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市兰山区：选择性执法与零程序强拆，临沂纪委追责问责刻不容缓

——方城镇吕士春大棚遭“精准强拆”的调查报道

2026年11月7日下午，一台挖掘机开进兰山区方城镇吕家寨村。石桥工作区书记王立国、镇分管领导王茂娟带着城管执法队员和村两委成员，对吕士春那座150平方米的大棚进行强拆。没有书面催告，也没有强制执行决定和公告，没有人告诉他可以复议、可以起诉。而就在三个多月前，吕士春刚刚向方城镇政府缴纳了1.7万元罚款，还差七千多元尾款未清。吕士春提过一个方案：他在村里担任村主任十多年，村里欠他十几万元，要么抵账，要么宽限几天。镇领导没有听，直接带着挖掘机来强拆。

吕士春实名向媒体反映的核心，不是“我的大棚绝对合法”，而是两个更具体、也更难回避的问题：全镇同类情形，为什么只拆他这一座?法律规定的强拆程序，为什么一步都没有走?他怀疑这中间涉嫌公报私仇！

同案不同罚：执法的尺子，量出了什么

吕士春告诉媒体：他的大棚是2009年建起来的，因为年久失修，一到雨季就漏水，2005年底，他对大棚进行了加固加盖。方城镇认定吕士春“违建”的理由，就是他2025年年底对2009年建成的大棚做了一次加盖。但吕士春反复指出的对照事实是：吕家寨村乃至方城镇在农用地上新建的大棚比比皆是，有的甚至建在耕地上，但是方城镇政府并没有对这些新建大棚进行强拆。他的棚是十六年前建的，是加固加盖，不是新建，新建的安然无恙，加固加盖的却被推平。

《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要求，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相同或者相近的违法行为应当同等对待，禁止无正当理由的差别处理。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这一原则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法谚。一个与吕士春处境高度相似的案例中，全村数十户房屋同样没有审批手续，执法机关只对一户下达限期拆除通知。复议机关要求执法机关举证说明“为什么只查这一户”，执法机关无法提交合理区分依据，最终复议机关认定该限期拆除决定“显失公平、属于滥用行政裁量权”，依法撤销。

把这个逻辑放到吕家寨村：如果“占用耕地”是执法的标准，新建的比加固加盖的严重，为什么被拆的是加固加盖的那一座?如果“没有审批手续”是标准，整个方城镇新建大棚的手续在哪里?执法可以分批整治，但必须有统一的整治方案、台账和时间表，不能“只查个别、放任其余”而说不出理由。方城镇政府至今没有向吕士春出示任何全镇统一摸排的方案，没有解释“为什么是吕士春”。拿不出这个理由，选择性执法的结论就立在那里。

程序“裸奔”：法律跳过了好几步，“选择性执法”的质疑声被挖掘机的轰鸣声给掩盖了，这中间是否涉嫌公报私仇或者镇领导违规违法？

（监控拍摄的方城镇领导指挥挖掘机强拆现场）

11月7日下午发生的事情，是把《行政强制法》翻过去，直接动手。

《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至第四十四条给强制拆除设定了一步都不能少的程序：事先书面催告，告知陈述权和申辩权；作出书面强制执行决定并送达；对违法建筑予以公告，限期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且不拆除的，行政机关才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北京市平谷区一个几乎相同的案件把这条程序链说得很透：镇政府认定村民建筑未取得规划许可，在没有书面催告、没有告知陈述申辩权、没有作出书面强制执行决定、没有等到复议诉讼期限届满的情况下强拆，法院确认强拆行为违法。判决中有一句话值得方城镇的决策者反复读：“程序违法是独立的违法事由”，“即使建筑确实属于违建，行政机关也必须走完催告、听取陈述申辩、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公告、申请法院执行等法定程序。少一步，强拆行为就是违法的”。

福建一个案件同样如此：镇政府在未依法公告、未催告、未听取当事人意见、未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的情况下强拆，法院认定“严重违反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定程序”，判决确认违法并责令赔偿。湖南自然资源厅公布的颜某案也是送达限拆决定当日即强拆，未给自行拆除时间，未履行催告，复议机关径行确认程序违法。

吕士春收到了什么?没有催告书，没有强制执行决定书，没有公告，没有人告诉他可以复议、可以起诉。

11月7日之前，他还在跟村里协商那七千多元尾款怎么处理——协商期间，挖掘机来了。即便退一万步，镇政府有权认定这座棚是违建，它也没有权力跳过催告、公告、听取申辩、等待复议诉讼期限，直接用挖掘机解决问题。

信赖的落空：2009年建设的大棚，自然资源部的三调没说话，镇政府对其罚款之后并调来了挖掘机进行强拆

吕士春的大棚存在了十六年。2009年建设时他向村里交了4500元的使用权费，承包的是村集体土地。经过全国国土调查，这座大棚没有被认定为违建。

自然资源部2025年6月已经明确，国土调查是“例行体检”，反映调查时点国土利用现状，不能直接作为管理依据，不能简单机械运用调查成果，坚决纠正“唯技术论”。三调数据本身不是免于执法的“免死金牌”。

对于一个在村里当了十多年村委主任的农民而言，十六年的存续、三调的不予否定、去年加固加盖时未被制止，构成了一个普通人对“这块地上可以继续使用大棚”的合理信赖。

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判例中反复确认：如果当事人基于对政府的信任投了钱、建了房，多年经营，政府一直没管过，仅仅以手续不全为由认定为违建，是不合理的。浙江某冷藏公司案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明确指出，企业取得部分规划许可后对行政机关存在合理信赖，应当保护其在受到行政处罚之前因信赖利益产生的投入损失，据此撤销原判、责令行政赔偿。信赖保护不是一句抽象的法谚，它已经进入了司法审查的裁判理由。

但反过来，方城镇政府在认定违建时，有没有认真对待过“三调没有认定违建”这个事实?有没有调查过这座大棚2009年建设时的土地状况?有没有考虑过它存在了十六年、吕士春在上面投入了十六年这一系列事实所形成的合理信赖?

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规则是清楚的：建筑物历史形成、长期存在、政府长期未予查处，不能“一刀切”当违建拆除，当事人的合理信赖利益应当受到保护。

更值得追问的是罚款与拆除之间的逻辑。如果大棚真的必须拆除，那镇政府罚款两万五千元的依据是什么?如果缴纳罚款意味着可以补正违法状态、允许继续使用，吕士春已经交了1.7万元，只剩尾款未清，方城镇政府为何在此时选择消灭建筑物本身?收钱时认它是“可以罚款了事”的存在；钱收不足强拆时又当它是“必须彻底消灭”的违建。两套逻辑在同一座大棚上交替使用，唯一不变的是方城镇政府领导始终握有定义权，而相对人吕士春始终处于被动。

问责的落点、临沂市纪委的整治重点，恰好是这起强拆事件中镇政府领导的违法违规行为

吕士春实名请求临沂市纪委、兰山区纪委对方城镇相关责任人进行调查问责，不是没有制度入口的。

临沂市纪委2026年7月刚通报了4起行政执法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明确要求紧盯趋利性执法、选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从严从重从快查处、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曝光”。同一年早些时候，司法部发布的规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中，“滥用行政裁量权、类案不同罚”被列为整治重点，有执法人员因滥用职权被取消执法资格、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强拆领域追责也有先例：陕西安康早阳镇镇长因镇政府强拆民房，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区纪委监委对其他涉嫌违纪违法责任人继续审查调查。

吕士春要纪委查的，正是三个可以落到具体人头上的问题：为什么只拆他的?全镇农用地上新建的大棚有多少被立案、被罚款、被拆除?如果新建的没有处理、加固加盖的被拆了，执法标准由谁定的、为什么这样定。强拆之前程序走了几步?催告书在哪里、强制执行决定书在哪里、公告在哪里！—份都拿不出来，就不是“工作瑕疵”，是明知法定程序而跳过的严重违法行为。罚款与拆除的逻辑由谁拍板?收钱时一套认定，拆棚时另一套认定，中间有没有对相对人权利的基本尊重。

选择性执法最深的伤害，不在于某一座大棚的倒塌，而在于它向所有人传递的信号：执法的标准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谁决定查你”。这中间是否涉嫌公报私仇？镇政府领导是否涉嫌程序违法？

当同乡镇的新建大棚安然矗立、一个加固旧棚且已缴纳大部分罚款的人在协商尾款期间被挖掘机突袭，方城镇政府损害的，远不止吕士春一人的七千元尾款或一座150平方米的棚子。它损害的是“同样情况同样对待”这一行政法治最底线的承诺，以及“程序不是装饰”这一强制拆除最基本的规矩。

《行政处罚法》第五条所确立的公正原则，不是装饰性的宣示。它要求执法者在决定“对谁出手、出多重的手”时，给出经得起对照的理由。方城镇政府至今没有给出这个理由。挖掘机已经开走了，但那个问题还立在吕家寨村的土地上：如果选择性执法可以拆掉吕士春的大棚，那么下一个被“精准选中”的，会是谁?

吕士春的七干多元尾款还没有交清，但大棚已经没有了。方城镇政府欠他的，不是一份罚款结清证明，而是一份经得起对照的执法理由，和一份拿得出来的程序记录。临沂市纪委的通报里写着“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曝光”，吕士春实名反映的这起事件，正好是一个检验这句话成色的样本。

来源：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