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来人不止一次登门。对方希望他带走家人、医院现金以及部分重要物资，尽快离开广州。那时局势紧张，许多人都在作出选择。钟世藩却没有随行，只留下了一句：“我是中国人，我留在这里。”
这句话并非临时起意。钟世藩出生于1901年厦门，自幼失去父母，曾寄居亲属家中，九岁时又被带到上海做工。命运给他的起点很低，但五叔钟广文承担了他的学费，使他重新获得读书机会。
1922年，钟世藩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全班四十人，能够坚持到毕业的只剩八人。医学训练极其严格，他靠着勤奋完成学业，后来赴美国深造，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留学归来后，他没有留在条件优越的美国，而是回到北京协和医院从事儿科工作。
抗战爆发后，医院不断迁移。钟世藩先后在长沙、贵阳等地任职，既做儿科，也承担内科和医院管理工作。南京失守时，钟南山年仅一岁，年幼的孩子跟随家人辗转西迁，生活颠沛，却没有让钟世藩放弃救治病人。
家族的遭遇，也让他对“留下”二字有更深的理解。曾资助他读书的五叔钟广文经营参行，抗战期间积极宣传抗日。厦门沦陷后，他仍坚持表达抗日立场，后来被日军拘押，最终下落不明。亲人的失踪，成为钟世藩无法抹去的记忆。
1946年，贵阳分院迁到广州，改称广州中央医院，钟世藩出任院长和儿科主任。医院设备、药品、书籍都来之不易，他对每一笔财物都看得很重。广州解放后，医院由有关部门接管，钟世藩把院内物资逐项移交，没有带走一件属于医院的东西。
那份后来保存下来的《中央医院财产移交清册》，厚达数百页。医疗器械、药品、书籍，乃至细小物件，都被逐条登记。纸张已经发黄，字迹却十分清楚。对钟世藩而言，医学机构不是个人财产，医生也不能把公共资源当作私人物品。
他继续留在广州从事儿科教学和临床工作。1953年起，钟世藩主持中山医学院儿科教研室，把协和医院重视临床查房、严格记录病情的做法带到华南，逐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儿科教学和科研体系。
条件困难时，他在家中研究乙型脑炎病毒，买来数百只小白鼠。钟南山年少时也帮父亲喂养、观察这些小白鼠。实验室没有先进设备，父亲便靠手头资料和反复试验摸索方法。医学兴趣，就这样进入了钟南山的生活。
钟世藩对儿子的要求并不宽松。一次遇到尿血患儿，钟南山判断是结核，父亲马上追问：“你凭什么这样判断？”随后，他列出膀胱炎症、结石和结核等多种可能，告诫儿子，医生面对的是生命，没有充分证据，不能轻易下结论。
上世纪七十年代，钟世藩视力恶化，仍每天到广州市图书馆查资料，准备编写临床参考书。眼睛重影，他便捂住一只眼睛继续写；后来视力更差，只能把脸贴近桌面。钟南山劝他休息，他回答：“不写干什么？等死吗？”
1979年，《儿科疾病鉴别诊断》出版。这本书不依赖昂贵设备，强调从症状、体征和病史中寻找线索，曾多次重印。钟世藩还反复告诫学生：“用药简单、有效、价廉、安全，就是医德。”能用药解决，就不轻易打针；能用便宜药，就不随意选择昂贵药物。
父亲的作风影响了钟南山。1971年，三十五岁的钟南山回到广州从事临床工作，钟世藩听说后只说了一句：“都三十五了。”这句话没有责备，却让钟南山意识到，临床道路不能再耽搁。他开始早出晚归，认真整理病历和笔记，补上此前缺失的临床训练。
后来赴英国学习时，钟南山取得多项研究成果，校方曾希望他留在那里工作。他拒绝了邀请，选择回国。这个决定与1949年钟世藩留在广州的选择，隔着多年，却有相似的分量：医学可以在任何地方研究，医生的责任却有具体的病人和土地。
1987年，钟世藩临终前仍在和儿子讨论病毒问题。他不愿举行铺张的仪式，只交代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留下来的，是医院档案中的清册、课堂上的诊疗原则，也是一个医学家庭在动荡年代里反复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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