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1年1月，安徽泾县茂林一带，山路被雨水冲得泥泞不堪，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正被国民党军重重包围。枪声从山谷两侧传来，通信线屡屡中断，部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困难。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熟悉内部情况的人，却成了最危险的变数。
这个人，便是新四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赵凌波。
皖南事变发生在1941年1月4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北移途中，在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由于兵力悬殊、补给不足，加上部队行动受到限制，战局很快陷入被动。此后，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等人后来也相继遇害。
不过，把皖南事变的失败完全归结于一个人，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军事冲突，部队北移计划受阻，敌我力量悬殊，这些都是决定战局的重要因素。赵凌波的叛变，则像是在本已混乱的局面中，又撕开了一道口子。
赵凌波是四川泸县人，早年曾在川军中服役，后来被红军俘虏，经过教育后参加革命，曾担任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政治委员。到皖南事变前，他已经是新四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在部队中有一定资历，也熟悉行军路线、兵力部署和指挥关系。
正因为如此，他被捕后的选择，造成的影响远比普通俘虏更严重。
在突围过程中，第一纵队司令员傅秋涛所部与军部失去联系。赵凌波奉命外出联络，途中被国民党军俘获。此后，他没有坚守身份，也没有设法隐瞒军情，而是向对方交代新四军的情况，并表示愿意配合行动。
更棘手的是，他没有被立即关押，而是被利用来接近原来的部队。
当时战场通信已经十分困难，部队内部又处在频繁转移之中。许多指挥命令只能依靠传令员、号音或口头传达，真假很难迅速核实。赵凌波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重新出现在新四军活动区域。有人把他当作仍在执行任务的干部，傅秋涛起初也未能及时察觉异常。
“命令为什么还不传下去？”傅秋涛曾追问。
得到的答复却是：“还在联络，暂时没有消息。”
这一迟滞，直接影响了突围节奏。傅秋涛判断继续集中固守十分危险，曾考虑将部队分散，以小股力量突破封锁，保存有生力量。但在传达和执行过程中，相关命令没有及时落实，部队错过了较好的行动时机。
战场上，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都可能改变结果。
有意思的是，当部分官兵终于打开缺口，准备向外突围时，赵凌波又以指挥名义要求停止行动，甚至命令部队收拢。突围队伍因此出现停顿，原本可能扩大的缺口被敌军重新封锁。国民党军获得喘息后，迅速调整部署，包围圈随之收紧。
傅秋涛后来意识到情况异常时，赵凌波已经脱离现场。一个熟悉内部部署的副职干部，先是拖延命令，随后扰乱行动，最终抽身离开，给部队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这里面既有赵凌波个人叛变的直接作用，也暴露出当时通信中断、指挥失序和部队高度集中的严重问题。
皖南事变后，赵凌波公开投靠国民党方面，表示愿意从事反共活动，并谋求在绥靖系统中任职。他不再满足于自保，而是主动参与搜捕和破坏新四军及地方游击力量。对一个曾经掌握红军和新四军内部情况的人来说，这种转变尤其危险。
1942年5月，赵凌波又在安徽繁昌一带实施冒险行动。他乔装进入新四军活动区域，谎称自己是从监狱逃出的皖南事变被俘人员，试图借此取得信任，探听部队情况。只可惜，他忽略了一个细节：长期并肩作战形成的识人能力，不是几句编造的话就能完全遮掩的。
一名新四军指导员很快认出了他，并将情况秘密报告。傅秋涛得知后，没有立即公开处置，而是安排人员将赵凌波控制，借护送之名把他押往师部。途中，赵凌波察觉事情已经败露，趁休息时企图逃跑。
押送人员随即开枪，赵凌波当场毙命。
他的结局，结束于一次失败的伪装，也结束于曾经信任他的部队手中。皖南事变的惨败有着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原因，但赵凌波在关键时刻泄露军情、迟滞命令、扰乱突围，确实使第一纵队的处境更加凶险。对战场而言，叛变并不只是立场改变，更可能让一支部队在最需要判断的时候失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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