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高官携2万亿投资大单来华，条件十分丰厚，但入局需算风险账

文 | 秋石说

编辑 | 秋石说

2026年11月5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附近举办的伊中贸易投资论坛上，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海达里向约300名中国商界及官方代表提出了一份投资清单。

这份清单包含11个战略行业的约150个项目，总投资额达到3000亿美元，约合2万亿元人民币。

清单的核心是能源、石化和交通基建项目，其中约30个石化项目的投资需求就超过450亿美元。伊朗方面预计，未来五年其能源与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大约需要2500亿美元的投资。

为了吸引中企，伊朗依据《外国投资鼓励和保护法》开出了允许外资百分之百持股、保障资本和利润以外币汇出、提供国际商业仲裁渠道等条件，并计划推出外币债券机制以绕开美元清算体系。

但面对这份金额巨大且条件丰厚的投资邀请，中国企业在做决策时，必须从现实的商业逻辑出发，对背后的风险和实际操作难度进行具体分析。

1、伊朗为什么选择中国？现实条件下的唯一选项

2026年是中伊两国建交55周年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

但伊朗在这个时间点向中国提出3000亿美元的投资清单，主要原因并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好，而是受制于当前的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现实。

从全球范围来看，伊朗目前缺乏其他有实力的投资方。

受美国制裁影响，欧洲企业为了规避风险已经大规模撤出伊朗市场；俄罗斯目前自身的资金十分有限，无法提供大规模的海外投资。

印度企业虽然有市场需求，但出于对美国次级制裁的顾虑，不敢轻易介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成为了伊朗主要选项之一。中国不仅在产业链完整程度和大规模基建能力上具备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中伊之间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的支付与运输通道。

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伊朗约百分之八十的贸易已采用人民币结算，同时中伊铁路也已贯通。

这意味着，中国是目前唯一具备承接这些大型项目所需资金结算和物资运输条件的国家。伊朗选择中国，是基于现实困境的必然结果。

2、承诺条件丰厚，但历史资金实际落地率极低

伊朗为了打消中企的顾虑，开出了允许外资百分之百持股、设立中国投资服务窗口加快审批等优厚条件。但评估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不能只看政策承诺，必须看历史实际数据。

过去五年间，伊朗已批复约200个对华相关投资项目，总规模超50亿美元。然而，这50亿美元的获批项目中，实际到位的资金只有超7亿美元，批准金额与实际到位资金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

这说明一个明确的商业事实：许多中国企业在项目初期可能达成了合作意向，但在后续的实地考察和推进过程中，发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或隐形成本，最终放弃了实际注资。

这种极低的资金落地率表明，即便有“百分之百持股”的政策和“专属服务窗口”，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伊朗国内行政效率较低和营商环境复杂的问题。

外资企业在一个受制裁且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中独立运营，面临的实际阻力远比政策文件上写的要大得多。

3、绕开美元结算的背后

此外，虽然伊朗计划推出外币债券机制，允许外国参与者在美元清算体系之外进行资本出资、股息分配和债务偿还的清算。

这听起来为投资者搭建了一条绕行通道，但在具体的企业财务操作中，非美元结算面临着极高的摩擦成本。

企业投资的核心目的是获取利润并实现资金回流。在伊朗，资本和利润的汇出需要满足极其繁琐的合规要求，包括提供完税证明、出具审计报告，并且最终需要得到伊朗央行的批准。

这三个步骤在实际操作中，全流程通常需要耗时数月。对于大型基建或能源项目而言，资金占用量极大。

如果企业的合法利润在账面上停滞数月无法汇出，不仅会严重影响企业的资金运转效率，还会让企业长时间暴露在汇率波动的风险之中。

这种时间成本和财务风险，会直接削弱项目的实际盈利能力。

4、地缘安全威胁与国内政治博弈带来的合同风险

而除了财务和行政成本，中企赴伊投资还必须面对严峻的安全和法律风险。

首先是物理层面的安全威胁。中东地区不稳定的安全局势是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美伊冲突风险犹存，以色列长期以颠覆伊朗现政权为战略目标。

大型能源和基建项目极易成为地缘冲突中的打击目标。此外，伊朗国内面临俾路支分离组织活跃及阿富汗方向恐怖主义渗透等问题。

这些因素直接对中企派驻人员的人身安全和项目设施安全构成隐患，企业必须为此支付高昂的安保成本。

其次是政治变动带来的合同违约风险。伊朗的行政手续繁杂，且国内存在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博弈。这种高层的政治路线分歧，经常导致已经签订的商业合同发生变故。

虽然伊朗承诺提供接入国际商业仲裁的渠道，但其国内的司法程序周期非常长，且存在政治干预的风险。如果项目因为伊朗国内政治变动而停滞，中企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法律途径挽回损失。

综上所述，伊朗提出的2万亿元人民币投资清单，虽然在能源和基建领域具有一定的产业互补性，但中企在决策时必须保持理性和克制。#上头条 聊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