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画家在硅谷做程序员｜三明治

文｜晓晓

编辑｜李梓新

周六早晨十一点半，我坐在硅谷 San Mateo 的一家越南餐厅里，对面是好友娜拉。娜拉和我很像，我们都学过艺术，也学科技，都在某个阶段认真想过要做一些更接近创作的事情，后来又不约而同地进入了科技行业。她也曾经在创业公司里经历过几轮起伏，最近入职了大厂。我们认识这些年，身边的人跳槽、创业、升职、拿到新的 offer，好像都已经变成了生活里很普通的事情。

吃饭的时候，娜拉忽然跟我说，她最近越来越频繁地想一件事：自己到底还要不要继续留在硅谷。她的伴侣回国续签，签证被 check 了。不是被拒，只是进入行政审核，要等批准。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这个等待究竟会持续多久。他回不来，她也还在这里工作，于是两个人就这样隔着太平洋生活。因为签证，因为政策，一些和感情毫无关系的事情，却可以直接改变两个人生活。

娜拉说，以前她非常坚定地想留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这么想，刚工作的时候也这么想。那时候好像一切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留下来，找到更好的工作，进入更好的公司，继续往前走。可是现在，她越来越不确定了。她说，其实以后回国生活也挺好的。然后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但是这两年 AI 发展挺好的。现在留在这里多挣一点钱，也是好事。”

那天我和娜拉点了一份价格不菲的牛肉，又点了一份三十美元的炒饭。我们抱怨了一下通货膨胀，但菜单上的价格并没有让我们特别惊讶。在硅谷待久了以后，人会慢慢失去对某些数字的敏感。房租每年涨，吃饭很贵，一杯咖啡也要八美元了。工资看起来很高，但所有东西都在提醒你，这里之所以愿意付给你这么多钱，也许正是因为留在这里本身就需要很高的成本。

我以前在纽约生活。和纽约相比，硅谷少了很多人文，也少了很多生活本身。在纽约的时候，你很容易觉得生活正在四面八方发生：展览、书店、剧场、酒吧，街上永远有人，你随时可以走进另一种生活里。但在硅谷，生活经常被压缩成几条很明确的路线：家，公司，健身房，超市，周末开车去某个地方吃饭，再回家。可我们还是留在这里。说到底，因为这里有工作，也因为这里有机会。尤其是在 AI 迅速发展的这几年，世界上很少有另一个地方，可以让机会、资本、技术和高薪如此密集地聚集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们想的不是“我到底想不想住在这里”，而是“既然已经在这里了，要不要再待几年”。

今年是我在美国的第十二年。

我的本科读的是纯艺术，后来转向计算机。2017、18 年前后，身边有很多人转码，那是一个“学计算机就能找到好工作”的年代。后来我读了计算机相关的硕士，毕业的时候也赶上软件工程蓬勃发展的时代。那时候，我的艺术背景不但没有成为劣势，反而因为艺术、设计、数据可视化和计算机的交叉，让我在工程师的招聘里显得很特别。

记得刚入职硅谷一家头部公司的时候，隔壁组在开发一个数据收集的软件。大家主要都是后端工程师，于是我被借过去做设计和前端。东西做出来以后，大家都非常高兴。那是一个非常硬核的技术组。可是在这样一个组里，会艺术、能做设计，能让一个东西不仅能用，而且还好看、好用，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效的事情。后来让我第一次升职的项目也是因为这样。系统不仅做出来了，而且 UX，也就是用户体验，非常顺滑，非常好用，大家真的爱用，最后也产生了 business impact，也就是对业务真正产生了影响。

转码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工程师”。我学习算法、系统设计、前端和后端，也越来越少强调自己的艺术背景。慢慢地，我已经很习惯这样介绍自己：我是工程师。可是到了 2026 年，这件事情又慢慢变得模糊起来。

前段时间入职一家公司，第一天创始人问我：“你做过 iOS 手机端开发吗？”我说没有。他笑着说：“没关系，我们也没有。但是我们有一个很高效的同事，Claude Code。”

Claude Code 是现在软件工程师常用的一种 AI 编程工具。于是，一个做了很多年前端和后端全栈开发、从来没有做过 iOS 的我，真的开始做 iOS 了。

Claude Code 写代码，再让 另外一种AI工具Codex 审核，AI 互相检查，最后人类测试、判断、提交。过去泾渭分明的前端、后端、iOS，好像突然不再是不可逾越的专业边界。这让我既兴奋又害怕。AI 让我能够做过去不会做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它也让过去不会做我的工作的人，可以开始做我的工作。

有一次，Claude Code 呼啦呼啦地写了一大堆东西出来。可是在 GitHub——工程团队平时存代码、看代码的平台——上看了一会儿以后，我忍不住皱起眉头。这里写得太复杂了。有些东西明明可以用我们已经有的组件，它却重新写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版本。有些文件里面甚至有很多 hardcoded 的数字，就是直接定格在代码里的数字。整个东西看起来能跑，但明显有一点"过度设计"。而且从软件工程的角度来说，也没有很好地遵循 单一职责（single responsibility）和可维护性（maintainability）。

我皱了皱眉头，又让它改。来来回回几轮以后，我终于觉得不错了。我说：“好的，现在可以提交 PR 了。”PR 全称 Pull Request，可以简单理解成工程师把代码交出来，请别人审查以后再合并进去。

AI 可以非常快地把东西写出来，但是写出来和写得好，好像还是两件事情。不过，我如今越来越少去人工审核AI生成的代码了，也很少打开编译器去一行行阅读了。回想起上学的时候熬夜debug，修改代码错误的日子，仿佛很近又很远。

早期初创企业大多扎堆共享办公室。办公室对面有个小哥，有一天过来打招呼说：“嘿，你好，我经常看到你，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晓晓。然后他又问：“你是做什么的？”

这个问题可有意思了。如果放在三年前，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全栈软件工程师，主要做网页、Web UI。可是如今我想了想，我到底该如何描述自己的职位呢？我说：“嗯，现在我又做设计又做工程，可以叫 Design Engineer，设计工程师吧。”

这个头衔现在已经很模糊了。我可以做设计，也可以做工程，可以做前端，也可以做后端。比如我现在要开发的一个新功能，会涉及直接的用户调研、产品原型，然后和创始人一起讨论产品方向，之后再由我和另外一名程序员一起完成开发。所以在 2026 年的今天，我很难说自己到底是做什么的。是的，我依然有专长，但是职责的边界被打破了。尤其是在一些很早期的初创公司里，设计、产品和工程开发完全可以由一个人来交付。

我问对面的人：“你是做什么的呢？”他说：“我是 Data Scientist，数据科学家。几个星期前刚刚加入一家本地的税务公司。”我问：“那你的工作受 AI 冲击大吗？”他说，他其实觉得自己的工作变得更有趣了。因为他现在能参与更多产品的制定和方向，而不仅仅是一个执行者了。我后来一直记得这句话。

Slack 里的消息嘣嘣嘣响个不停。Slack 是科技公司里很常见的内部聊天工具。市场部主管、创始人、设计师，还有我，挤在一个群聊里讨论下一版广告插图到底该长什么样。设计师先丢出来几张图，还是之前网站上那种儿童铅笔画，线条歪歪扭扭，像随手从小孩的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设计师说：“我觉得这个感觉挺好的。”创始人说：“可是这跟我们职业化的形象不太一样。”

我盯着那几张图看了一会儿，也忍不住打字：“这个是不是太潦草了？我们能不能试试《纽约客》或者《纽约时报》那种插画？”其实我们谁也没有真的拿起笔来画。所有这些图，都是 Midjourney 之类的 AI 工具生出来的。2026 年，做一套视觉方案已经可以快到有点荒谬。调几个参数，扔进去几张参考图，再写几句话，一个不懂绘画的工程师也可以在几分钟里生出几十张图，设计师可以，市场部当然也可以。以前要画很久、改很多轮的东西，现在一下子铺满了屏幕。

可图越多，Slack 里的争论反而越热闹。市场部的大哥说：“你们想想，那些天天上班的人，每天看的都是精致的、专业的、高级的东西，早就看烦了。他们说不定就是想看一点幼稚的、好玩的东西。”我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铅笔线，还是觉得不对。也许是在艺术学校待得太久了，我一看到这种故意做出来的拙劣“潦草”，心里就先咯噔了一下。我说：“可是这跟我们的产品定位不符啊。”设计师不同意，市场部也不同意，创始人一会儿觉得这个有道理，一会儿又觉得那个也可以。

屏幕上的图一张接一张地冒出来，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再生成十张、二十张，谁也不缺新的方案。我们缺的是另一件东西：到底哪一张是好的？或者更麻烦一点，到底谁说了算？争到后来我也懒得打字了。最后还是创始人出来收场：这个平台先用这一版，另一个面向消费者的平台换一种风格。大家各退一步，Slack 终于安静下来。我看着屏幕上那一排刚刚生成出来的图片，忽然觉得有点好笑。AI 已经可以替我们画画了，却没有替我们解决那个最老的问题：什么是好。

回想起来，以前在艺术学校上行为艺术课，老师会给我们一些文字，或者把我们带到花园里。每隔一个小时，让我们记录一些东西。可以是想法，可以是声音，可以是味道，可以是视觉，什么都可以。然后再回到工作室里去创作。明明是同一个芝加哥的花园，同样的时间，每个人创作出来的东西却完全不一样。

在艺术学校里，我们经常会做 critique，也就是把作品拿出来，由老师和同学一起讨论。最重要的从来不是一个标准答案。不是说看起来漂亮就是好的，也不是模仿别人所做的东西就是好的。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认真地去思考。为什么要用这个媒介？为什么用这个材料？为什么用这个 scale，也就是这个大小和尺度？这些选择到底是不是经过认真审视的？如果这些东西是经过你认真审视以后做出来的，你在 critique 的时候能够说清楚，大家也能够从作品里感受到你的思考，那它就可以成立。

以前我以为，进入科技行业以后，这些东西已经离我的工作很远了。科技行业喜欢比较明确的衡量方式：用户增长多少，转化率多少，页面打开速度多少，bug 代码错误有多少，提交的代码PR有没有被接收申请。可当 AI 开始接管越来越多“怎么做”的工作以后，我忽然发现，“为什么做”“做什么”“什么算好”这些很难量化的问题，反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工作里。

前几天，我和一位资深工程师同事喝咖啡。他在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以前就进入了硅谷。我出生那一年，他刚刚大学毕业。我们聊到 AI。他说，以后只是会写代码的人可能不行了。然后他看着我说：“但你不一样。你会艺术，你有创造力。我觉得你反而可能是这个时代受益最多的人。”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感激。我真希望他说的是对的。

差不多就在同一段时间，我离开上一份工作，重新回到招聘市场，一些面试官反而开始质疑我的本科为什么不是计算机。曾经让我显得特别的经历，在一个裁员不断、供大于求的市场里，又重新变成了需要解释的“缺陷”。

有一次，我已经面到第六轮。和 HR 挂断视频电话之后，我还是忍不住哭了。电话接通的时候，我原本以为会听到一个好消息。对方说完结果，我愣了一下，很快点点头，努力让脸上的表情维持原样。“明白，谢谢你告诉我。”我甚至还记得问：“团队有没有什么反馈？有没有什么是我之后可以提高的？”HR 给了几个很简短的回答。我一边听，一边点头，说“嗯”“明白”“谢谢”。快结束的时候，我仍然习惯性地笑了一下，感谢他和团队花在我身上的时间。

然后电话挂断了。屏幕回到了电脑桌面。我坐在那里，眼泪忍不住往下流。常见的代码题做出来了，系统设计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的差错。如果是放在几年前，几乎是稳拿offer的情况。可如今，任何一个好一些的岗位放出来，就是几百甚至上千人竞争一个岗位。

这时候，我听到工作室外面有开门的声音。我打开门，是 Oliver，是隔壁的英国艺术家 Oliver 来了。他看着我一脸泪水，惊讶地说：“你怎么了？你今天的会议还顺利吗？”我哭丧着脸说：“被拒了。”

本来只是想跟他说一句，结果越说越伤心。我跟他说，我已经面了这么多轮，一次又一次。然后我说，只靠做艺术真的很难维持生活，真的是很难。Oliver 听了一会儿，沉默后说：“I don't know anybody that make it.” （我不认识哪个人，真的能只靠这个挣到钱）。其实我们当时都在欧洲一个基金会支持的艺术驻留里，已经算是做得不错、也比较幸运的一群艺术家了。可即使这样，金钱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叮叮”响了两声。我打开手机看，是以前一家公司的顾问，发来的信息。他说，他一位朋友正在找人，想招一个能够 think out of the box，也就是能够跳出框架思考的人。他一下就想到我，问我愿不愿意聊聊。

我把手机给 Oliver 看。他笑了，说：“你看，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还会给你再开一扇门。”

10月的一个周日下午，我和先生思扬一起驱车往北，过了金门大桥，去 Headlands 探望艺术家好友珍妮弗。

Headlands 曾经是一片军事要塞，废弃之后，慢慢被改建成艺术家的工作室和驻留空间。我和珍妮弗几年前是工作室的朋友。几年过去，她的艺术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也有了本地的画廊代理。最近，她刚刚辞掉了在大厂的设计师工作，开始把更多时间放在艺术上。她开玩笑说，从此以后，丈夫杰克一个人要“喂四张嘴”——她、女儿，还有家里的猫和狗。

很多人听到硅谷做艺术，首先冒出来的问号是：硅谷还有艺术家？

是的，当然有。只不过这里生活成本高昂，科技产业又太过兴盛，所以大家很自然地不会把“艺术家”和硅谷联系在一起。但如果说，这些艺术家自己在科技公司有一份工作，或者他们的伴侣在科技公司工作，那么一切似乎就有迹可循了。

硅谷资本丰厚，但做艺术并不容易。这里的工作室数量很少，价格又普遍高昂。以前我在旧金山 Mission 区也有一个小小的工作室。那里非常明亮，可是每次去都要开车半个小时以上。开去工作室的路上常常堵车。炙热的阳光包裹着我，无处可逃，炫目的反光让我戴着帽子、墨镜，有时候还戴着口罩，仿佛是在躲避这个阳光。等到了工作室附近，又要忙活着找车位。终于找到车位以后，穿过街道，再进到工作室里。

我很喜欢那个工作室。可是有一次，我从工作室出来，天已经晚了。刚走到街上，我就闻到一股很难闻的塑胶味。明显是街边有刚刚烧完的垃圾和塑料留下来的味道。周围几乎没有人，我一下子心里有点紧张。我加快脚步，后来几乎是跑回了车上。关上车门以后，才松了一口气。

这样久了之后，我慢慢发觉，这并不是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后来，我把一些东西搬进租来的迷你仓库，把工作室又搬回了家里。搬回家以后，画油画的机会就少了。再加上工作的忙碌，大多数时候只能在纸本上用水彩或者彩铅去画画。以前我会纠结：我是不是不够认真？我是不是为了工作牺牲了艺术？

离开上一份工作后，朋友安慰我说：“那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嘛。反正家里有人在赚钱。”

听到这句话，我一时不知道自己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庆幸。可我坐在那里，左想右想，总觉得哪里不太对。为什么挣钱这件事，好像可以理所当然地交给老公？

我忍不住换位想了一下。如果有一天思扬真的累了，他也想停下来休息几个月；或者有一天他说，我不想继续现在的工作了，想去写作，想全职研究经济，想去读书，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收入，那时候，我有没有底气像别人今天安慰我一样对他说：去吧，没问题。我相信你。家里有我呢。我希望我们之间的那句“家里有我呢”，不是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说。

珍妮弗的工作室窗明几净，非常明亮。阳光从窗外洒进她的工作室，墙上有她的草图，还有一些小的绘画。桌上是还没有干的颜料，后面的墙边摆着巨大的作品，旁边还有 Gamsol 这些油画溶剂。空气里都是油画颜料和溶剂的味道。

我去的时候，她正在画画。她跟我说，她最近每天都会去海边走走，然后带着一个笔记本。然后她问我要不要喝一点茶。我们在工作室里坐了一会儿。在那里，我感到放松，我也感到羡慕。多么明亮的窗，多么好的工作室，多么好的画呀。好像一天里的时间真的可以慢下来。

走出门的时候，她对我说：“晓晓，你是一个好的画家。你要继续画画。”

后来有一阵子，我打开领英 LinkedIn，满眼都是朋友的公司又融资了。又一家公司，又一轮。我当然为他们高兴，但也会彷徨。有时候会觉得，别人都在往前走，只有自己不知道在干什么。再提交几个代码申请PR，并不能缓解我的焦虑。再修掉几个 bug，让自己忙碌起来，好像就可以暂时不用去想这些事情。

所以我越来越需要另外一种时间。没有 KPI 的时间。KPI 是公司里衡量工作结果的各种指标。但艺术如果也开始有 KPI，好像就变得有点奇怪了。

九月十五日，我在晨间日记里写：“Subtle signals.” （细微的信号）。最近生活都慢了下来。仿佛硅谷的喧闹离我已经很远了。远，又不远。毕竟，我一打开微信公众号，就是各种投资、AI 的最新信息。一打开领英，又是热闹非凡。关闭这一切，我脑中浮现出来和父母前些天在家乡的小河边散步的景象。

morning journal（晨间日志）是 artist practice 里的一种，不是为了完成一个作品，只是让自己的思考和想法先流出来。有一天早晨，闹钟响之前我已经醒来。脑子里想了很多很多事情，轻飘飘的。所以我拿出书，拿出彩铅，拿出水彩，轻轻地打开我的速写本，就在上面画。

我画出来了什么呢？有线条，有叶子，有色彩，有眼睛，有眼泪，有海螺，有种子，有雨点，有文字，有句子。它们就像羽毛一样，轻轻地飘落在我脑海里。彩铅的颜色轻轻地在纸张上勾勒出痕迹。水彩和水混合以后，泛出透明的亮色。颜色重叠，干，再重叠；干了，再重叠。

以前我会不停地问自己：我是不是应该全职做艺术？我是不是牺牲了我的艺术，去做科技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到底应该怎么生活？现在，我已经不再那么执念于这些问题了。工作室搬回家以后，画油画的机会少了。那就画水彩和彩铅。没有完整的一天，就画一个小时。没有一个小时，就画二十分钟。

我告诉自己，不要再给艺术设置 KPI 了。不要去想这张画以后能不能展览，别人会不会喜欢。就去做，静静地做。

这是我做艺术的第十年。以前我总觉得，科技和艺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必须证明自己更属于其中一个。可最近，我反而越来越难把它们分开。

白天，我在公司里看 AI 一次生成几十张图，然后凭着自己学艺术时留下来的判断，觉得哪一张不对。我让 AI 帮我写从来没写过的代码，再用这些年做工程师积累下来的经验，判断它哪里可能出错。早晨，我坐在家里的桌子前，用水彩和彩铅慢慢画一些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的创作。

这些画不会增加公司的用户，不会提升转化率，也不会让任何一个代码更快并合进代码库。但我还是想把它们画下去。

我不知道自己还会在硅谷待多久，也不知道有一天，我是不是最终还是会离开这里。我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真的全职做艺术。现在我已经不太想急着找到那个答案了。

我低头又画了一会儿。等再抬起头的时候，窗外已经亮了。我看了一眼微波炉上的时间，快八点了。我把彩铅放回盒子里，合上速写本。

是时候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写作感想：

很高兴能够参加三明治非虚构写作工作坊。这篇短文，或者说碎片集，是在火车站台的等待时间、健身房骑车的时候、和会议之间的间隙记录下来的，也是我在硅谷生活一个真实的写照了。

本文来自三明治「非虚构短故事学院」，11月短故事招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