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5世纪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起,马六甲海峡就被纳入明朝的视野。这条夹在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水道,是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最便捷的通道,也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必经之路。
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不是靠设省置县,而是靠册封藩国、设立羁縻机构与官方船队的巡弋维系起来的:以满剌加和旧港宣慰司为南北两个支点,在半个多世纪里维持了一套间接的秩序。
这套秩序在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先后瓦解。南岸的旧港宣慰司于正统五年(1440年)被爪哇满者伯夷兼并,北岸的满剌加于正德六年(1511年)被葡萄牙攻灭。
此后,明朝官方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逐步退出。即便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明朝也再没有恢复与马六甲地区的官方联系。这七八十年里,明朝先失去海峡南岸,再失去北岸,它的海洋秩序也随之由进取转向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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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册封到设司:明朝经略马六甲的两个支点
(一)满剌加:从暹罗属邦到明朝藩国
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原本是马来半岛西南岸的一个小邦。《明史·满剌加传》记其状况:“其地无王,亦不称国,服属暹罗,岁输金四十两为赋。”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遣中官尹庆出使该国,“宣示威德及招徕之意”。酋长拜里迷苏剌随即遣使随尹庆入朝。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使者抵达京师,称“其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并请求封其国中之山为一国之镇。明成祖遂诏封拜里迷苏剌为满剌加国王,赐诰印、彩币、袭衣、黄盖,并制碑文刻于山上,碑末系以诗,其中有“大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之句。一方藩国的政治身份,就这样由明朝的册封确定下来。
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奉诏再至满剌加,举行第二次册封,赐其国王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同时“建碑封城”,在当地设立官厂。官厂又称“外府”,《瀛涯胜览》记其形制:“中国下西洋船以此为外府,立摆栅墙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城,盖造库藏完备。”各分支船队返程时在此聚齐,钱粮货物入库暂存,待季风顺遂再结队回国。对一个动辄两万余人、历时一年半以上的远洋船队而言,这座设在海峡北岸的中转站,解决的是补给、候风与集散三个关键问题。
永乐九年(1411年),拜里迷苏剌率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亲赴南京朝见,是郑和下西洋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朝贡使团。明成祖在奉天殿设宴,赐以玉带、仪仗、鞍马及大量金帛。此后满剌加贡使频繁来华,“或连岁,或间岁入贡,以为常”。暹罗屡次图谋侵夺,明成祖、宣宗都曾下敕劝谕,令其“辑睦邻封,毋违朝命”。满剌加能从一个小邦成长为区域贸易中心,与明朝给予的政治承认和声援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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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旧港宣慰司:海峡南岸的羁縻机构
如果说满剌加是明朝在海峡北岸的支点,旧港就是南岸的支点。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原为三佛齐故地,14世纪末三佛齐为爪哇所破,闽粤移民与商人在此聚居,推梁道明为首领。永乐三年(1405年),明廷招抚梁道明,其副手施进卿接掌当地。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船队返航途经旧港,剿灭盘踞于此、劫掠往来商船的海盗陈祖义;施进卿因事先通报陈祖义的诈降之计而立功。同年,明成祖下旨设立旧港宣慰司,以施进卿为宣慰使,赐印诰、冠带、文绮、纱罗。
旧港宣慰司属于羁縻性质:明朝不派流官,不驻军队,不征赋税,当地事务由施氏家族掌理,明廷以册封与朝贡确认双方联系。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施进卿去世,其女继掌当地事务,明廷改封她为第二代宣慰使。值得留意的是,《明史》对旧港的定位颇为微妙:它既被列入《外国传》与海外邦国同列,又有“虽受朝命,犹服属爪哇”之说,处在明朝与爪哇势力交织的状态。换言之,明朝在这里获得的是一种名义上的宗主权与航路上的便利,而不是排他性的治理权。
(三)海峡南北的呼应
满剌加位于马来半岛西岸,旧港位于苏门答腊岛东南,一北一南分踞海峡两端;与之配套的,还有郑和船队在苏门答剌设立的官厂。三处据点,加上往来巡弋的船队,构成了明朝在马六甲地区的基本存在。它“控制”海峡的方式不是占领,而是把海峡两岸的港口纳入朝贡体系,再以官方船队维持航路安全。这正是永乐年间下西洋在军事、外交与贸易三方面同时展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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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贡体系下的“十字路口”
(一)册封、勘合与厚往薄来
明朝与海外诸国的往来,被一套以“册封—朝贡”为核心、以勘合为凭证的制度固定下来。藩国须按期遣使,凭勘合比对表文;明朝则以“厚往薄来”为原则,回赐的价值远高于贡品。这套制度在政治上是等级秩序的确认,在经济上则是官方垄断的贸易。
对满剌加这类小国而言,被册封意味着获得一个强大外部力量的政治承认,足以抵御邻国的压迫;对明朝而言,藩国来朝既是“万国来朝”的象征,也换来航路畅通、番货充实的实利。双方各取所需,关系因而成立。
(二)间接统辖:不设郡县、不驻常军
需要强调的是,明朝并没有在海峡地区建立郡县式的统治。旧港宣慰司没有明朝驻军,满剌加的官厂是船队的临时基地,随船队来去。这种安排成本极低,却也极为脆弱:它的全部效力都依赖于官方船队的存在。一旦船队不再出海,册封就只是一纸文书,官厂也无从维持。这一点,在后来的历史中反复得到印证。
(三)东西方贸易枢纽的形成
在明朝经营期间,满剌加逐渐取代旧港,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中国的丝绸、瓷器、铜钱,印度与阿拉伯的纺织品,东南亚的香料、胡椒、锡,都在此集散;来自印度洋的商船与来自南海的商船在这里换货、候风。海峡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东西方贸易十字路口。谁控制了这一带,谁就握住了东西方贸易的钥匙。这既是明朝经略这一地区的用意,也是后来葡萄牙人不惜动用武力夺取马六甲的原因。
三、联系的先后中断:旧港(1440年)与满剌加(1511年)
(一)南岸先失:旧港宣慰司的终结
永乐之后,随着国力与政策的变化,明朝对远洋的态度急转直下。宣德年间,大规模下西洋活动停止,海禁趋向收紧,明朝在南洋的官方存在失去支撑。失去明朝海上力量扶持的旧港宣慰司势单力孤,正统五年(1440年)被爪哇满者伯夷兼并,宣慰司建制随之取消,明朝与旧港的联系就此中断。此时距最后一次下西洋不过数年,可见这套海外秩序的维系,全靠官方力量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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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岸后失:满剌加灭国与明朝的反应
海峡南岸失守之后,北岸又支撑了七十余年。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舰队攻占满剌加。《明史·满剌加传》记载此事:“后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满剌加国王出逃,遣使向明朝告急求援。
明朝的回应,《明史》记之甚明:“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剌加竟为所灭。”也就是说,明廷作了两件事:一是下敕谴责葡萄牙(佛郎机),要求其归还满剌加故土;二是号召暹罗等国“救灾恤邻”,出兵相助。结果是没有一国响应,满剌加终究亡国。
(三)最后的交涉与官方影响的退出
满剌加灭亡前后,明廷内部围绕葡萄牙问题有过一次集中的讨论。正德十五年(1520年),御史丘道隆上言:“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蕃,声罪致讨。”御史何鳌则力陈葡萄牙“兵械较诸蕃独精”,主张驱逐其人、严禁私通。礼部议复,主张等满剌加使臣到京,与葡萄牙使者对质,“廷诘佛郎机侵夺邻邦,扰乱内地之罪”。
次年武宗去世,世宗即位,葡使火者亚三伏法,明朝“绝其朝贡”。此后中葡在广东沿海兵戎相见,正德十六年(1521年)有屯门之战,嘉靖初年又有西草湾之战,葡萄牙人先后被逐出广东。但明朝的举措始终停留在谴责、拒贡与驱逐境内葡人的层面,没有一兵一卒派往马六甲。
明朝官方影响力的退出,也体现在航行与贸易的变化上。《明史》记满剌加被攻破后“其风顿殊。商舶稀至,多直诣苏门答剌。然必取道其国,率被邀劫,海路几断。其自贩于中国者,则直达广东香山澳,接迹不绝”。原本经由满剌加周转的贸易,或改道苏门答腊,或直接驶向广东香山澳。官方朝贡的通道关闭了,民间商船却仍在往来。明朝退出的是官方秩序,不是贸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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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满剌加灭国之际,明朝为何没有出兵
(一)“不征之国”:制度与观念上的约束
明太祖在《皇明祖训》中列出十五个“不征之国”,并告诫子孙“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可“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这一祖训在明代具有很强的约束力。朝贡体系的内在逻辑也决定了,藩国的安危并不是明朝必须承担的义务:明朝以册封换取名分与航路,却不承诺为其提供军事保护。满剌加灭国时,明廷只是号召暹罗等国“救灾恤邻”,自己并不出兵,把地区安全的责任推给了区域内的其他国家。
(二)北边与内政优先:现实的选择
从现实条件看,明朝也没有能力远征。数万里海路,投送兵力的成本极高,而明朝的军事重心始终在北方。正德、嘉靖两朝,北方蒙古势力屡次南下,边患不断,牵制了大部分军事资源。相比之下,马六甲远在“西洋”,在当时的战略排序中排不上号。所谓“不救”,很大程度上是“顾不上”。
(三)朝议的背景:宁王之乱与正德末年的朝局
第三节已经提到,正德十五年(1520年)明廷围绕佛郎机侵夺满剌加有过一次集中的讨论:御史丘道隆上疏、何鳌呼应,礼部复议,要求佛郎机归还满剌加疆土、与前来告难的满剌加使臣对质。这是明朝就满剌加问题最集中、也最有分量的一次表态。它为何只停留在文书与道义上,而没有变成实际行动,还需要先看清它发生在什么时候。
就在一年之前,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在江西起兵叛乱。佥都御史王守仁在四十余日内便将其擒获,叛乱虽被迅速平定,却震动了江南,也暴露出正德朝宗室与朝局的动荡。同一年三月,武宗下诏南巡,遭到百官集体谏阻,一百余名官员被罚跪午门、受廷杖或贬谪,十余人死于杖下;叛乱平定后,武宗又隐报战功,自封“镇国公”,以“亲征”为名南巡。也就是说,丘道隆上疏的正德十五年,明朝刚刚经历一场宗室之乱,皇帝远离京师、耽于巡游,朝政正处在散漫失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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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对佛郎机人本无恶感,葡萄牙使团的翻译火者亚三因得宠而随侍左右;在这样的情形下,丘道隆等人要求驱逐佛郎机、要求“还满剌加疆土”的奏疏被留中不发,不足为怪。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去世、世宗继位,这批主张才被重新采纳。
宁王之乱本身虽已平定,它留下的却是正德末年持续的政治动荡:皇帝怠政、宦官与权臣用事、朝臣在礼仪与政争中彼此消耗。在这样一段政局里,万里之外一个藩国的存亡,很难真正排进朝廷的议事日程。把宁王之乱与满剌加问题分开来看并不合适,它恰是这段时期明朝既无心、也无力对外用兵的背景。
(四)朝贡贸易的重负与倭患的牵制
比一时朝局更深一层的原因,是明朝连它赖以维系海外的朝贡贸易都难以支撑了。明朝的朝贡贸易以“厚往薄来”为原则:藩国进贡方物,明朝回赐的价值往往数倍于贡品。这套制度在永乐、宣德年间国力充盈时还撑得住,此后却越来越是财政上的负担。
据《大明会典》,满剌加这样的首贡之国,一次回赐便有锦绮、彩币、纱罗、银器等物;永乐九年满剌加国王率五百四十余人来朝,仅一次赏赐就极为浩繁。来朝的使团越多,支出越大,而“万国来朝”的政治收益又随着时间递减。到15世纪中叶,朝贡贸易对明朝已成得不偿失的旧政,朝廷因而不断收紧贡期、限制使团规模。
收紧的过程又引出新的冲突。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内氏、细川氏两个使团在宁波为争夺勘合贸易的资格爆发武装冲突,烧杀劫掠,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战死,史称“争贡之役”,又称宁波之乱。
事后朝中认定“倭患起于市舶”,裁撤浙江、福建的市舶司,只留广东一口,并断绝了与日本的贡路。官方贸易的渠道一断,靠海为生的商民便转入走私,走私集团与日本浪人、葡萄牙商人合流,终于演成嘉靖年间绵延数十年的倭寇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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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线索恰好横贯满剌加灭国之后的整段岁月:朝贡贸易的财政重负、由朝贡引发的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倭患,是一个持续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从正德末年到整个嘉靖朝,明朝的钱粮、兵力与注意力,被东南海防和北方边患轮番牵扯,抽不出手去经营海外的藩属。
帮助满剌加复国,本就需要跨洋投送兵力、重建海外据点,这恰恰是当时明朝最不愿、也不能负担的开支。等到倭患稍平、财政略缓,已是隆庆年间,而那时满剌加早已易主,连可以扶助的对象都不存在了。
(五)文官政治在其中的位置
文官集团对决策的牵制,确实是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正德年间围绕葡萄牙问题的廷议,由御史、礼部等文官主导,主张大多停留在道义谴责与拒绝朝贡上;嘉靖年间,主张严海禁的官员又借争贡之役推动朝廷收缩对外通商,把朝贡与海防一并收紧。
文官集团倾向于把资源投向田赋、漕运与内陆秩序,而对需要长期投入的海洋事业缺乏兴趣。这种取向并非某一个人的私心。明朝的财政以田赋为本,海外贸易与海防的收益既不稳定,也难以纳入常规的官僚考核体系,文官集团自然不愿为它承担风险。远征马六甲这样既耗钱又看不到直接收益的行动,在文官主导的决策格局中,从一开始就缺少支持者。
五、隆庆开海之后,为何仍不回头
(一)隆庆开海是一次务实的局部调整
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奏,请求将民间的走私贸易转为合法的公贩,得到朝廷批准。明朝允许福建商民从漳州月港出海,贩运东西二洋,但明令禁止前往日本;同时设立海防馆(隆庆六年改称督饷馆),发放船引,按船的大小征“水饷”、按货值征“陆饷”、对回航白银另征“加增饷”。这就是所谓“隆庆开海”。
需要看清的是,这是一次以治安与财政为目标的有限开放。它开放的口岸只有月港一处,其余沿海仍行海禁;它的制度设计只到口岸管理、船引发放与征税为止,既没有海外据点,也没有护航舰队,更谈不上重建朝贡体系。“易私贩为公贩”是它的核心思路,而不是要重返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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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正的障碍:结构性的放弃
那么,隆庆开海之后为何仍不恢复与马六甲的官方联系?答案不在某一项政策或某一个人的态度,而在几个同时起作用的结构性因素。
1. 朝贡体系本身已经退化。到16世纪中叶,仍照常遣使来贡的海外之国已寥寥无几;对明朝而言,重建一套需要舰队、册封、护送与回赐支撑的海外秩序,成本高而收益不明。“不征之国”的祖训与“怀柔远人”的观念,让它更愿意以礼相待,而不是以兵相争。
1. 隆庆开海是财政与海防的务实调整,不是外交战略的转向。它的目标是收税、安民与减少走私,制度设计的边界止于口岸,并没有向外经营据点的安排。明朝要的是把海上的“贼”变成“商”,而不是重新去做海上的“主”。
2. 与欧洲人的贸易已经另辟通道。16世纪50年代葡萄牙人入居澳门,此后形成以澳门为枢纽的广东贸易;月港—马尼拉航线又在隆庆、万历年间迅速兴起,中国的丝绸、瓷器经此换回大量白银。贸易的实际需求,已经通过澳门与月港得到满足。对明朝来说,恢复与马六甲的官方朝贡,既无必要,也无实利。
3. 恢复的对象已经不存在。满剌加王室在1511年后流亡,其故地先后落入葡萄牙、荷兰之手,区域格局早已改易。明朝即便有意,也找不到可以册封、可以合作的对象。
4. 士大夫的陆权思维与海防优先。明代的主流观念把海洋视为需要防范的边界,而不是需要经营的舞台。海防的第一要务是“守”:守口岸、守卫所、守海岸线,而不是出海设防。这种取向,决定了明朝在开海之后仍然只做岸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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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开海之所以没有带来明朝重返马六甲,原因不是谁在刻意阻挠,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放弃。海禁与朝贡体制下的海防优先、以田赋为本的财政结构、文官主导的决策取向,共同决定了明朝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重返马六甲。开海只是把民间的海上活动纳入管理,并不等于国家重新走向海洋。
从永乐年间册封满剌加、设立旧港宣慰司,到正统五年旧港被兼并、正德六年满剌加被攻灭,明朝在马六甲地区的存在前后约一个世纪。它以册封换取名分,以朝贡维系往来,以官方船队保障航路,从未建立郡县式的直接统治。这种低成本的间接秩序,在官方力量在场时运转良好,一旦船队停止出海便迅速瓦解。南岸先失,北岸后失,前后不过数十年。
满剌加灭国时明朝的沉默,不是某一次决策的偶然,而是制度、财政与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后隆庆开海虽让民间贸易重新活跃,明朝却始终没有回头重建官方联系。到16世纪末,马六甲海峡已先后处于葡萄牙、荷兰的控制之下,明朝的官方影响力彻底退出这一地区。这条东西方贸易的咽喉要道,从此长期脱离了中国的官方秩序,此后数百年间,明朝和后来的王朝都没有再回到这里。
主要参考史料
[1]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外国六》之《满剌加》《佛郎机》,中华书局点校本。
[2]马欢:《瀛涯胜览·满剌加国》,冯承钧校注本。
[3]巩珍:《西洋番国志·满剌加国》,向达校注本。
[4]申时行等:《大明会典》所载朝贡赏赐、勘合诸条。
[5]《明太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明世宗实录》相关条目。
[6]《皇明祖训·箴戒章》所载“不征之国”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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