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结婚后的第二年,沈建国拿着一张返城通知回到家,告诉我省城有一栋带暖气的红砖房子,以后再不用半夜起来给炕添柴。
我信了他,带着两身换洗衣裳和一对新搪瓷缸,坐了十七个小时的火车跟他进城。
可到了那栋红砖房前,他握着钥匙站了很久,最后却把钥匙放进我手里,让我亲自开门。
房门被推开的那一刻,我只往里面看了一眼,手里的网兜便落在地上。两只印着红喜字的搪瓷缸滚过门槛,沈建国在身后连叫了我两声,我却连头都回不了。
这件事,要从北洼子生产队的一场倒春寒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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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叫王秀珍,北洼子生产队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
爹是队里的老把式,会看天、会种地,就是不会说软话。娘走得早,我十一岁起就跟着爹学着撑这个家,洗衣、喂鸡、腌咸菜、推石磨,哪一样都难不倒我。
队里的老人常说,秀珍这孩子是个闷葫芦,话不多,但手脚利索,眼神里有股子劲儿,将来谁娶了她,算是捡着了。
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捡着了",只知道日子就是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天亮了起来干活,天黑了回来睡觉,第二天再天亮。
沈建国是随着那一批知青下来的。
队长把人带进村的那天,我正蹲在井边洗萝卜,听见身后一阵脚步声,回头一看,七八个城里娃子排成一溜,穿着不合身的棉袄,提着大包小包,站在土路上东张西望,眼睛里全是茫然。
我没多看,低头继续搓萝卜。
倒是旁边的桂花婶子扯了我一把,凑到我耳朵边上压低声音说:"秀珍,你瞧瞧那个高个子,长得俊不俊?"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扫了一眼。
高个子,白净脸,鼻梁挺,下巴上有一道浅浅的酒窝,就算裹在臃肿的棉袄里头,也能看出底下那副身板是宽的。
我收回目光,说:"洗萝卜。"
桂花婶子笑得前仰后合,拍了我一巴掌说:"你这丫头,真是块榆木疙瘩。"
我没搭腔,但手里的萝卜不知道为什么没搓几下就放进桶里了。
后来才知道,那个高个子叫沈建国,省城来的,家里头听说是有些来头的,但他自己从不提,问他也只是笑笑。
知青们刚来的那阵子,干什么都是一团乱麻。
锄地不知道怎么握把,割麦子割到自己腿上,挑水走两步洒一半,扁担压在肩上龇牙咧嘴地叫,把地里干活的老农们看得直摇头。
沈建国比别人稍微强一点点,但也强得有限。
有一回他去挑水,回来的路上扁担断了,两桶水全倒在地里,把刚锄完的菜地泡成了一片烂泥。
队长骂了他一通,他站在那里听着,没有顶嘴,低着头,耳根红到了脖子里。
我那天恰好路过,看见他蹲在泥地边上,拿一根树枝戳着烂泥,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神情说不清是委屈还是倔强。
我本来打算走过去的,不知为何脚步停了一下,随手从自己挎篮里摸出一块夹了野菜的饼,扔到他面前。
他抬起头,愣了一秒,说:"给我的?"
我说:"不然呢,给泥巴的?"
他笑了,那道浅浅的酒窝就出来了,说:"谢谢你,同志。"
我说:"不用谢,吃完把包饼的布给我带回来。"
然后就走了,没有再回头。
02
知青们在队里住了没多久,各人的脾性就都显出来了。
有几个受不了苦的,三天两头写信回家哭诉,不是这里没有热水就是那里蚊子太多,哭了一季子,第二个秋天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地里弯腰。
沈建国不是这种人。
他话不多,但肯吃苦。最开始挑不了重担,他就私底下练,用麻袋装沙,每天早起在村头走一圈又一圈,走到肩膀磨破了皮,第二天裹上布继续走。
地里的活儿他跟着老农一点一点地学,虚心得让人有些意外。别人指点他,他就低头认真记,有时候还掏出一个小本子来,拿铅笔写几个字。
爹有回从地里回来,说起沈建国,难得地松了口气,说:"这个城里娃子,还算有点踏实气。"
爹是不轻易夸人的,这句话在他嘴里,算是顶高的评价了。
但让我跟沈建国真正开口多说话,是因为一只鸡。
那是个傍晚,我家的老母鸡不知道怎么跑出了鸡圈,钻进了知青们住的院子里,我进去找鸡的时候,正好撞见沈建国蹲在墙角,手里捧着那只老母鸡,低着头一根一根地替它拔身上的草刺。
他拔得很认真,动作很轻,生怕弄疼了它。
我站在院门口看了一会儿,说:"我的鸡。"
他抬头,看了看我,又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鸡,说:"我知道,我看见它进来,翅膀上划了一道口子,就先帮它处理一下。"
我走过去蹲下来看,翅膀根处确实被什么划破了一道口子,他已经用一块干净的布片替它包扎住了。
我说:"你哪里来的布片?"
他说:"我衬衣的袖口。"
我低头看他的袖子,右边的袖口确实缺了一截,露出里面深色的毛衣来。
我一时没说话,把鸡从他手里接过来,抱在怀里站起来,说:"白费了。"
他说:"鸡又不能说谢谢,你代它说一声也行。"
我看了他一眼,转身往外走,走到院门口,脚步顿了一下,没回头,说:"谢谢你。"
身后安静了一秒,然后他说:"不用谢。"
声音带着一点笑。
03
倒春寒来的那一年,地里的麦苗被冻死了一大片,队里的日子更难过了,口粮分得比往年少,家家户户都在省着过。
我爹那年腰上的老毛病又犯了,躺了将近一个月,地里的活儿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
沈建国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有一天傍晚收工后,拎着一把柴火来我家,往灶膛里一塞,蹲在灶前点上,说:"你爹吃饭了吗?"
我在里屋扶着爹喝药,听见声音出来,看见他蹲在灶前,手上熏了一道黑,说:"你来干什么?"
他说:"烧火。"
我说:"我自己会。"
他说:"我知道你会,但是我来了,你就不用自己烧了。"
我站在门口看了他一会儿,没再说话,转身进去继续服侍爹喝药。
那天他把灶火烧好了,把我舀好的米下了锅,然后坐在门槛上等,等到锅里的粥好了,掀开盖子,把碗递给我,说:"先给你爹端进去。"
我端着碗进屋,爹喝了两口,停下来问:"外面是谁?"
我说:"知青。"
爹"哦"了一声,没再多问,只是喝粥的动作慢了下来,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后来沈建国走的时候,爹从屋里喊了一声:"小沈,慢走。"
那是爹头一回叫他名字。
从那以后,沈建国三五天就会往我家跑一趟,帮着搬柴、挑水、修院墙上缺了的土坯。来了也不多话,干完活就走,有时候连水都不喝一口。
村里的闲话就这么来了。
桂花婶子第一个找上门,拉着我站在院门口,压低声音说:"秀珍啊,小沈那孩子往你家跑得也太勤了,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
我说:"他来帮忙干活。"
婶子说:"帮忙干活?哪有男知青往人家姑娘家跑的?又不是亲戚,不清不楚的,让人怎么看?"
我说:"婶子您要怎么看,那是您的事,不是我的事。"
婶子气了半天,最后摇着头走了,嘴里还念叨着说我这孩子心气儿太高,迟早要吃亏。
那天晚上,沈建国又来了,往灶膛里塞了把柴,蹲在那里盯着火看,说:"村里有人说闲话了。"
我说:"嗯。"
他说:"你不怕?"
我说:"怕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抬头看我,说:"我想跟你说一件事,你先别急着回答我。"
我用火钩拨了拨炭,说:"说吧。"
他说:"我想托媒人上你家来提亲。"
灶里的火噼啪了一声,我手里的火钩停在半空中,没动。
他说:"我是认真的。我在这里待了快两年了,这辈子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不娇气,不虚头巴脑的,干什么都踏实。我知道你可能看不上我,我现在就是个下乡的,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沈建国说话算数,我能给你的,以后都给你。"
我把火钩放下,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你说能给我的,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一个家。"
我没有马上答应他,但那天晚上他走了之后,我在灶火前坐了很久。
04
婚事定下来的时候,爹把我叫进屋里,父女俩对坐着,炕上摆了一盏煤油灯。
爹说:"秀珍,你想清楚了?"
我说:"想清楚了。"
爹说:"他是城里人,根不在这里,将来要走的。"
我说:"我知道。"
爹低头磕了磕烟杆,烟灰落在炕沿上,说:"他要是走了,你怎么办?"
我说:"爹,他说会带我一起走。"
爹抬眼看了我一会儿,把烟杆搁下,说:"城里人的话,不好说。"
我没有接这句话,屋里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灯芯烧得噼啪作响。
最后爹叹了口气,说:"罢了,你自己的日子,你自己过。爹只有一句话,受了委屈,记得回来。"
我鼻子酸了一下,低头说:"嗯。"
婚礼办得简单,借了队里一间大屋,摆了几桌,知青们来了大半,村里的乡亲们来了一些,没有多余的菜,只有地里的白菜和腌萝卜,主食是白面馒头,这已经算是体面的了。
沈建国穿了一件他压箱底的蓝布中山装,头发用水抿得整整齐齐,站在屋门口迎客,见着来的每一个人都弯腰点头,说话客气,把村里几个难伺候的老人哄得眉开眼笑。
我站在里屋,透过窗棂的缝隙往外看,桂花婶子凑到我边上来,拿胳膊肘碰了我一下,悄声说:"这小子还挺会来事儿的。"
我没说话,把视线收回来。
洞房那夜,知青宿舍给我们腾出了一间屋,窗上贴了红纸剪的喜字,炕上铺了新棉被,被角压了两颗红枣和两颗花生。
沈建国把门关上,回身看我,说:"紧张吗?"
我坐在炕沿上,说:"不紧张。"
他笑了,说:"我紧张。"
我说:"你紧张什么?"
他搬了个小凳子,在我对面坐下,说:"怕你后悔。"
我看了他一眼,说:"嫁都嫁了,后悔什么。"
他说:"秀珍,我跟你说一句实话,我沈建国这辈子,就认准你一个人了。"
我没回答他,但把炕上压着的那颗红枣拿起来,剥了皮,放进他手心里。
他看了看手心里的枣,低头笑了,那道酒窝深了下去。
婚后的日子,两个人都是实打实地过。每天天不亮他就去地里出工,我在家里把早饭做好等他回来,吃了饭再一起去地里,傍晚收工回来,他把水挑满了缸,我把菜炒好了端上桌,两个人坐在炕上吃饭,说的都是些琐碎的事——哪块地的土太板结了,明年要多翻几道;哪家的猪跑出来把菜地拱了,气得队长跳脚。
就是这样的日子。
但沈建国有一件事让我格外别扭。
他非要在屋里挂一面镜子。
这不稀奇,哪家不挂镜子。稀奇的是,那面镜子不是挂在梳妆台上,也不是对着门挂的,是挂在炕边的墙上,位置刁钻,角度奇怪,他自己动手调的,调了好几回,每次都要往炕上站一站,歪着头看半天,才满意地点头。
我问他:"挂那里干什么?"
他说:"看着顺眼。"
我说:"顺眼?那是炕,又不是堂屋,挂什么镜子。"
他说:"我就是喜欢。"
我没再多问,压在心里,只是每回擦那面镜子,擦完了总要把抹布往盆里扔得用力一些。
后来有一天夜里,他把灯吹了,半天没动,说:"你不高兴?"
我说:"没有。"
他说:"我看你不对劲。"
我说:"没什么不对劲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秀珍,你跟我说实话。"
我沉默了很长时间,说:"那面镜子,你能不能拿走。"
他没有立刻回答,屋里很安静,炕底下的炭火烧得很低,只有一点红光透过炕沿的缝隙渗出来。
然后他说:"好。"
第二天那面镜子就不见了,我也没问他放到哪里去了,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两个人都没有再提。
过了没多久,桂花婶子又上门来,这回不是说闲话,是拎了半篮子鸡蛋来。她往炕沿上一坐,把篮子往我跟前一推,说:"秀珍,婶子跟你说句实在话,小沈这孩子,是个有心气儿的,你要好好守住他。"
我说:"婶子这话从哪儿说起?"
婶子压低声音说:"不是我多嘴,这知青里头,有几个在外头还留着人的,你不知道,但婶子见过世面,你自己留个心。"
我看了她一眼,说:"婶子,您这篮子鸡蛋,我不能收。"
婶子张了张嘴,把篮子拎了回去,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说:"秀珍,婶子是好意。"
我说:"我知道,但他是什么人,我比婶子清楚。"
婶子走了,我站在灶前烧水,把柴塞进灶膛里,塞得有点用力。
那天晚上沈建国回来,放下农具,洗了手,坐到炕上,翻了翻炕头的一小摞书,问我:"怎么了,脸色不好看?"
我说:"没事。"
他放下书,看着我,说:"真没事?"
我停了一下,说:"桂花婶子来了。"
他"哦"了一声,没再多问,只是从炕头翻出一块酱豆腐,掰开来,把大半块推到我碗边,说:"多吃点。"
我看了他一眼,把那块酱豆腐拨回去,说:"你吃。"
他把酱豆腐重新推过来,不说话,就盯着我,非要我吃。
我没办法,低头把那块酱豆腐就着饭扒了,他这才重新拿起书来翻。
屋外风大,窗棂扑扑地响,灯火摇了两下,又稳住了。
05
日子就这么往前走,走到他拿着那张返城通知回来的那天。
那是一个下午,我正在院子里补一件破了洞的棉袄,他从外头进来,手里攥着一张纸,站在院子里没动。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说:"怎么了?"
他把那张纸递给我,说:"我可以回城了。"
我接过来,低头看了一眼,纸上的字我认识大部分,大意就是允许返城、安置工作,日期写得很清楚。
我把纸叠起来还给他,说:"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他说:"下个月。"
我说:"嗯。"
他盯着我,说:"秀珍,我说过要带你走的。"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信我吗?"
我没有马上回答,把手里的棉袄翻了个面,对着光看破洞的位置,说:"信。"
他走过来,蹲在我旁边,低声说:"省城有一套房子,红砖的,两层,带暖气,以后冬天再不用给炕添柴了。进了城,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用再这么省着过。"
我说:"红砖的?"
他说:"嗯,红砖的,洋房,窗户大,采光好,你喜欢的。"
我放下棉袄,看着他说:"真有这样的房子?"
他说:"有,我带你去看。"
那天晚上他跟我讲了很多,讲省城的街道,讲那栋红砖房在哪条巷子里,讲房子朝南的窗子冬天能晒进满屋的太阳,讲以后的日子会怎么过,讲得很细,细到我几乎能看见那扇窗子和窗子外面的光。
我坐在炕上听他说,没有打断他。
等他说完了,我说:"那我跟你去。"
他笑了,笑得很大声,说:"好,说定了。"
临走前一晚,沈建国出去找知青们道别,我一个人去爹那里坐着。
屋里烧着炭火,爹靠在炕头,把烟杆拿在手里,没点上,就那么转来转去。
我坐在炕沿边上,说:"爹,我后天走。"
爹"嗯"了一声,把烟杆搁在一旁,低头看着炕面。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爹开口说:"进了城,好好的。"
我说:"嗯。"
爹说:"他说的那房子,你信?"
我说:"信。"
爹的手在膝盖上按了按,说:"罢了。他是什么人,你比爹清楚。"
就这么一句,不多说了。
我也没再开口,扯过爹炕头叠着的一条旧被子,把边角压平,起身去外间把炭续了一块,回来的时候爹已经靠着枕头阖上眼了。
我在炕沿边又坐了一会儿,起身出去,把门带上。
走的那天,我带了两身换洗衣裳,一双新布鞋,还有沈建国出工时穿的那件旧棉袄,另外提着一个网兜,里头装着两只结婚时人家送的搪瓷缸,红底白字,印着大大的喜字,我一直没舍得用,包在布里攒着,这回带进城去。
爹站在院门口送我,手扶着门框,嘴里说着"去吧去吧",眼神却追着我走出很远。我没有回头,步子迈得很稳,走出巷子拐角,才停了一下,深吸一口气,继续往前走。
火车坐了十七个小时。
我是头一回坐火车,坐上去的时候心跳得很快,沈建国替我把包放到行李架上,坐到我旁边,问:"怎么样?"
我说:"晃。"
他说:"习惯了就不晃了,睡一觉就到了。"
我靠着窗,看外面的田地一块一块地往后退,退成一条线,再退成一个点,消失在灰蒙蒙的天色里。
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伸手把我的手握住,没有开口,就这么握着。
火车咣当咣当地向前走,外面天色慢慢暗下来,车厢里有人开始打盹,有人嗑瓜子,有孩子哭了两嗓子又停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醒来的时候,外面已经是另一番天地,高楼、路灯、烟囱,全是我没见过的东西。
我坐直身子,往窗外看,说:"到了?"
沈建国说:"快了,再有一个多小时。"
我又靠回窗边,不再说话。
下了火车,他领着我穿过一条又一条的街。省城比我想的要大得多,人也多,马路上到处是自行车,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把路边的人都看直了眼。
我跟在沈建国身后,提着网兜,尽量不去东张西望,但眼睛还是忍不住到处瞄。
街边的商铺一家挨一家,卖布的,卖粮油的,卖搪瓷用品的,橱窗里摆着我在北洼子从来没见过的东西。有个卖糖葫芦的老汉推着车从旁边过去,沈建国侧过身拦住他,掏钱买了一串,递到我手里,说:"尝尝。"
我接过来,低头咬了一口,酸甜的,糖衣脆,里头的山楂是绵的。
他看着我,说:"好吃吗?"
我说:"还行。"
他笑了,说:"那就多吃一串。"
我说:"不要,浪费。"
他说:"进了城,不兴说浪费。"
我没搭腔,把剩下的糖葫芦吃完,把签子攥在手里,不知道往哪里扔,他从我手里把签子接过去,随手插进路边的一个裂缝里,拍了拍手,说:"走吧,快到了。"
走了大约半个小时,他在一条巷子口停下来,往里指了指,说:"到了。"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是一栋红砖楼,确实是红砖的,两层,窗户不小,外墙上爬了半截枯藤,冬天枯着,看不出颜色,但骨架还在,能看出夏天时是什么样的。
他说的是真的。
真的是红砖楼。
我站在巷口看了一会儿,说:"进去吧。"
他从口袋里摸出钥匙,就那么握在手里,没有动。
我侧过头,问他:"走了这么远,不进去?"
他说:"进,进去。"
但脚步还是没动。
我没有催他,只是把网兜换了只手提,等着。
他握着钥匙,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把那串钥匙放进了我的手心里,说:"你来开。"
我握着钥匙往里走,他跟在我身后,脚步比平时慢。
沈建国站在我身后,没有催。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目光落在门缝上,嘴唇抿得没有一点血色,垂在身侧的手也在轻轻发抖。
我以为他只是多年没有回家,抬手在他胳膊上拍了拍,随后握住门把,将那扇深褐色的木门推开。
看清屋中情形的那一刻,我手里的网兜骤然脱落。两只印着红喜字的搪瓷缸撞过门槛,一只滚到沈建国脚边,另一只在地板上转了几圈才停下。
他在身后连叫了我两声。
我扶着门框站在那里,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屋内,嘴唇张开了几次,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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