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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来,大国关系发展呈现出矛盾且时而令人困惑的态势。
从某些方面看,今年确实是一个转折点。
中美两国领导人举行了两次历史性会晤,接下来可能还有两次;中俄深化战略合作;特朗普政府则持续投入外交努力以结束俄乌冲突,重启与俄罗斯的部分经济合作,并邀请俄罗斯官员参加二十国集团(G20)筹备会议。
但从另一个层面看,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改变。
美国与中国在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激烈竞争仍在继续。
美俄关系虽有所改善,但进展有限。美国新增的制裁措施与取消的制裁措施数量大致相当,同时继续在支持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基础设施方面发挥作用。
两种现实之间的张力表明,正如全球秩序一样,大国关系也处于转型期,未来走向仍存在争议和诸多不确定性。
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旧范式已经终结,但新的力量平衡和秩序框架尚未形成。
如果认为我们已经进入新的稳定时期,或者大国冲突风险已经消失,那都是错误的。
以下五点观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全球秩序和大国关系将如何继续演变。
第一,未来一段时期内,大国关系仍将处于紧张和对抗状态。
尽管政治层面的缓和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际行动层面的持续竞争仍然是重要风险因素。
美中、美俄之间的政治缓和都有明显的局限性,这种状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即使三个大国能达成共识,认为避免战争至关重要,也不意味着一定能进入一段和谐与和平的时期。
鉴于乌克兰和中东地区冲突持续,以及亚洲的紧张局势,未来一段时期内,竞争态势恐怕仍将延续。大国必须保持克制,才能避免陷入战争。
就美中竞争而言,对抗局面并非不可避免,但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将新的共识以正式形式确定下来。
以军事领域为例,只要美军继续部署在“第一岛链”并保持活跃,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就很高。
就美俄关系而言,仅靠商业交易无法真正重启这对争执不断的双边关系。
双方还需要展开更广泛的讨论,涉及互不干涉内政、战略稳定以及如何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尤其是在欧洲大陆)避免冲突。
第二,“建设性战略稳定”若要成为大国关系的起点,三方必须对这一概念的含义达成共识,并致力于将其制度化。
这一概念本身颇具前景,但目前三方的理解并不一致。
美国关注的是“稳定”,希望借此维护自身现有优势;中国则更加重视“建设性”,希望寻找合作途径。俄罗斯或许也有自己的理解。
本月晚些时候可能举行的三国领导人峰会,或可为三方就这一概念达成共识提供契机。
如果要将这一概念作为大国关系的新框架,各方就须共同努力建立促进合作、防止冲突的机制。这将包括找到永久解决关键热点问题的途径,类似台湾问题以及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问题。
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制度化,还需要各方努力实现不可逆转的改变——调整军事部署、减少贸易和经济壁垒,以及加强外交合作。
具体措施包括建立新的对话渠道、签署新的协议,并创建相应机制确保政治领导人达成的共识能够延续下去。
第三,合作最有可能出现在各方都感受到脆弱性的领域。
随着军事和经济力量平衡持续变化,这些领域可能逐渐扩大,从而使合作变得更加容易。
例如,目前关于人工智能(AI)风险的讨论很多。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在这一领域确实存在共同的脆弱性:AI被恶意行为者利用、AI军事化应用风险及AI的社会影响,这为三方合作打开了大门。
在核领域,三方都表示有兴趣防止核扩散,即使战略核裁军不在讨论范围内,防止核扩散仍可以成为三方对话的议题。
随着美国在太空及其他领域的优势逐渐减弱,预计未来合作空间会进一步拓展。
第四,试图沿用过去时代的框架和制度,将难以取得成功。
那些用于处理大国关系和全球治理的旧模式与制度,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的世界。
当前,全球环境高度互联,诸如“安全集团”模式,乃至“两极”或“多极”概念,已不足以理解当今世界。
权力分布如今更加分散,即便是小国也拥有相当大的战略灵活性。
我们在思考大国关系格局的同时,不能忽视中小国家的自主性。
新技术也在推动全球治理框架的变革。
尽管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在技术领域遥遥领先,但新型军事技术,以及自主化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发挥某种力量均衡器的作用。它们使小国能够弥补人员不足的短板、缩短空间距离,并加快信息传播速度。
这些变化都使得旧制度显得过于迟缓和僵化,已无法有效处理国家间关系。
未来需要建立新的范式和制度,以保障所有国家的主权与安全。
第五,未来最有效的世界秩序——它能平衡大国和小国的利益,或可从区域层面开始构建。
区域内国家最有动力管理自身的安全与经济事务——欧洲的事务由欧洲国家管,亚洲的事务由亚洲国家管。
即便对于大国而言,其核心利益也主要集中在周边地区。
这意味着可以采用一种以包容性、不可分割的安全为基础的“利益范围”模式。
“利益范围”模式不同于“势力范围”模式。它并非排他性的安排,也不是建立在零和基础上的支配格局,而是承认大国在区域安全秩序及周边事务中拥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和话语权。
中小国家则可以组建兼具外交与威慑功能的区域性小多边联盟,或者通过灵活多变的军事和经济联盟,对大国进行制衡与对冲。
大国固然需要在利益交叠的领域协调行动,并制定一套管理全球层面关系的基本原则;但若更多关注区域层面,将有助于缓解东欧和东北亚等地缘交界地带的紧张局势。
近期,中东为检验这一模式提供了最佳试验场。
例如,《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或许可以成为此类联盟的首个范例,它负责管理区域安全,且无需外部大国干预或提供军事安全保障。
在这一框架下,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可以在中东地区实现共存,各自追求自身利益,同时又无需插手管理地区安全事务。
区域安全秩序应当具有包容性:欧洲安全秩序应当包括俄罗斯,亚洲安全架构也应当包括中国。
这一秩序可以通过大国自上而下的倡议与区域国家自下而上构建新型安全及经济联盟的努力相结合来建立。
归根结底,大国关系的发展轨迹以及未来全球治理的走向仍充满不确定性。尤其是放眼更长远的未来,各大国的国内政治格局都可能发生巨变。
尽管出现了政治缓和的积极迹象,但持续不断的冲突和军事化竞争也发出了警示。
回望来路,2026年或许不会成为一个转折点或分水岭,但也绝非寻常之年。
构建未来秩序的一些重要基石已经铺设,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作者为美国智库“防务优先”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兼军事分析主任。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
原标题:《“大变局”·观点③ 詹妮弗·卡瓦纳吉:旧范式已经终结,大国关系处于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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