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出生第8天,我抱着他从儿童医院出来,手里那张诊断证明上写着“脑性瘫痪”四个字,当时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这四个字对我们娘儿俩意味着什么。
我26岁,剖腹产的刀口贴着纱布,走路还得用手按着肚子。医院门口的台阶我下了三回才下完,风一吹,眼泪糊了一眼镜片。孩子在包被里睡着,小脸皱巴巴的,看不出和别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
真正让我记住那天的,是我回到出租屋以后,我前夫周远说的第一句话。
他站在门口,没接孩子,也没看我,盯着墙角那双我怀孕时买的棉拖鞋说:“这孩子我不可能管,你要留就自己留。”
我问他什么意思。
他说得很清楚:离婚,孩子归我,他每个月给一千块钱抚养费,给到十八岁,别的别找他。
我当时还以为他是被诊断书吓着了,一时说的气话。我把孩子放进小床里,拉他坐到沙发上,想跟他好好说。我说脑瘫不等于瘫,医生讲了,早期干预、做康复,孩子有希望。我还没说第二句,他站起来把茶几上的水杯挪了个位置,跟我说:“你别跟我讲这些,我扛不住。我还年轻。”
那天晚上他收拾了一个行李箱。箱子里塞了六件T恤、两条牛仔裤,还有结婚时我给他买的那件羽绒服。拉链拉不上的时候,他蹲在地上用膝盖压了压,压好了,提起来就往门口走。我在门口拦了一下,我说你至少抱抱孩子。他往小床那边偏了一眼,没走过去。
门关上的时候,楼道的声控灯亮了一下。
那是我儿子出生第八天。
我给他取名陈一诺,小名诺诺。跟我姓,是我在月子里去派出所办的。我妈从老家赶过来,看见我蹲在阳台上洗尿布,骂我把日子过成了什么鬼样子。骂到一半,看见我手背上全是眼泪,就不骂了,蹲下来帮我把盆里的水倒了。
月子里我几乎没睡过整觉。诺诺肌张力高,睡觉打挺,稍微有点声音就惊。我按医生教的方法给他做按摩,一天四回,每回二十分钟。刚开始我手生,他一哭我就跟着哭,我妈在旁边急得直搓手。后来我练出来了,左手托后颈,右手揉小腿,数着拍子来。冬天开着取暖器做,夏天开着风扇做,我蹲在小床边上像拧螺丝一样一板一眼。
钱不够用,是最大的问题。
周远那一千块钱,头三个月给了,第四个月开始拖。我打电话过去,他说公司效益不好,缓一缓。缓到第六个月,电话就打不通了。我去他妈的住处找过一回,他姐开门,站在门框里跟我说:“你自己要留的孩子,你自己养。我弟现在过自己的日子,你别来搅和。”
我那天推着婴儿车走了两站路,走到半路下起小雨。我把外套脱下来盖在婴儿车上面,自己淋着。回家以后诺诺没着凉,我倒发烧了,烧到三十九度二,还得半夜起来给他冲奶。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想,这日子要是哪天实在撑不住了,我大概只能把孩子抱到福利院门口。这个念头只出现了一回,就再也没敢让自己往那边想。
诺诺八个月的时候,还不会翻身。
一岁,会坐,不会爬。
一岁半,扶站,腿抖得像筛糠,站两秒钟就往下坐。
我一边上班一边带他做康复。原来在超市做收银,后来调到了理货岗,早班六点上,下午两点半下,正好赶三点半的康复课。康复机构在城东,我在城西住,公交倒一班,单程五十分钟。每天背着双肩包,包里奶粉、尿不湿、换洗衣裳、康复课要用的弹力带,一样不能少。
康复中心的彭老师,四十来岁,说话直,第一次给诺诺做评估就告诉我:“你别光指着机构一周两回,你得回家天天练,练和不练,一年以后差出来的不是一星半点。”我说我知道。她说你知道归知道,得受得住。我说受得住。
彭老师后来成了我半个师父。孩子的动作怎么做,回家怎么复,她教我拿手机录下来,回去照着做。有回诺诺练跪走,哭得整层楼都听得见,我在旁边一边按着他一边跟着掉眼泪。彭老师把我叫到走廊上,递给我一包纸巾,说:“你哭孩子就慌,你稳住,他才知道这事能过去。”那以后我在诺诺面前基本不哭,要哭就躲到厕所里,拧开水龙头哭,哭完洗把脸出去接着练。
诺诺三岁,腿能撑着走几步了,就是脚尖点地,踉踉跄跄。
四岁,能平地走二十米,我蹲在小区花坛对面拍手,他一步一步朝我挪,挪到一半摔了,趴在地上冲我笑。我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忽然叫了一声“妈”。
说实话,那声“妈”叫得不算清楚,可我当时腿一软,抱着他就坐地上了。
我给我妈打电话,说诺诺会叫妈了。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说:“会叫就好,会叫就好。”
五岁,诺诺上了小区门口的幼儿园。入园前我跑了四趟,园长看了孩子的康复记录,又看了我写的保证书,才同意收。头一个月,幼儿园老师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说诺诺不肯参加户外活动,一让他走队列就蹲地上哭。我下班去接他,蹲在滑梯底下找到他,他捂着耳朵跟我说太吵了。
那阵子我最怕手机响。
手机一响,不是老师就是康复机构,要不就是工厂那边问我能不能加个班。我晚上哄诺诺睡了以后,趴在餐桌上算账,每月康复课自费的部分、房租、水电、诺诺的奶粉和裤子——他裤子磨破得特别快,膝盖那块总是先烂。算完一处划一处,划到后面,本子上是一堆减号,我合上本子,跟自己说别看了,明天还得早起。
周远中间出现过一次。诺诺四岁那年冬天,他托他姐给我转过两万块钱,说是补上之前欠的抚养费。他姐转账时加了一句:“周远现在又成家了,让你以后别再找他要钱。”我回了两个字:收到。
那两万块钱我一分没乱花,全交了康复课的费用。我心里明白,他不是良心发现,他是想把账结清,好让自己彻底轻松。
诺诺七岁上的小学。普通小学,随班就读。
开学前我带他去做了评估,医生说这孩子的运动功能恢复得比预期好,继续坚持,将来生活自理问题不大。那天回家路上我买了一只烤鸭。诺诺啃鸭腿啃得满嘴油,问我:“妈,今天为什么吃烤鸭?”我说今天高兴。
我没跟他说评估结果,他太小了,听不懂。但那天晚上他睡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把那张评估单折了两折收进抽屉,然后转过头看着窗玻璃里自己的脸,小声说了句:“还行,陈洁,还行。”
真正的变化是九岁那年。
九岁,诺诺脚后跟能落地了。走路还是有点晃,但不用人扶,能自己背着书包走一里路去上学。体育课他跑不了,可他能跟着做操。班主任跟我说,这孩子腿上慢半拍,脑子里快得很,数学题做得比谁都利索。
那年秋天,学校办亲子运动会,诺诺报了个托球跑,他颠着那只乒乓球拍跑到终点的时候,旁边几个家长站起来鼓掌。我站在人群里,没怎么鼓掌,就是使劲攥着手里那瓶矿泉水,瓶子捏得咯吱响。
运动会结束第二天下午,我正在厨房切土豆丝,听见有人敲门。
我手上有水,拿围裙擦了擦去开门。
门口站的是周远。九年没见,他瘦了,也显老了,头发往后拢着,穿一件深灰色夹克,看得出来出门前收拾过。他手边提着一袋东西,是一个恐龙图案的书包,还有个王冠形状的蛋糕,一看就是给孩子的。
我堵在门口,没让开。
他先开的口:“陈洁,我想见见儿子。”
就这一句。
我脑子里轰的一下,想起九年前那个晚上,他提着行李箱蹲在地上压拉链的样子;想起诺诺三岁那年发烧,我一个人抱着他坐在急诊走廊上,护士问孩子爸爸呢,我说没有爸爸;想起上个月我收拾屋子,从柜子底下翻出那张离婚协议,上面写着“每月抚养费一千元”,后面十一个月他一个子儿都没给过。
他看我不说话,又往前凑了半步,说得挺顺:“我知道我以前做得不对。我现在日子稳定了,我就是想看看孩子。他恢复得怎么样?我听说——”
我打断了他。
我说:“周远,你想见他,可以。你先把这九年欠的抚养费结了,再把诺诺这九年在康复中心花的钱对半分,一共十七万八,你出一半,八万九。你什么时候把钱打我卡上,我什么时候让你见。”
他愣了,手里那袋东西往下坠了坠,蛋糕盒子歪了一下。他张了张嘴,脸上的那种“我已经准备好了”的神气一下子就散了。
“我不是来要钱的,”他说,“我就是想看看孩子。”
我说:“我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你听说孩子好了,觉得现在认回来不亏了。可这九年,诺诺做康复我在走廊里蹲着吃盒饭的时候,你没有来;诺诺摔倒了爬起来拉着我裤腿哭的时候,你没有来;你姐让我别再找你要钱的时候,你也没来。你现在想来当爹了,行啊,把当爹该结的账先结一下。”
说到最后我嗓子有点哑,可我没停。
我指着门外:“楼底下那个滑梯,诺诺五岁之前在底下躲了整整一个月,你现在去那儿站着,站到天黑,兴许能听听他当年是怎么哭的。”
他站在门口没动,嘴张了两次,什么都没说出来。手里的书包带子松了,袋子掉在地上,蛋糕盒磕在门槛上,盒盖摔开了,里面的奶油蹭了一角。
我弯腰把那盒蛋糕捡起来,塞回他手里。
“东西你拿回去。诺诺不爱吃奶油蛋糕,他长这么大,一块奶油蛋糕都没吃过——他没有那个条件,我也没工夫给他买。”
我说完把门关了。
门关上以后我靠在门板上站了一会儿,心跳得厉害。厨房里的土豆丝还泡在水里,锅里的油已经冒烟了。
过了大概一个礼拜,我手机收到一条银行短信,到账五万。
周远发来一条信息:剩下的年底之前给。让我见孩子一次。
我没回。
又过了三天,诺诺放学回来,从书包里掏出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说是在校门口有个叔叔塞给他的,让他交给妈妈。我打开看,是一份打印好的“探望安排”,上面写着每月探望两次、每次两小时,还留了个律师的电话。
我把那张纸对折,再对折,塞进了厨房的垃圾桶。
晚上诺诺写作业,趴在小桌子上问我:“妈,那个叔叔是谁?”
我想了想,没瞒他:“是你爸。”
诺诺“哦”了一声,笔没停,继续算他的口算题。过了一小会儿他又抬头:“那他想见我,我要见吗?”
我说:“你愿意见就见,不愿见就不见,这事你自己定。”
他歪着头想了几秒钟,说:“那我先不见吧。我周末还要练走路,没工夫。”
我转过身去切葱花,切着切着,发现手底下全是水。
后来周远又来过两回,一回我不在家,他把东西放在门口,是那袋恐龙书包和一兜子零食。书包我没扔,放在鞋柜最底下那一格,诺诺看见了,没说要也没说不要。第二回他站在楼下给我打电话,说到年底前剩下的钱凑齐了,问我能不能商量。我说钱到账再说,别的事没得商量。
我把手机挂了以后,坐在沙发上出了一会儿神。
说实话,那五万块钱到账的时候,我不是没犹豫过。八万九,够诺诺再做一年半的康复课,够换掉家里那台一洗衣服就哐当响的旧洗衣机。我是俗人,我不是不认钱。
可我把那张探望安排从垃圾桶里捡回来又看了一遍,上面那行“每月探望两次”让我想起诺诺一岁半那年,我做康复累得蹲在走廊上起不来,给周远打过唯一一个电话——不是要钱,就是想让他来搭把手。那个号码当时已经停机了。
九年前他停机,九年后他发律师函。
有些账能算清,有些账算不清。我要是为了那八万九让他进门,这九年我一个人咬着牙熬的那些晚上,就全白熬了。
年底前两天,周远把剩下的三万九打了过来,信息里写:钱清了,该见我了吧。
我把诺诺叫过来,跟他说那个叔叔的钱到账了,你如果想见,我给你们约个时间,就一次,在小区门口的奶茶店,我坐旁边。
诺诺正在拼他的乐高,头也没抬:“行啊,见就见吧。不过妈,我跟他说啥呀?”
我说:“你想说啥说啥,不想说就喝奶茶。”
见面安排在周六下午。周远提前二十分钟到的,坐在靠窗的位置,桌上摆着两杯奶茶,还有那个恐龙书包。
诺诺背着书包走进去,在他对面坐下,很自然地问了一句:“你就是我爸?”
周远点头,眼圈一下子红了,伸手想去摸诺诺的头。诺诺偏了一下,没让他摸着,然后把吸管插进奶茶里吸了一口,特别平静地说:“我妈说你这九年没管我们。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来啊?”
周远的手僵在半空,嘴唇抖了一下,说:“爸爸……爸爸以前糊涂。”
诺诺又吸了一口奶茶,想了一会儿说:“哦。那你现在不糊涂了?”
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低着头搅我自己那杯白开水。
周远那天说了不少话,什么“爸爸给你买了书包”“以后爸爸每周来看你”“你想去哪儿玩爸爸带你去”。诺诺听得挺认真,眼睛一眨一眨的,最后他说:“叔叔——不是,爸,我周末要练走路,平时要写作业,你要真想来,就一个月来一回吧。多了我妈该多做饭了,麻烦。”
周远连声说好。
出了奶茶店,诺诺牵着我的手往家走,走了大概十几米,他仰头跟我说:“妈,那个人说话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他好像比我还紧张。”
我说是吗。
诺诺又说:“不过他提到你的时候,眼睛都躲着你,我看出来了。”
我没接话,伸手把他羽绒服的拉链往上拉了拉。
北方的冬天,风顺着裤腿往上灌。诺诺走路还是有点瘸,可走得稳,手里攥着周远给的那杯奶茶,走到楼下垃圾桶旁边,他停下来把奶茶扔了进去,回过头跟我说:“妈,甜的,我不爱喝。”
我问他那你还去见他干什么。
他把书包带子往上提了提,说:“我想看看他长啥样。看完了,就这样吧。”
那天晚上我把鞋柜底下那个恐龙书包拿出来,拍了拍灰,靠在了诺诺书桌的旁边。诺诺扫了一眼,没说什么,从里面掏出一块橡皮,用上了。
至于周远,他后来真的一个月来一回,有时候在楼下等着,有时候上来坐一会儿,坐得也不长,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喝杯水就走。诺诺对他客客气气的,不叫爸,也不叫叔,什么都不叫,有事说事,说完就回屋写作业。
我倒是不再拦了。
拦不拦的,这九年的日子已经是我一个人走过来的了。他要是真能坐下来喝杯水,那就喝。他要是再站起来走人,我也不会少块肉。
诺诺前两天写作文,题目叫《我的妈妈》。他写:“我妈脾气不好,老冲我吼,可她每天背着我走两里路去做锻炼,风雨不误。我妈说了,这辈子谁也别想欺负我,她也不行。我觉得行。”
我看了那篇作文,没吭声,折了两折,跟那张康复评估单一起塞进了抽屉最底下那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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