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夏,香港街头,提着水桶排队的市民望着水车缓缓驶来,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缺水危机,竟会把一条跨越山岭的供水工程推到历史前台。
那年香港连续多月少雨,水塘水位不断下降。供水从定时供应,逐渐缩短到每日数小时,后来甚至出现隔几天才能接到一次水的情况。居民提前准备水桶,商铺里的储水容器很快卖空,日常洗漱也只能反复利用一盆水。
缺水并非香港一时的偶然困境。香港三面环海,却缺少能够稳定储水的大河大湖,雨水落下后又容易顺着山势流入海中。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使原本紧张的供水系统承受更大压力。遇到旱灾,问题便会迅速集中爆发。
港英政府曾尝试限制用水、兴建水塘,也研究过海水淡化。但在当时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这些办法难以立刻补上缺口。香港社会很清楚,距离最近、最可靠的水源,在深圳和东江一带。
实际上,内地早已关注香港的供水难题。深圳水库建成后,曾按照协议向香港供水。只是原有供水量有限,面对1963年的严重旱情,增加供水也难以完全缓解燃眉之急。港英政府只好再次向广东方面求助。
消息传到北京后,意见并不一致。
当时国内经济基础薄弱,广东自身也受到旱情影响。有人担心,修建长距离供水工程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而香港仍由英国管辖,工程建成后,实际受益者主要是香港。有人还提出,国家正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许多建设项目都需要资金,眼前实在有不少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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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顾虑并非没有道理。修渠不是一句话,背后牵涉勘测、抽水、筑坝、输电和长期维护。工程线路需要穿越复杂地形,部分河道水流方向与供水方向相反,必须设置多级抽水设施。若只看眼前得失,确实很难轻易下决心。
毛泽东考虑的却不只是一次旱灾。他关注的是香港数百万居民的生活,也看到了内地与香港之间长期联系的现实价值。水是最基本的民生条件,关键时刻能否伸手相助,远比一笔工程账目更加深远。
据当时参与决策的人回忆,会议讨论中,毛泽东强调,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把水送过去。周恩来随后推动有关部门落实方案。中央决定从东江引水,经东莞、深圳一带输送至香港,并为工程安排专项经费。
工程被命名为东深供水工程。1964年2月,施工正式展开。广东从各地调集大批工人和技术人员,工地上既有水利专家,也有普通劳动者。没有成熟设备,就改进旧工具;遇到山体和河道难题,就反复测量、调整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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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紧张的时候,施工人员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雨季山路泥泞,机械运输困难,许多工人只能住在简易工棚里。有人问工程进度为何催得这样急,现场负责人回答:“香港同胞等水,工程不能拖。”
这项工程全长八十多公里,需要把东江水引入深圳水库,再通过输水管道送往香港。建设者克服了山地施工、河流改道和抽水站建设等难题,经过一年左右的连续施工,工程于1965年建成并投入供水。
东江水抵达香港后,最直接的变化是供水秩序逐渐恢复。居民不用再长时间守着水桶,卫生状况也得到改善。对香港来说,这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一条在危急时刻真正发挥作用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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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东深工程的意义并未停在1960年代。香港经济发展加快后,用水需求持续上升,东江供水逐步成为其重要水源。为了保护水质,广东长期对东江沿线的产业布局和污染排放保持严格要求,这种投入并不能立刻换来显眼收益,却关系到两地数百万人的生活。
到了1982年,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此时,东江供水已经持续多年,香港对内地水源的依赖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邓小平在谈判中明确表示,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没有讨论余地,香港必须回归中国。供水问题没有被当成威胁工具,却让谈判双方都明白,香港的未来不可能脱离内地独立安排。
从1963年旱灾中的一只水桶,到1982年谈判桌上的现实条件,中间隔着十九年。毛泽东当年推动修渠,解决的是香港居民眼前的饮水难题;多年以后,这项工程又成为理解香港与内地关系的重要事实依据。
工程不会说话,水却一直在流。它穿过山岭和河道,也把一段复杂历史中最朴素的道理留了下来:民生之事,看似只管当下,真正高明的决策,往往要经得住更长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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