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2年秋,广东屯门海面硝烟未散,明军从葡萄牙船队手中缴获二十门漆黑铁炮。工部匠人奉命查验,锉刀刚落,铁屑的成色便让在场的人变了脸色。拆到炮闩,炮膛内壁光滑如镜,子铳与母铳咬合紧密——这些东西,大明工部造不出来。没人想到,这次拆解没有停在库房里。它引出的是一道从广东烧到南京、从嘉靖初年烧到北方边墙的炉火。中国火炮史上最大的一次转折,就从这二十门炮开始。
01
广东沿海的卫所里,碗口铳是一种不需要被谈论的器物。
![]()
它蹲在城墙的垛口后面,或者架在营门的石基上,炮口朝外,像一个蹲了太久的人张着嘴。炮身短而粗,口部向外翻张,形制与它的名字完全吻合。前装,石弹,火药从口部灌进去,捣实,点火。发射一次之后,炮膛里积下药渣和石屑,需要用长柄铁刷伸进去反复刮擦,再等炮身冷下来,才能装填第二发。这个间歇以“刻”计,在操典里不算缺陷,因为一百五十年来没有人需要它更快。
正德末年,广东水师的巡逻船上也架着碗口铳。船小,炮也小,射程不过数百步,打出去的石弹在海面上跳一两下就沉了。水师官兵对此并无不满。东南沿海的“海盗”大多是几十人的散股,驾着渔船和舢板,遇到官军的大船往往掉头就走。碗口铳的作用与其说是杀伤,不如说是声音——一声闷响从海面上滚过去,多数时候已经足够。
这套器物背后是一套完整的秩序。军器局和兵仗局按旧制铸造,都司卫所按旧制配发,操练按旧制进行。炮的形制没有人在意,因为没有人拿它与别的东西比较过。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足够把任何一件器物变成传统,而传统不需要理由。
直到一种船出现在海面上,炮口比碗口铳阔得多,射出去的弹丸贴着海面飞行,打在船板上不是一个洞,而是一片碎裂。
汪鋐在奏疏里记下了他亲眼看到的东西。佛郎机的船“用夹板,长十丈,阔三丈,两旁驾橹四十余枝,周围置铳三十余管”,“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铳管用铜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斤,小者一百五十斤”。“其铳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
一百余丈,是碗口铳的数倍。而“弹落如雨”四个字指向的,不只是射程,是射速——一门铳打完之后,紧接着另一门在响。
正德十六年正月,汪鋐以广东按察司副使巡视海道,把一份来自东莞县白沙巡检司的报告放在了案头。写报告的人叫何儒,正九品巡检,在那份报告里提到了一件事:他去年因“抽分”登上过佛郎机的船,在船上见到了两个中国人。
碗口铳的黄昏不是从炮声开始的,是从一个九品官登上敌船的那一步开始的。
02
抽分是制度,不是侦察。
明代对往来商船抽取实物税,负责执行的官员登船查验货物,按比例抽走一部分。正德十五年,何儒以东莞县白沙巡检司巡检的身份,登上了一艘停泊在广东沿海的佛郎机船。他的职责是抽税。他在船上看到的东西超出了抽税的范围。
![]()
船上有两个中国人。一个叫杨三,一个叫戴明。“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年久”二字。杨三和戴明不是被掳去的,也不是临时雇用的通事。他们在佛郎机的船上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长到能够掌握造船、铸铳和配制火药这三项彼此关联却各自独立的技艺。铸铳需要知道铜的配比和模铸的火候,火药需要知道硝、硫、炭的比例,造船需要知道龙骨和肋骨的尺寸。一个人能同时掌握这三样,说明他长期参与的是整套船炮体系的运作,而不是某一个环节。
何儒把这件事报了上去。汪鋐的反应不是等待下一次战斗的缴获,而是立即下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卖酒米是借口,为的是让何儒的人能够接近佛郎机船而不引起注意。赏赉是许诺。杨三和戴明“遂乐从”,约定了一个夜晚,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臣”。
杨三到岸之后,汪鋐做的事只有四个字:“研审是实”。审问核实之后,紧接着的四个字是整条技术链条上最关键的一步——“令如式制造”。然后又是四个字:“试验果效”。
如式制造。试验果效。这八个字出现在汪鋐后来追述这件事的奏疏里,语气平静得像在报告一桩日常公事。但它的含义是:在明朝水师与佛郎机船队正式开战之前,在屯门和西草湾的炮声响起之前,广东已经有人按照杨三提供的式样造出了佛郎机铳,并且试射成功。
何儒的身份是白沙巡检司巡检,驻地在东莞县西南一百余里的白沙村,濒临海口。他的品级是正九品,在文官序列里几乎垫底。杨三和戴明连品级都没有,是“久住彼国”的普通人。下令的人是汪鋐,广东按察司副使,正四品。这条情报链上没有工部尚书的批示,没有兵部的覆议,没有皇帝的上谕。一个四品官、一个九品官和两个从海上接回来的中国人,在正德十五年的某个夜晚,把佛郎机铳的技术从一艘船上带到了岸上。
明朝对佛郎机炮的获取,发生在战场之外,发生在缴获之前。
03
正德十六年,汪鋐举兵驱逐佛郎机。战斗的过程在汪鋐自己的奏疏里只有一句:“赖用此铳取捷,杀灭无遗”。“此铳”指的是杨三等人“如式制造”的那些铳。明军用来击败佛郎机船队的火器,是仿制品。
![]()
紧接着的一句话是:“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比与杨三等所造体制皆同”。缴获了二十余门大小火炮,与杨三等人所造的铳相比,形制规格完全一致。这句话把“缴获”的技术意义彻底改写了。如果明军在此前没有造出佛郎机铳,这二十门炮会是全新的、陌生的器物。但汪鋐的奏疏明确地说,它们与广东已经造出来的东西“体制皆同”。
西草湾之战的缴获数字在明代文献中有更详细的记录。嘉靖二年,佛郎机人别都卢率船队进犯新会西草湾,明军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部迎击,转战至稍州,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缴获大小火炮二十余门、战船两艘。二十余门炮被运回入库的时候,它们进入的是一个已经有了仿制品的武器体系,而不是一个空白。
汪鋐在奏疏里对佛郎机铳的评价极高:“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用之守城,最为便利”。但他同时做了一件比缴获更重要的事。他上疏请求“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请求把佛郎机铳的式样颁发到北方边镇,就地制造。这句话意味着,在缴获二十门炮之后,汪鋐思考的问题已经不是“这是什么东西”,而是“怎样让每一个边镇都有这种东西”。
但“颁其式”三个字说起来容易。式样是一张图,图可以送到宣府、大同,但宣府、大同没有广东的铜,没有广东的匠人,没有何儒从佛郎机船上带回来的杨三和戴明。式样到了边镇,面对的是一套与广东完全不同的生产条件。
屯门的炮声停了。西草湾的炮声也停了。二十余门缴获的佛郎机铳被清点入库,与广东此前仿造的铳存放在同一批库房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账册上可能只是一行“夺获”和一行“造完”。
04
工部匠人查验缴获佛郎机炮的时候,最先看到的是形制上的差异。炮身细长,从尾到口收束成一条流畅的线。炮身上有准星,尾部有照门。但真正决定这种炮与碗口铳之间距离的,不在炮身外面,在炮尾里面。
佛郎机的炮尾是敞开的。母铳的腹部中空,可以插入一个预先装好火药和弹丸的小型铁筒,叫作子铳。作战时把子铳推入母铳腹内,抵紧,点火,发射。子铳退出,换下一个。射速的秘密全部在这个“换”字上。
拆开之后,工匠们看到的问题是:子铳的外壁与母铳的内壁之间,不可能严丝合缝。
《筹海图编》卷十三把这件事说得极其直白:“子铳口大,则子难出,要破母铳;母铳口大而子铳口小,则出子无力且歪。务要子母二铳之口圆径分毫不差,乃为精器”。如果子铳的口径比母铳大,子铳难以推出,甚至可能胀破母铳;如果母铳口径大于子铳,火药气体从缝隙中泄漏,弹丸出膛无力,方向偏斜。唯一合格的状况是“分毫不差”。
分毫不差。在手工锉配的条件下,这四个字是一道几乎跨不过去的门槛。铜匠和铁匠可以凭经验和眼力把两个圆筒做到大致吻合,但“大致”与“分毫不差”之间的那段距离,恰好是火药气体能够穿过的距离。点火之后,气体寻找最薄弱的出口,子铳与母铳之间的缝隙就是那个出口。气从缝里走了,膛压就降了。弹丸出膛的速度和射程,与膛压直接相关。
《筹海图编》在另一处提到了铁的问题:“铁中原有查滓夹杂,必炼之不已,融尽查滓,底于精纯,方免脆折爆碎之患”。铁里夹着渣滓,必须反复熔炼,把渣滓去尽,才能避免炮身脆裂炸碎。十斤铁炼成一斤,是上等;炼成五斤,是次等。这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是“炼不炼得到”的问题。炉温、燃料、时间,每一项都卡在手工生产的极限上。
拆解的人面对的是一个分两层的困境。上面一层是设计:子母结构本身带来的闭气难题。下面一层是材料:铁不够纯,炮身承受不住膛压。设计的问题可以通过改进结构来缓解,材料的问题需要炉子和时间。两样东西,没有一样是拆开炮就能得到的。
05
嘉靖三年四月丁巳,一道从南京发往广东的公文改变了仿制的地理格局。
南京守备魏国公徐鹏举上疏,“请广东所得佛郎机铳法及匠作”。请求把广东获得的佛郎机铳的制造方法和工匠一并送到南京。兵部的覆议比徐鹏举的请求更具体,也更让广东方面为难:“佛郎机铳非蜈蚣船不能架,宜并行广东,取匠于南京造之。”佛郎机铳必须架设在蜈蚣船上才能发挥水战效用,因此应该在从广东征调工匠的同时,把制造地点定在南京。皇帝批复:“诏可”。
这道公文的日期是嘉靖三年四月丁巳,公历1524年5月25日。它抵达广东的时候,距离何儒在抽分船上遇见杨三已经过去了四年,距离汪鋐“令如式制造,试验果效”也已经过去了四年。
四年之间,广东造出了佛郎机铳,并且用它在实战中击败了佛郎机的船队。汪鋐在奏疏里写得清清楚楚:“赖用此铳取捷,杀灭无遗”,“比与杨三等所造体制皆同”。广东的铳已经过了实战检验,杨三和戴明在岸上,何儒在巡检司的任上,炉火在广东的土地上烧过。
然后南京来了一道公文,说:把匠人送到南京来造。
这道公文暴露的是明代军事生产体系里一个比技术更难移动的东西。佛郎机铳不是一件可以单独存在的武器。它在水战中的效能源于与蜈蚣船的组合。蜈蚣船是架设佛郎机铳的平台,船体的尺寸、橹的数量、铳位的分布,共同决定了铳能不能在船上稳定发射。而蜈蚣船的建造权,归南京守备系统下的船厂,不归广东。广东可以造铳,但广东造不出与铳配套的蜈蚣船编制;广东可以把杨三从海上接回来,但广东无法把整套水师装备体系从南京搬过来。
所以兵部说,“非蜈蚣船不能架”。所以要在“取匠于南京”。
但“取匠”两个字背后是一连串具体的人。杨三和戴明从广东被调往南京。何儒的仕途轨迹随后也转向了南京:嘉靖十二年十月,他以广东白沙巡检的身份升应天府上元县主簿,在操江衙门“建造蜈蚣船铳,以备江防”。三年之后,再升顺天府宛平县县丞。一个正九品巡检因为一桩技术情报和一套船铳制造能力,进入了南京的操江系统,最终到了京县的佐贰官。
何儒离开了广东。杨三和戴明离开了广东。广东的炉火还在烧,但烧炉子的人和画图纸的人已经换了地方。嘉靖二年,军器局用黄铜铸成了大样佛郎机三十二副,母铳长二尺八寸五分,重三百余斤,每副配短提铳四把,发往各边试用。这是铜铸的。铜的韧性好,不易炸裂,但铜是铸钱的金属,三十二副黄铜佛郎机的铜料可以铸成数量更多的铜钱。边镇需要的不是三十二门,是三百门、三千门。
铜铸的佛郎机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但解决不了“够不够”的问题。铁的问题被留在了广东,留在了那些没有随公文北上的人手里。而铁的问题恰恰是子母缝隙之外的第二道门槛——材料。炉温不够,铁水里的渣滓去不掉;渣滓去不掉,炮身就脆。铜不会脆,但铜不够。
南京的炉子要烧的是铁。广东已经烧过的那些试错,需要在南京重新烧一遍。而这一次,烧炉子的人不在了。
06
嘉靖初年的佛郎机铳首先是铜的。
《明会典》记载,嘉靖二年军器局铸造大样佛郎机铜铳三十二副,“管用铜铸,长二尺八寸五分,重三百余斤。每把另用短提铳四把,轮流实药腹内,更迭发之”。三十二副,每副配四把子铳,发往各边试用。铜铸的佛郎机铳在技术上可行,在实战中可用。但“三十二副”这个数字本身就是问题。
边镇的火器需求以千计。一门铜铳重三百余斤,三十二副铜铳用铜近万斤。铜在明代是铸币金属,铜料的来源和价格受到严格管制。用铸钱的铜去铸炮,铸得越多,铸钱的铜就越少。军器局可以铸三十二副作为试用品,但边镇要的是每个墩台、每个城堡都架上佛郎机铳,这个数量不是铜能承担的。
铁取代铜,不是一道命令的结果,是一笔账算下来的结果。同样的银两,铸铁炮的产量远高于铸铜炮。铁料来源比铜料广,价格比铜料低。但铁有一个铜没有的问题。
《筹海图编》在讲制铳的时候,把铁的问题放在了一段看似旁枝的文字里。它讲的是炼铅锡铳,但其中一句话适用于所有铁制炮管:“铁中原有查滓夹杂,必炼之不已,融尽查滓,底于精纯,方免脆折爆碎之患”。铁里有渣滓,必须反复熔炼,把渣滓融尽,达到精纯,才能避免炮身脆裂炸碎。下文接着说:“故十觔而炼用一觔者为上,十觔而炼五觔者次之”。
十斤铁炼成一斤,是上等。十斤炼成五斤,是次等。这个比例意味着,炼一炉合格的铁水需要投入的燃料、时间和人力,远远超过把铁矿石化成铁水的最低成本。而明代的炼铁炉以木炭为燃料,炉温的上限摆在那里。炉温不够,碳含量降不下去,渣滓融不干净,铸出来的炮身就是脆的。脆的炮身在发射时不会警告,它会在某一发的瞬间裂开,铁片飞出去的方向由不得任何人。
从铜到铁的转身,不是在某一座炉子前完成的。它发生在很多座炉子前,发生在不同的年份里,发生在那些没有被写入奏疏的试错中。嘉靖二年铸的是铜。嘉靖三年南京开始“取匠”仿造。南京造出来的第一批佛郎机铳,仍然要面对子铳和母铳之间的那道缝隙,仍然要面对铁水能不能承受膛压的问题。
子铳的闭气问题在手工条件下没有完美的解。能做的只是把缝隙尽量缩小,把子铳和母铳的接触面加工得更紧密,在发射前检查“子母二铳合入,是否严谨”。戚继光后来在练兵条令里规定,操练时要“看母铳腹内是否光圆匀净,子铳口周围牙肩是否齐整,子母二铳合入,是否严谨”。这些检查项每一项都是对缝隙的反复确认。工匠不能消除缝隙,士兵不能消除缝隙,但每一次装填前的检查都在把缝隙控制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
铁的问题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十六世纪后期,明代新式火器出现了一个显著转向:从铸造转向锻造。“舍铸务锻”的动因,正在于铸铁的脆性在膛压面前暴露出的危险,而熟铁锻造的炮管韧性更好,能够承受发射时的冲击。但这个转向要到嘉靖以后才逐渐展开。在嘉靖初年的炉火前,工匠们面对的是铸铁,是渣滓,是十斤炼一斤还是十斤炼五斤之间的选择。
锉刀在铁面上推过去,落下来的铁屑粗细,手指一捻就知道。细而匀的铁屑是好的,粗而涩的铁屑说明铁里的渣滓还在。这不是看一眼就能学会的判断,是手指在铁屑上磨出来的判断。炉火和锉刀之间没有捷径,一炉一炉地炼,一刀一刀地推。
07
嘉靖八年,已经官至右都御史的汪鋐再次上言。这一次他说的话比正德十六年更具体:“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恃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皇帝“从之”。这一年被《明史》记作佛郎机炮正式“发诸边镇”的年份。
佛郎机铳到了宣府、大同的边墙上之后,与碗口铳的差别不是“更好用”,是“可以这样用”。
碗口铳固定在城墙的特定位置,炮口朝外,发射时士兵围在炮身周围操作。它是一件守城器物,离开了城墙就失去了意义。佛郎机铳不一样。它架在炮车上,车有轮,可以推。扎营的时候把炮车推到营门前面,就是防御火力;行军的时候把炮车挂在队伍里,停下来就能架设。子铳预先装好了火药和弹丸,整齐地摆在炮位两侧,打一发,换一个,再打一发。
戚继光在《练兵实纪》和《纪效新书》里把佛郎机铳的编制和配件写成了定式。每一架佛郎机配子铳九门,“铁闩二根,铁凹心送一根,铁锤一把,铁剪一把,铁锥一件,铁药匙一把,备征火药三十斤,合口铅子一百个,火绳五根”。九个子铳,不是三个,也不是五个。九意味着在战斗的间隙里,装填手有足够的时间把打空的子铳重新装好,而不需要让母铳停下来等。
操作的分工也写进了操典。三个人管一架佛郎机:“一人定铳管放,以二人提铳运送”。一个人负责瞄准和点火,两个人负责搬运和装填子铳。瞄准的人不需要在发射后转身去取子铳,装填的人不需要抬头看目标。两套动作同时进行,母铳的射击间隔被压缩到子铳更换所需的最短时间。
炮兵的编制由此出现。在此之前,放炮是步兵的临时差事,战时从队伍里挑几个人出来操作,打完之后回到各自的建制。佛郎机铳配发到边镇之后,守军中出现了专门管炮的人。他们平日练习的不是列阵和搏斗,是装填、换铳和瞄准。戚继光在操典里规定,操练时要“一架连放三次,提铳装运速而如式者为上等”。连放三次,看的是换铳的速度和动作是否合规。一架子铳的熟练程度,可以决定一场遭遇战中明军能打出几发炮弹。
边墙上的炮车改变了防御的节奏。碗口铳的时代,守军打出一发之后有一段无法射击的空白,骑兵可以利用这段空白冲到墙下。佛郎机的九个子铳把这段空白填上了。不是在技术上消除了装填时间,是用预先装填和轮换把装填时间从战斗过程中移了出去。子铳在战斗开始之前就已经装好了,战斗中的动作只剩下“换”。
但九个子铳打完,仍然要重新装填。九发之后的那段间歇,和碗口铳的一发之后一样真实。佛郎机铳没有消除装填,它只是把装填推迟了。
08
佛郎机铳在明朝的仿制和改良持续了数十年。炮身加长了,射程随之增加;子铳和母铳的配合在反复试错中趋于稳定;炮车的形制在实战中调整。到嘉靖后期,明朝自行制造的佛郎机铳在边镇和沿海卫所中已经是一种可靠的常规装备。但它始终没有跨过一道门槛。
这道门槛在子铳和母铳之间。
后装结构带来的射速优势,以膛压的损失为代价。子铳插入母铳之后,无论配合多么紧密,两壁之间总有一线缝隙。火药点燃的瞬间,气体向每一个方向膨胀,缝隙是最短的出口。气从缝里走了,推动弹丸的力量就少了一分。佛郎机的射程因此有一个物理上的上限,这个上限不取决于工匠的技艺,取决于“后装”这个设计本身。
欧洲的炮术在同一个世纪里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前装滑膛炮,整体铸造,炮身无缝,弹药从炮口装入。装填比佛郎机慢得多,每一发都要把火药和弹丸从炮口送到底,捣实,再点火。但炮身是整体铸造的,没有子母之间的那道缝。火药气体被完整地关在炮膛里,膛压全部作用在弹丸上。射程和威力因此远超佛郎机。
这种炮后来被明朝人叫作红夷大炮。红夷大炮的有效射程在五百米以上,最大射程接近一千五百米,炮身粗重,炮口可以容下硕大的弹丸。佛郎机的子母结构在物理上不可能达到同样的膛压水平,也就不可能达到同样的射程。这不是明朝工匠的失误。佛郎机的设计本身就不为远射程而生,它为射速而生,为水战和近距离防御而生。当战场需要的是远距离摧毁坚固目标时,佛郎机的设计天花板就露出来了。
但佛郎机的仿制不是一段白走的路。明朝在仿制佛郎机的数十年里积累下来的东西,恰恰是后来面对红夷大炮时可以调用的基础。铸铁炮身管的经验——哪里的铁料更纯,炉温要烧到什么程度,炮壁的厚薄如何与口径匹配——是在佛郎机的铁铸炮管上试出来的。镗削炮膛的工具和手法,是在打磨佛郎机母铳内壁时磨出来的。炮车和炮架的形制,是在边墙上推着佛郎机铳走过的路。炮兵的分工和操典,是在九个子铳的轮换中练出来的。
佛郎机不是终点。它是一段让明朝的火器生产从“铸铜”走向“铸铁”、从匠人的个体经验走向操典的制度条文的过渡。十六世纪后期从铸造转向锻造的“舍铸务锻”,其动因同样可以追溯到佛郎机仿制中对铁质韧性的反复认知。红夷大炮到来的时候,明朝面对的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技术世界。它已经在佛郎机的子母缝隙前站了几十年,知道铁里的渣滓要炼到什么程度,知道炮膛的内壁要磨到什么程度,知道一门炮从炉火到边墙要经过多少双手。
09
1522年缴获的二十余门佛郎机炮,在明代火炮技术的链条上占据一个与“发现”不同的位置。
何儒在正德十五年登上佛郎机船的时候,技术获取已经开始了。汪鋐在正德十六年正月接到何儒的报告,下令策反杨三、戴明,“令如式制造,试验果效”的时候,仿制已经开始了。汪鋐举兵驱逐佛郎机,“赖用此铳取捷”的时候,广东造的铳已经经过了实战检验。然后才是“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比与杨三等所造体制皆同”。
二十余门缴获的炮被运回去的时候,它们进入的是一个已经有仿制品、有实战记录、有杨三和戴明在岸上的技术环境。它们的作用不是“揭示一个未知的世界”。它们的作用是确认:广东已经走通的那条路,与佛郎机人自己造的炮,走的是同一条路。“体制皆同”四个字确认了这一点。
真正的困难不在“看懂”。佛郎机的子母结构,拆开就看得懂。困难在于看懂之后要做的事。子铳和母铳的口径要“分毫不差”,手工锉刀做不到分毫不差,只能做到尽量接近,然后用检查、用垫圈、用反复试射来压缩那道缝隙的影响。铁水要“炼尽查滓”,木炭炉子的温度不够,就要在燃料、炉型、风箱上一点一点地改。广东的炉火烧出了第一批铳,南京的公文把匠人调走了,铁的问题在南京的炉子里重新烧一遍。汪鋐在嘉靖八年把佛郎机铳推到了边镇,戚继光在操典里写下了九个子铳的配件清单,何儒从白沙巡检做到了宛平县丞。
1522年的转折,不是发生在某一个匠人拆开某一门炮的那一瞬间。它发生在从正德十五年到嘉靖八年之间的每一年里。发生在何儒登上抽分船的那一步,发生在杨三被小船接引到岸的那个夜晚,发生在汪鋐写下“如式制造,试验果效”的那份奏疏里,发生在南京公文抵达广东之后那些被调走的匠人的行囊里,发生在边墙上推着炮车走过的士兵的脚步里。
那二十门炮被清点入库的时候,库房里已经放着广东造的佛郎机铳。它们之间的区别在账册上是一行字,在技术上是一道已经被跨过一半的门槛。跨过去的那一半是:明朝知道了佛郎机铳是什么,并且造出了自己的。没有跨过去的那一半是:子母之间的缝隙,和铁水里的渣滓,还需要更多年份、更多炉火和更多锉刀。
炮声在1522年停了。炉火没有停。
(完)
参考资料
《明史·卷九十二》
《殊域周咨录·卷九》
汪鋐奏疏
《筹海图编·卷十三》
《国榷·卷五十三》
《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四》
《明会典》
《纪效新书》
《练兵实纪》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