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管理专家委员会专家、研究员,湖南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湖南智库协同中心主任)
谭嗣同在三十岁那年算过一笔账:半生奔走,合数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
他算的是路程,后人读的却是另一条线。一个人怎样从旧书里走出来,走进山河,再走进一个王朝的裂缝里去。
做调研的人习惯把脚印留在笔记本边上。这些年,我因课题走动,他当年走过的那一串名字,兰州、潼关、武昌、南京、北京大多走过。只是彼时坐在车里、会场里、县郊的尘土里……并不觉得是在跟他行走在同一条线。直到今日,我坐下来重写这些地名,才忽然被一句话绊住:他往外走是征程,我们往回走是归程,方向明明相反,何以“原不异”?
须先交代一句:这八万里,我并未一一踏遍。这一回,我真正走进的现场只有一处,长沙,亦即斯人高呼“吾湘变,则中国变”的那座古城。其余如潼关、兰州、南京、北京诸地,只能循《三十自纪》的文字与百年文献,作纸上遥溯。寻访未必求全,认得一个起点,便可得他全部的来路。我之起点,是长沙三贵街“时务学堂故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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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贵街老巷/时务学堂旧址门墙
一
浏阳北正路的老街,留着旧日尺度,我曾在此怅叹。大夫第的门楣不高,青砖黛瓦,像一户安分的官宦人家。谭嗣同就在这里学习成长,九岁在京师拜欧阳中鹄为师,接触船山学说;十三岁则回到浏阳师从涂启先,系统研读经史,读魏晋文章,也读船山文章。
那原是一个完整的旧世界。经书里有秩序,剑术里有血气,词章里有少年意气。他后来回忆早年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辞章”,其实不是自谦,而是回头看时才发觉,昔日不必问路,路在圣贤书中,在门第里,在父辈的官印里。
然而,旧屋的屋顶再高,也遮不住窗外的风声。
其父谭继洵宦游南北,他随之辗转,十岁已到通州,仍常往京师,后来又至大西北,又至湖北。少年眼睛里先装下的,不是变法的火,而是江山之大。他不会想到,这条路后来会越走越宽,也越走越孤。
真正改变谭嗣同的,是那十年。
从光绪十年到二十年,一八八四至一八九四,十年间他屡出屡归,断续奔走于十数省,行程合计八万余里。直隶、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经大山若朱圉、鸟鼠、崆峒、太华、终南、匡庐无算”,“形势胜迹益无算”。
表面看是为应试奔波,他十年六赴南北乡试,只一次因兄丧未考。其《三十自纪》回顾,出门不止为考场,更为“察视风土,物色豪杰”。
一个官家公子的一次漫长出走跃然纸上。
他在潼关看“河流大野犹嫌束”;在甘肃驰骋边塞“臂鹰腰弓矢,从百十健儿”;落第后返秦州(天水)在蓝桥写诗;在秦楚古道纵马长歌。驿道、黄河渡口、西北原野、江南烟水,一样一样走进他的眼界里。
做调研的人都懂一个理:案头材料永远差一层,得去现场,得看人怎么活。那十年,他干的就是晚清版的田野调查,心有问卷,伴着马蹄和诗而行。
现实给他的回答很冷。
归来,他写下一句:“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
八股文还摆在书桌上,可这张桌子已经容不下他向上的目光了。不是才学不够,是时代换了尺寸。旧学那套解释系统,托不起眼前这个中国了。
二
滑到尽头,是甲午年。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签约。谭嗣同写下那句人人皆知的话:“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按他自己的说法:“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长与旧学辞矣”。
这不是“觉醒”两个字能轻轻带过的。行程前,他还持着“中国之道不可变”的旧见;甲午之后,他决心摒弃一切旧学、专精致思,改字“壮飞”。
光绪二十二(1896)年年初,父亲逼迫他赴任之前纳捐的浙江候补知府,至四月十八日(5月30日)觐见后,因浙江停止分发,则奉旨改发为江苏候补知府。他怀着一腔悲愤赴任江宁(南京),却与官场鲜少往来,“作吏一年,无异入山”。真正的日子,是躲在清凉山下的金陵刻经处小院里,向杨文会学习佛学,与江南一带的学人往复论难,把儒释道墨、西方格致、算学、政法,一样一样摊在桌上重读。
就在这段“候缺”的寂静里,他写成了《仁学》。
书分二卷,五十篇,自序一落笔就是排浪般的决绝:“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八重网罗,一层层剥。剥到最后他说:“然既可冲决,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这不是逞口舌之快,是一个看清世局裂缝的人,要把蒙在人心上的那层壳一层层揭掉。
《界说》二十七条里,他借西方物理学里的“以太”说“仁”:“仁为天地万物之源”,“仁以通为第一义”。通有四义,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通之象为平等。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通则仁矣。”
这套话今天读着像哲学,当年却是刀。君主之权、伦常之缚、男女之界、华夷之隔,全在这一“通”字底下被重新称量。他写“民为本,君为末”,写“君,末也;民,本也”。两千年一代代跪着读经的人,第一次被他扶起来站直。
《仁学》写得急。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动笔,且进展较快,并完成数十篇,至四月底基本完成书稿。不是因为才思快,是因为门外就是着火的中国,他来不及慢。
书成之后他自己也清楚:纸上的桥再完整,也架不到紫禁城去。河太急,木板终归是木板。
三
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谭嗣同回到长沙。
彼时陈宝箴抚湘,黄遵宪、江标撑着新政,梁启超、熊希龄、唐才常、蒋德钧等人都在。他一到,就把在南京想了整整一年的东西,往湖南的泥土里按。
一百二十八年后,在深秋将尽的一个下午,我沿着长沙三贵街的麻石路去找时务学堂故址。街大概还是老城的风貌,路面被脚步磨得发亮,两边是密密匝匝的铺面,市声与人气挤在窄巷里。门墙内挂满绿植,“时务学堂故址”六个字,风蚀的笔画里藏着年月的厚度。我洒扫庭除,我伫立瞻仰,无限感慨:一百二十多年前,这扇门里进出的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们怀里揣着《仁学》的抄本,课卷批语上写着“民权”两个字;出了这道门槛,就是巡抚衙门、南学会、《湘报》馆,曾是整个湖南思想界里最沸腾的心脏。如今门槛内外都是寻常人家,只剩下一堵旧砖墙,把那段沸腾的日子钉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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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学堂故址
第一步是办学。
他先在浏阳办算学社(后改为算学馆),开湖南新学先声。又与时务学堂相接,作为重要的总理绅士参与学堂筹谋、参与延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亲手写楹联悬在堂上:“揽湖海英豪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
课堂之上和课卷批语里,他和梁启超等人讲民权之利、讲君权之害,更讲《扬州十日记》里的血。还把《明夷待访录》《黄书》《噩梦》这些“禁书”悄悄发给学生,说“时共研习,发挥民主民权之说”。
第二步是立会。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南学会开讲。他登台,讲《中国情形危急》,讲万国大势,讲救亡之法。每次开讲,省城士绅学子挤满一堂。他把自己多年购的五百多种书捐给学会,说“即不能兴民权,亦当畀绅耆议事之权”。无论如何,先把议政的种子埋下,再慢慢往议会的方向引。
湖南抚署故地如今早已面目全非,我在邻近街巷站了站,当年南学会讲堂里挤满士绅学子、人声鼎沸的光景,早已散进一百多年的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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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时务学堂故址陈列馆
第三步是办报。
同年三月,《湘报》创刊,他挽袖撰写文章。报上登南学会讲稿,发《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把新学、新法、新世界一样一样摊到湖南人饭桌上。
那两年,湖南一时成“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修铁路、开矿山、办内河轮船、设电报局电厂……他想把《仁学》里那个“通”字,从纸面搬进街巷、学堂、码头和矿坑。
方案一落地,阻力就从书本跳进人世。守旧士绅王先谦、叶德辉一班人竖起“卫道”的旗,攻时务学堂养“无父无君之乱党”,攻南学会“堕纲常、伸民权”,要杀康有为、驱樊锥。皮锡瑞也因言论触忌,遭守旧派攻讦,不得不黯然离开湖南。唐才常后来自立军起事失败,湖南新政的火苗一夜之间被踩进泥里。
他没退,他北上参与百日维新,乃至慷慨赴死,他比谁都清楚:纸上冲决容易,衙门外头寸步难行。行动不能停在纸上。
“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这是时务学堂缘起里的原话,是那些日子他心底的理想信念。
四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谭嗣同奉诏入京。
七月二十日光绪帝召见,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上行走,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并称“军机四卿”。
从浏阳少年,到南京著书,到长沙办学堂办学会,再到菜市口,八万里的最后一站,不是驿道,是紫禁城。
军机章京担纲的是批奏章、拟谕旨,看起来进了权力中枢。他清楚:这道门里没有兵、没有钱、没有一寸实权,只有一道光绪帝的朱笔和一堆尚未落地的新政。前头长沙那套“通”字方案,到了这里,全悬在皇权与旧党的一线缝隙里。
缝隙很快就裂了。
八月初三夜,他孤注一掷去法华寺见袁世凯。维新派无兵无将,唯有袁世凯小站新军可倚。持密诏,托以举兵护帝、诛荣禄、反制颐和园。
袁世凯当面说得干脆:“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次日,袁回天津,转头向荣禄告密。
八月初六,慈禧太后还宫,重新训政,光绪帝被囚,捕拿维新党的上谕一道接一道。康有为先走,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他则甘愿不躲不跑,甘愿被捕。朋友劝他东渡,他摇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
不是慷慨口号,是他对局势最冷静的算账。康梁去,是留火种;自己留,是把路标钉在断口上。程婴杵臼、月照西乡,他选了留的那一半。
下狱后题壁一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张俭、杜根都是东汉谏臣,一逃一忍,借的是“去留各有肝胆”的旧典。他写这不叫悲,是把自己那一步先交代清楚:走的人不是怯,留的人不是傻,两下合起来才叫接续。
八月十三下午,菜市口。
六辆囚车从宣武门出来,他、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跪成一排。刚毅监斩。
菜市口我未曾亲至,只能凭梁启超们的记载,遥想那一日的光景。今天的菜市口是地铁站、商场、红绿灯十字口,找不出半块旧砖标明“此处曾杀人”。一百二十八年前,这是北京最惨烈的刑场,秋决之日,铺户摆酒案,路人挤着看“出红差”。
他跪在里头,神色不动。
轮到他,抬头低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声音不大,风一吹就散了。旁边卖豆汁的、看热闹的、嗑瓜子的,多半不知道这人是谁。这句话被梁启超写进《戊戌政变记》,教科书印了一百多年,湖湘子弟念到这四句,脊背无一例外会挺直。
死时三十三岁。
浏阳会馆仆人刘凤池深夜将他用芦席卷了,运回浏阳会馆,后侄子谭传赞将其灵柩运回湖南,葬在浏阳。
五
谭嗣同三十岁算完八万里,三十三岁停在菜市口。
今天,我辈再翻他的足迹,其实不是在凭吊。凭吊是站着不动;他留下的不是墓碑,是没走完的一段路。
他当年从大夫第出门,不是去赴死,是去把方向探出来。
直到今天,我们翻《三十自纪》,念至“我自横刀向天笑”,不是回来哭一场,是把那段没走完的路认领下来。
所以,“归程原不异征程”。
不是修辞。是一个民族传递火种最朴素的样子:前人把路探到断口,后人从断口接着量下一程。他探的是救亡图存,是冲决网罗;我们接的是强国建设,是民族复兴。话语换了一层,问的事没换:中国往哪里去,人怎样活得有肝胆。
八万里是他的。
未尽的这一段,是后人的。
不必问归程与征程哪头是起点。脚落下那一处,就是。
参考资料
1.谭嗣同:《三十自纪》,载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
2.谭嗣同:《仁学》,载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
3.谭嗣同:《有感》(“世间无物抵春愁”),载《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
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
5.湖南图书馆“湖南近代人物”专题:《谭嗣同烈士是否去过台湾》等史实考辨文章。
6.浏阳市谭嗣同纪念馆馆藏及展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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