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北京一家医院，章宝琛病重卧床，启功白天忙于编撰，夜里赶来陪护。临终前，她断断续续说起后院的一棵树，以及埋在树下的几只麻袋。启功听完，既惊讶又不安。
那里面，装着他早年的书画。
章宝琛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仍惦记着丈夫那些作品。她把字画包好，悄悄埋入地下，躲过了特殊年代的动荡。启功后来挖出麻袋，发现作品大多保存完好，却再也等不到妻子从病床上坐起来。
这段婚姻的起点，并没有多少传奇色彩。
1912年，启功出生于北京。1913年，父亲去世，母亲年纪尚轻，却没有改嫁，而是与姑姑一道把孩子抚养成人。家境逐渐衰落，他在私塾读书，后来受教于陈垣，慢慢走上治学、教书和书画创作的道路。
1932年，20岁的启功按照长辈安排，与章宝琛成婚。婚前，他对这门亲事谈不上热切。章宝琛比他大两岁，出身清寒，没有受过完整教育；启功则沉浸于诗词、古籍与书画，二人看起来并不相似。
大婚后，启功一直称她“姐姐”。
这个称呼里，有尊重，也有亲近。章宝琛虽然不识字，却并非没有见识。启功邀朋友到家中谈学问，她常常在旁边添茶研墨，听得不多说得更少。日子久了，她开始留意丈夫笔下的线条，也渐渐能说出几句自己的判断。
真正让两人靠近的，是生活的压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平沦陷，启功失去教职，收入随之中断。家里能省则省，章宝琛把较好的粮食留给婆婆、姑姑和丈夫，自己常吃粗粮。她还要缝补衣物，把有限的钱留出一部分，供启功买书和作画。
启功曾想卖画谋生，却放不下读书人的矜持。章宝琛看出了他的难处，接过字画，自己走上街头。
一人作画，一人售卖。
有人曾劝启功到日伪方面的教育机构任职，至少可以解决温饱。启功拒绝后，对方又试图从章宝琛这里寻找突破口。章宝琛没有绕弯子，只说：“我们就是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和汉奸做事。”
这句话传到启功耳中，他拍手称赞。从那以后，夫妻之间少了客套，多了一种真正的信任。
启功恢复教职后，章宝琛本有机会进学堂读书，却因婆婆和姑姑年迈多病而放弃。两位老人病中难免烦躁，她仍然照料如常。启功母亲去世时，深知妻子多年辛劳的他，郑重向章宝琛叩首致谢。
学问上的成就，常被看作一个人的天赋与勤奋；可在启功身后，还有章宝琛长年累月的家务、照护和忍让。她没有留下多少作品，却替丈夫守住了生活最难的那一部分。
没有子女，也是两人婚姻中的一道隐痛。章宝琛对此始终自责，甚至一度离家回到娘家。启功看到她留下的书信，才明白妻子多年沉默的原因。
他没有争辩，亲自登门接她。一次不成，再去；几次之后，章宝琛才答应回来。启功并非完全不在意传统家庭对后代的期待，只是相比血脉延续，他更看重眼前这个陪自己吃苦、守家的妻子。
1975年，章宝琛病逝。启功在她灵前再次叩首，这一次，却没人把他扶起来。此后30年，他没有续娶。友人介绍伴侣，他多半婉言谢绝；有人愿意留下照料他的生活，他也始终没有答应。
他把卖字画所得的钱捐给北京师范大学，自己仍住在并不宽敞的房子里。晚年有人邀他外出，他常常推辞。章宝琛一生操劳，从未有机会真正出游，这件事成了启功心中难以释怀的遗憾。
2005年6月30日，93岁的启功在北京病逝。按照他的遗愿，后人设法让他与章宝琛“合葬”：墓中除了启功的骨灰，还放入章宝琛生前的日常用品，并刻下两人的合影。43年的婚姻，最终以这样朴素而具体的方式，留在了一处墓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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