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8年状元班的阜阳老师评优落选，辞职去私立，第二天电话来了

我叫阚守正，今年四十六，安徽阜阳颍上县人，在县一中教语文，教了二十三年。

我带“火箭班”带了八年。八年里，我送出去十一个清北，本科率百分之百，出过两个市状元。

去年评市级“优秀班主任”，我又没评上。这是我第五次报，第五次落。

今年三月，我把辞职报告交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四十，私立学校的电话打来了。

先说清楚，我为什么五次都评不上

我们县一中是省级示范高中，评优有一套流程：个人申报、年级组推荐、学校初评、县里复评、市里终评。

评审表一共四页，二十几项。我把第五次那张表留下来了，现在还夹在我的教案本里。

上面有几项，我一项都填不出来：

**“任现职以来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教育教学论文”——我零篇。**

**“主持或参与市级以上教育科研课题”——我零项。**

**“获县级以上党委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表彰”——我零次。**

**“开设校级以上公开课、示范课”——我开过三次，都在本校，不算。**

**“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获省级以上奖励”——我零。**

我能填满的，只有一栏：**“教育教学实绩”**。

那一栏我填的是：八年所带班级高考成绩——一本率百分之百，清北十一名，市文科状元两名。

第五次报上去，评审组的一位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客气：

他说：“阚老师，你这个‘实绩’栏，填得挺好。但是评优不是评成绩，评的是‘综合素养’。成绩是应该做的，不算成果。”

他说：“你回去写两篇论文，报个课题，明年希望很大。”

我那天从县教育局出来，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

我想的是：我一天在学校十四个小时，早上六点到校，晚上十点离校。我带两个班语文，一个班主任，一百零六个学生。我每天批作业批到十一点，我哪有时间写论文。

后来我想明白了。不是“有没有时间”的问题。

是我这个人，就是不会“做材料”。

我年轻的时候也报过课题。二〇一四年，我写了个课题申报书，写了两万字，报上去，没立项。我们组一个老师，课题立项了，他那个课题叫《高中语文课堂提问的有效性研究》。

我问他：“你这个课题怎么做？”

他说：“找两个班，一个班多提问，一个班少提问，期末比平均分。”

我说：“这不是废话吗？多提问的那个班老师投入多，当然分高。”

他笑了笑，说：“守正，课题不是这么看的。课题要的是‘过程性材料’——问卷、照片、听课记录、中期报告、结题报告。材料齐了，就结了。”

我那年没报。我到现在也没报。

我不是瞧不起教研。我是瞧不起“做材料”。

辞职那天

三月十二号，周二，下午最后一节课我上完，去校长办公室。

校长姓宁，宁校长，五十八，还有两年退。

我把辞职报告放在他桌上。

他没看，先给我倒了杯水。

他说：“又是评优的事？”

我说：“不是。”

他说：“守正，你别犟。今年我给你想办法。论文的事，我找人帮你搭个架子，你往里填东西。课题，我给你挂个名。明年我保证给你推上去。”

我说：“校长，我四十六了。我等了五年。我不想再等了。”

他说：“你走了，你这个班怎么办？还有八十多天高考。”

我说：“班我带完。六月九号考完，我走。”

他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话：“守正，你这一走，编制就没了。四十六岁，你出去干什么？”

我说：“我出去教书。”

他说：“教书哪儿不能教？你在这儿教了二十三年。”

我说：“在这儿，我教的不是书，是材料。”

宁校长那天没再劝。他把报告收进抽屉，说：“报告我先压着，你回去再想想。八月份之前，你随时可以来拿回去。”

我说：“不用了。”

私立学校怎么找上我的

去年十二月，合肥一家民办高中通过我们学校一个退休老师找到我。

那学校办得挺大，两千多学生，主打“名师执教、冲刺名校”。他们的招生简章上，印着一排老师的照片和头衔：特级教师、省学科带头人、市优秀班主任。

他们开给我的条件：年薪三十五万，包住，带一个重点班，另外挂“学科带头人”，参与招生宣传。

我那时候没答应。我说我得想想。

三月十二号我交了辞职报告，当天晚上给那边打了电话。那边校长姓詹，很热情，说：“阚老师，你终于想通了。你什么时候能来？我们四月份就想要你过来做招生宣讲。”

我说：“我带完这届高考，六月过来。”

他说：“行。合同我这边拟好，你先看一眼。年薪三十五万，写进合同。”

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抽了一根烟。我老婆在屋里问我：“定了？”

我说：“定了。”

她说：“三十五万。”

我说：“三十五万。”

她说：“那你还愁什么？”

我说：“我不是愁钱。我是心里空。”

第二天上午九点四十，詹校长的电话来了。

我以为是合同的事，接起来还挺高兴。

他说：“阚老师，早上好。有个事，我得跟你商量一下。”

我说：“你说。”

他说：“是这样。我们董事会昨天开了个会，看了你的材料。”

他说：“你的教学实绩，我们是认的。十一个清北，这个很硬。”

他说：“但是——你这个‘市级优秀班主任’，没有。‘市级学科带头人’，也没有。职称是中学一级，不是高级。”

他说：“我们这边招生宣传，家长看的是‘特级’‘省优’这些。我们没有这些名头，宣传上不好做。”

我站在阳台上，太阳照着眼睛，我没说话。

他说：“阚老师，你别急。我们不是不要你。我们想的是，你先过来，做个普通老师，不带‘学科带头人’这个名头。年薪……我们按十八万走。等你带出一届成绩，我们再往上提。”

他说：“你看行不行？”

我握着手机，站了大概二十秒。

我说：“詹校长，我问你一句话。”

他说：“你说。”

我说：“你们招我，是招我教书，还是招我那个头衔？”

他沉默了一下，说：“阚老师，你别这么想。头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你没评上，我们也没办法。”

我说：“我明白了。”

他说：“那你考虑一下，十八万也不低。”

我说：“不用考虑了。”

我挂了电话。

我在阳台上站到中午

我老婆出来叫我吃饭，看见我站在那儿，问：“怎么了？”

我说：“人家不要我了。”

她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没评上那个优。”

她愣了半天，说了一句：“那你辞职报告……”

我说：“交了。”

那天中午的饭，我们俩谁都没吃。

下午我一个人去了学校。我在办公室坐着，看着窗外的操场。

我那时候脑子里想的，不是钱。我想的是——

我这二十三年，教过的学生，有一千三百多个。他们中间，有在合肥当医生的，有在南京做芯片的，有在县里开公司的。每年教师节，我手机能收到一百多条消息。

可我这二十三年的“价值”，是四页A4纸决定的。

那四页纸上有二十几项。我填不满。我能填满的那一项，人家说“这是应该做的，不算成果”。

一个老师的好坏，到底谁说了算？

学生说了算。可学生没有投票权。

家长说了算。可家长看的是分数。

教育局说了算。可教育局看的是材料。

我那天在办公室坐到天黑。走的时候，我把办公桌上那八年的成绩单，一张一张收进包里。

那八张纸，是我自己打印的。上面写着每一届的高考成绩、每个学生去了哪个学校。

那八张纸，没有公章。

后来的两个月

三月到六月，我照常上课。

我没有跟学生说我要走。我怕影响他们高考。

那八十多天，是我教学生涯里最用心的八十多天。我每天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点半走。我把每个学生的作文都当面批，一个一个讲。

六月七号、八号，高考。

六月二十四号出分。我们班五十八个人，一本五十六个，两个二本。最高分六百八十七，全省排名一百二十七。

没有状元。这届没出状元。这届是我带得最认真的一届，却是我八年里成绩最平的一届。

我不觉得丢人。这届学生底子本来就一般，是我从高一一点一点带上来的。

六月二十六号，学校开高考总结会。宁校长在台上念成绩，念到我们班，说：“阚守正老师带的班，一本率百分之九十六点五。”

台下鼓掌。

我坐在最后一排，心里挺平静。

七月初，我正式离校。

走的那天，我把办公室收拾干净。抽屉里翻出那五张评优申报表，我一张一张看，看完，全塞进了垃圾桶。

那八张没有公章的成绩单，我拿走了。

后来的事，是我没想到的

七月中旬，我在家待着，心里发慌。

我老婆在超市上班，一个月三千二。我女儿高一，学费一年八千。房贷还有九年，一个月四千三。

我那点积蓄，够撑一年。

八月，我在小区门口租了个门面，六十平，一个月一千八。

我挂了块牌子：“守正自习室”。

一开始，就是给附近的孩子提供个写作业的地方，安静、有空调、有人看着。一个月三百块，包月。

头一个月来了七个孩子。

八月二十号，我原来班上一个学生的妈妈找到我。她儿子今年高考考了六百四十二，去了西安交大。

她说：“阚老师，我侄子今年高二，语文不行，你能不能给他补补？”

我说：“我不办班。”

她说：“我不是让你办班。我就是想让孩子跟着你学。你收多少钱，我给。”

我说：“我一个人，带不了几个。”

她说：“你先带他一个。”

我带了。

九月，她带了三个家长来。十月，五个。十一月，我那个自习室，周末坐满了。

我没做宣传。我一个微信都没发过。

来的家长，都是原来学生家长介绍的。他们跟新家长说的一句话是：“这个老师，不会来事，但教得好。”

十二月，我算了一笔账：自习室一个月收入八千多，周末补课一个月一万二。加起来两万出头。

比公立多，比三十五万少。

但我每天六点半起床，晚上九点关门。中间我能回家吃个饭，能陪我老婆看会儿电视。

今年三月，邻县一所民办高中找我，校长是我以前的学生，二〇〇八届的，现在三十多岁。

他说：“阚老师，你来我这儿吧。我不看你的论文，我看你带的班。年薪二十八万，加高考奖金。你带一个年级，怎么做你说了算。”

我说：“我一个优都没评上。”

他说：“我知道。我上学那会儿就知道。阚老师，你教我们的时候，讲过一篇《师说》。”

他说：“你当时念了一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你念完，说了一句：‘这句话，我信。’”

他说：“我信你。”

我去了。

今年九月，我在那所民办高中带高一。一个年级六个班，二百八十个学生。

我招老师的时候，只看一样东西：他讲一节课。

我不看论文，不看课题，不看他的申报表。

我让他在讲台上站四十分钟，我坐在最后一排听。我听他讲得清不清楚，听他的学生有没有抬头。

上个月，宁校长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说：“守正，今年学校给你把职称解决了，高级。你回来吧。”

我说：“校长，谢谢。”

他说：“那你回来不回来？”

我说：“不回了。”

他说：“为什么？职称给你了。”

我说：“校长，我不是为了职称走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

我说：“我走，是因为我发现，我在这套东西里，永远证明不了我自己。”

最后说一句

我教了二十三年书，教出一千三百多个学生，十一个清北。

我这二十三年的价值，最后是靠一块“守正自习室”的牌子，和一百多个家长的微信，给我证出来的。

我不是说评优制度不好。制度总有制度的道理，学校那么多人，总得有个尺子。

我只是想说：**那把尺子，量不出一个老师在讲台上站着的四十分钟。**

量不出他改作文改到夜里十一点，在学生的本子上写“这一段写得真好，你有天分”。

量不出他在高考前一个月，把班里最差的那个学生叫到走廊上，说“你别怕，你能上一本”。

这些东西，一张A4纸装不下。

装不下的东西，就别指望它给你盖章。

我现在在民办学校教书，年薪二十八万，没有编制，没有“市级优秀”。

我上课还是那四十分钟。学生还是抬头看我。

我觉得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