顿。幸得亲戚资助，他才得以继续学习绘画。

1901年，费欣考入圣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高等艺术学校（今列宾美术学院前身），次年进入列宾工作室学习。在校期间，他逐渐崭露头角，多次在习作和创作中获奖。1907年，他以喀山民间风俗为题创作《切列米斯婚礼》（Cheremis Wedding），该作在1908年学院春季展中获奖并得到3000卢布奖金。同次展览中，《无名女士肖像》（Portrait of Unknown Woman，又名《紫衣女士》，1908）被学院博物馆收藏。

喀山艺术学院是一所培养美术与设计人才的高等艺术院校，承袭俄罗斯艺术教育传统，注重基础训练与创作实践并重

1909年，费欣毕业后任教于喀山美术学校，并加入圣彼得堡“艺术家公社”，参加学院竞赛的作品《菜娥——卷心菜收获季》（Cabbage Harvest）为他赢得“艺术家”头衔和赴欧洲公费考察的资格，同时画作也被学院博物馆收藏。《无名女士肖像》此后在慕尼黑第十届国际美术展上荣获二等奖，并引起美国卡内基学院代表的关注，邀请他次年前往美国展出。由此，费欣在欧洲和美国逐渐为人所知，作品吸引了美国收藏家斯蒂姆梅尔（WilliamS.Stimmel）与约翰·亨特（John A.Hunter）的目光，他们不仅与费欣直接通信、在美国积极推广其作品，还向他发出了访美邀请。

然而，1917年俄国革命与随后的内战打破了费欣平静的生活，喀山陷入战火、饥荒与疾病。在极度艰难的岁月里，费欣的父母先后离世，他所任职的喀山美术学校失去了官方财政支持后不久即停办。失去固定生活来源的费欣开始接受委托绘制带有政治色彩的领袖肖像，装饰舞台布景和工艺品，后来又在一些文化机构中任职。1918年，俄国内战期间红军和白军在喀山反复争夺，3年后，严重的饥荒席卷了包括喀山在内的整个伏尔加河流域。

此时，苏维埃俄国与美国还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尽管美国在内战中支持白军，但美国救济总署还是对俄国受灾地区开展救济活动。费欣通过为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绘制肖像，重新与远在纽约的赞助人建立了联系。1923年，在多方协助下，费欣携家人经欧洲辗转抵达美国。

展览的第二章“凝形写魂”，着重呈现费欣的创作方法与人物画成就，草图、习作与完成作品之间的相互观照，使观众得以进入其由观察、推敲到落笔成形的创作过程

来到美国后，费欣迅速融入了美国艺术界，他通过接受肖像委托引起广泛关注，积极参与各类展览，作品在纽约、芝加哥等地引发轰动，并被主流艺术机构收藏。然而，纽约潮湿寒冷的气候加重了他的肺结核病情。1926年，为寻找更适宜的休养之地，费欣携家人迁居至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艺术小镇——陶斯（Taos）。陶斯充沛的阳光、赤褐色的土地以及印第安人和墨西哥移民的独特文化，彻底点燃了费欣的创作热情。从1926年到1933年，费欣在陶斯生活了整整7年。在此期间，他亲自设计并建造了自己的居所和工作室，手工雕刻了全屋的木构件、门窗和家具，将俄罗斯民间木雕与美洲土著风格完美融合。这座建筑至今仍保存完好，被他的女儿称为一部立体的“雕塑自传”。

1931年，费欣正式加入美国国籍。定居陶斯的这段时间，他参加展览的数量有所减少，一方面是因为远离纽约、芝加哥等艺术中心城市;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美国经济正陷入大萧条。值得注意的是，费欣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与苏联国内仍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他的作品也继续参加苏联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喀山举办的展览。1933年，因婚姻变故，费欣离开陶斯，带着女儿回到纽约生活了约1年时间，后于1934年定居洛杉矶。在定居洛杉矶后的20余年间，除了在美国国内展出作品，费欣还参加了第17届、第22届威尼斯双年展，并在1936年和1938年，先后前往墨西哥、巴厘岛和日本漫游，记录了大量异域风情浓郁的人物形象。1955年，这位漫游半生的艺术家在美国辞世。20年后，骨灰由女儿遵照他的遗愿带回故乡喀山安葬，完成了一场历经半个世纪的生命轮回。

纵观费欣的生命轨迹，他的艺术事业迈上正轨并赢得声名，主要依托于两个关键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圣彼得堡美术学院的专业学习，使他迅速掌握了学院传统与新兴艺术思潮，并以一批肖像为主的出色创作获得学院与国际艺坛的肯定，为走入美国收藏家的视野奠定了基础。第二个关键时期则始于他移民美国之初。他频频亮相于各大重要展览，并借助威尼斯双年展赢得了国际关注，由此成为美国艺术的代表人物。这一阶段，他不仅为美国艺术市场所接纳，也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可惜的是，这种势头随着他退隐陶斯，远离艺术中心而渐渐冷却，最终被局限在美国西部地区。

许多接触费欣作品的观众，都会被画布上那种激荡、飞扬却又精准无比的笔触所震撼。费欣的艺术语言之所以独树一帜，核心在于他打破了传统学院派与印象派之间的界限，将精准的面部素描与充满爆发力的刮刀敷色结合为一体，形成具有极高辨识度的“费欣式”绘画语言。

欣赏费欣的作品，不妨循着这样一条线索。首先看结构与笔触的张力。费欣在处理人物面部，尤其是眼部神态时极尽精细，但在处理衣饰、背景和边缘时，则大刀阔斧地使用画刀刮擦等表现性强的手法。既满足了观者对人物形象的辨识需求，又提供了绘画性表现所带来的审美愉悦，造就了强烈的视觉呼吸感。其次是看色彩的厚度与底色。费欣偏爱在自己特制的吸油底子上作画，在使用一些颜色之前还会提前去掉其中的油分，这些处理使得他的画面呈现一种如粉彩般哑光干燥的质感，色块层叠交错，富有如矿石般的肌理美。最后看古典韵味与线条。费欣常常借鉴古典绘画中精准而富灵动感的线条，尤其是他绘制于中国纸上的素描人物，实现了东西方古典意趣的汇通和共振，极具韵律美感。

画家之妻，亚历山德拉·费欣娜肖像

1924年，布面油画

私人收藏

在费欣的肖像作品中，《无名女士肖像》是他早年在慕尼黑国际美术展上获奖的成名作，也是理解他俄国时期风格的关键作品。这是一幅画室内侧坐姿半身肖像，女子身着华丽的白色与紫色褶裙，斜倚在沙发边。在这幅画的笔触中，可以看出费欣展现了惊人的构图与色彩控制力。女子的面部与手部轮廓精致柔和，眼神带着若有所思的忧郁；而在裙摆与沙发靠背处，画家使用了大量的宽笔与刀刮手法，将紫、灰、白、赭等冷暖色块交错堆叠，营造出光线在丝缎上闪烁的丰富质感。女子的衣服下摆——靠近看是一片片似乎无序飞舞的颜料斑块，但退后几步看，褶皱的体积感与光影转折却严丝合缝。这种近看抽象、远观具体的手法是“费欣式”风格的典型。

而同时期的大型风俗题材创作的代表作《切列米斯婚礼》（1908），则展示了他处理宏大群像与复杂动势的非凡才华。画面描绘了喀山当地切列米斯人热闹而带有原始质朴气息的婚礼仪式。人群呈动态斜线穿过村庄街道，充满了喧嚣与仪式感。费欣放弃了古典主义整洁的构图，转而使用略显拥挤、狂热的画面铺排，画面安排和主题让人想到列宾的《库尔斯克省的宗教行列》（Religious Procession in Kursk Province）。而鲜艳的民俗服饰色彩（如亮黄、大红）与灰暗泥泞的乡村背景形成了强烈反差，这又可以与苏里科夫最好的作品相比。画中人物神情生动，与泥泞地面形成对比。费欣交替使用画笔与画刀，把伏尔加河流域民俗生活中的原始生命力，刻画得入木三分。

1916年 创 作 的《 萨 波 日 尼 科 娃 肖 像 》（Portrait of Varvara Sapozhnikova），是费欣俄罗斯时期肖像中一件特别的作品，画中人物是费欣在喀山的好友与重要的艺术赞助人。画家用滚筒印制的方式绘制了高度装饰性的金色花纹背景，以平面性背景衬托身着白色礼服的人物，构图简洁而不单调。白、金、黑三色巧妙的构图，让人想到了惠斯勒描绘母亲的名作。这件作品将古代绘画手法嫁接到现代主题上，突出人物的生命感与静止的环境之间的对比。这幅画是费欣作品中无限靠近当时方兴未艾的先锋派艺术的一个例子。在这幅画中，费欣对人物衣服的处理手法还预示了后来为人津津乐道的“未完成”性，同时又尚未沾染后期作品中过于圆熟甜腻的画风，堪称其俄罗斯时期不可多得的杰作。

长期以来，美术史学界对费欣的评价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在各大艺术院校和专业画家圈子里，费欣的绘画技法广受赞扬；另一方面，在艺术史的写作中，他的名字却很少被人提及。这使得不少人慨叹艺术史对费欣的“冷落”，并将这种遗忘归因于“政治运动”“寒冷气候”，但这些因素不加区分地作用于那个时代的每一位艺术家身上，因此并未真正揭示历史遗忘费欣的原因。

通常学界认为，费欣作品属于“‘新艺术’ 风格发展的一个分支”，也有人将他列入俄罗斯艺术史上所谓“白银时代”这一谱系之内。但是只要将费欣与上述流派人物进行对比，就不难发现，他的作品水准无法与列宾（Ilya Repin）、苏里科夫（Vasily Surikov）、谢罗夫（Valentin Serov）相比，在时间上又晚于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列维坦（Isaac Levitan）这类画家。他的艺术呈现明显的回溯性特征，也就是说，他延续了当时已有的艺术风格和内容，缺乏历史创新性。

从技术上来看，费欣的作品是其艺术教育的直接结果，绘画的折中色彩十分明显，是学院派风格素描、巡回画派式现实主义主题以及印象派式色彩表现的结合。但是他的创作几乎没有触及学院艺术最重要的体裁历史画，虽然善于刻画人物和风景，但他很少创作画面复杂的现实主题作品，更不曾借用或建构复杂深邃的象征体系。从社会角度来看，他长期退居在喀山、陶斯等偏远地区，远离俄美两国艺术中心，使得他没有机会投身时代洪流之中，更缺乏接受国家、教会或重要组织机构、赞助人、藏家的订件。这些外部因素和他自身作品呈现的单一面貌都使得费欣失去了历史价值，是一个可被替代或省略的人物。

这一困境，与那些年龄相近却被艺术史大书特书的俄罗斯画家相比，显得更为突出。费欣活跃的年代，俄罗斯艺术界正经历着剧烈的分化。激进如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塔特林（Vladimir Tatlin），以先锋派的姿态试图彻底超越此前的白银时代诸流派，让艺术摆脱唯美主义的约束，走向纯粹的形式革命；务实如布罗茨基（Isaak Brodsky）、格拉西莫夫（Aleksandr Gerasimov），则致力于将学院传统与功利主义目的相结合，为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服务；漂泊如夏加尔（Marc Chagall）、佩夫斯纳（Antoine Pevsner），则在异国的现代主义浪潮中各放异彩。与这些个性鲜明的同代人相比，费欣的创作显然过于循规蹈矩了。

对中国艺术家来说，费欣的名字总是与契斯恰科夫（Pavel Chistyakov）或美国的乔治·伯里曼（George Bridgman）联系在一起。他们同样以绘画技法的典范性和作品的朴素、平易近人而广为人知。然而艺术史的逻辑从来不同于技法训练和美术教育的逻辑，优秀的技法专家不一定有历史价值，这是显而易见的。

展览的第三章“蜚声世界”，聚焦费欣在时代变革中的人生转折及其跨地域创作，续写其1923年赴美后的艺术实践，展现出费欣创作在多元文化经验中获得新的表达

然而，费欣在身后引发了远超其本土预期的高度热情，尤其是在中国的艺术界，“费欣”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这种跨文化的接受热潮本身，便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费欣最终定居在美国陶斯，在市中心历史街区的陶斯广场附近安顿下来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欣就被介绍到中国，自60年代以来一直深受专业人士的关注，走红于艺术圈中。这种热度可以归结为几个相互叠加的原因。作为列宾的学生，他天然地继承了俄罗斯学院绘画的传统，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新中国成为画家们模仿的鲜活榜样。而他移民美国的经历，则使他免于在苏联影响力消解之后被扣上“苏派”的保守帽子，反而在“美学热”等潮流中被塑造成一个“孤独的、被遗忘的、逃离束缚的”纯粹艺术家形象，更符合追求艺术自觉的中国艺术家的理想投射。此外，精熟的技法与简单的内容，也让他兼具了专业认可与大众接受的双重条件。

事实上，费欣既不孤独，也没有被遗忘。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他的作品都不断出现在各国的展览中；在市场上，它们受到公立机构和私人藏家的追捧，已成为拍卖价格最高的俄罗斯艺术品；他的画册也被艺术院校师生奉为学习的范本……这些都说明，作为一名技法成熟的画家，费欣的价值和地位已然得到充分的肯定。

寺庙舞女

1938年，布面油画，莫斯科库尔尼科娃画廊

纵观费欣的一生，他的命运如同他所成长的时代一样充满断裂与迁徙。但他用画笔将破碎的过往凝聚成一种跨越文化与语言的视觉语言。然而作为一位画家，技艺上的卓越所带来的关注，终究无法完全弥补题材单一、疏离时代的缺憾。历史评价的标准与美术教育和艺术实践的标准并不完全一致，艺术史的书写往往偏爱那些改变了艺术定义的创新者。费欣避开了政治旋涡与繁复的宏大叙事，毕生专注于对既有绘画媒介潜能的极致挖掘。也正因如此，他未能进入由艺术观念激变所主导的艺术史，但在绘画语言的探索中——在笔触、肌理、色彩与造型之间，他毫无疑问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作者介绍

于润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长期从事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专长于俄罗斯艺术史，负责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美术卷欧美美术分支副主编。曾参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机构的展览策划与学术公教活动。

编辑 / 张潇

文 / 于润生

新媒体编辑 / Kiki

新媒体设计 / April

图 / 仲春之会

*本文原载于《时尚旅游》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