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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8日,长三角国际青年电影周“海峡两岸暨港澳电影产业对话”在宁波开场。
台湾专场以“海峡两岸电影创作融合与人才新势能”为主题,CNEX视纳华仁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特聘教授陈玲珍担任学术主持,对谈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台湾编剧、工夫影业内容创作总监张家鲁,中国台湾制片人、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委员唐在扬,浙江影人代表、铁幕真影业创始人童文群,以及“映画台湾”主理人黄豆豆。
这场论坛的议题铺得很开。从剧本创作到市场宣发,从人才培养到AI冲击,两岸电影合作几乎每个环节都被摆上了桌面。几位嘉宾从自己待过的环境讲起,拿亲身经验打底,再慢慢带出对行业前沿的观察。没有居高临下的布道,也没有宏大叙事的空转,说的都是自己做过的努力、见过的变化、眼下正在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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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国际青年电影周的海峡两岸暨港澳电影产业对话之台湾专场
以“海峡两岸电影创作融合与人才新势能”为主题
说着说着,就绕不开影视行业在当今经济下行期的困境。
而两岸合拍这件事,过去呈现出的是大制作、大市场、大档期;而现在,经济与技术语境骤然变化,旧有的逻辑正在失效,新的路还没完全寻出,技术与机制已在迅速更迭,混沌之中,前路充满不确定性。
张家鲁是从旧逻辑里一步步探索到今天的人。他分享了《风声》当年怎么琢磨语言的故事:为了让谍战片做出不一样的真实感,他和陈国富商量,大胆采用更接近台湾国语的腔调,让观众在语言的新鲜感里被震动。其实那个时候,就能看出他对观众的极致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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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鲁编剧作品《风声》
长年身处行业前沿,他把而今破局的新思路归纳成三个词:分众、极致、互动。这三个词全都落在效果端,也就是观众的视角。他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来形容电影——“电影是一个爹味很重的媒介”。
分众,是承认市场已经碎片化。极致,是给观众没看过的东西,或者在已有体验上做到全情投入。互动,则是这个“爹味很重的介质”必须放下身段,更平等地面对观众,用核心主创的智慧去面对千万观众的智慧,继而消除爹味,进入观众的内在。
论坛后半程聊到AI。张家鲁看得清楚:工序在变,成本在变,AI对行业的冲击势不可挡。但他也并不吝于承认,AI让许多原先不敢想的场面,开始变得可以尝试。谈到最后,他送上了一句祝语:希望两岸电影人都身体健康,坚持拍片,拥抱变化,以动制变。
散场后,我们在会场旁边找了个安静角落,把论坛上没来得及展开的部分接着聊了下去。关于如何看待变化,如何在变化中寻找可能。张家鲁用AI串起了对电影行业进入新时代的方法思考。
以下是陀螺电影对张家鲁先生的采访对话:
陀螺电影:您刚才提到,电影是一种有些“爹味”的媒介,您的意思是希望我们更多地关注观众。您创作、开发的很多经典作品,在如今的年轻观众眼里,是中国经济上行期极具代表性的电影符号。但当下整体的社会语境、行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创作者如何更好地认知观众?如何做到不那么“爹味”地评估观众?
张家鲁:电影的生产流程,过去无论学院教育还是师傅带徒弟,都是以创作者为核心的。好莱坞有制片人中心制,但说到底,做决定的还是主创二、三十人的核心小圈。从选题、剧本、拍摄、后期,到营销、发行,原来是一条线性流程,但在今天的行业变化下,这套流程势必受到挑战,也势必会变。
过去对观众的评估,往往到营销阶段才做,如做评测,甚至尝试控评。我觉得现在会前置。也就是说,在项目成立、选题、剧本创作这些阶段,观众反馈就可能已经进来了。已经有公司在这么做,目的就是更早预知观众反应。
今天论坛的后半程也聊到AI这个事情,未来 AI 会对观众评估帮上忙。一个项目拍不拍、用多大预算、多高规格来拍,可以用AI做出相对科学化的判断。以前做预演很贵,只有大制作、高预算电影才负担得起,但AI 会把所有环节的成本降下来。过去给观众看剧本是有门槛的,一般观众对故事和剧本的理解会有差异,但如果能用可控成本做出直观的电影预演,我们就有可能更精确地预先知道观众的反应。
陀螺电影: 针对如今的青年创作,有一个普遍的趋势: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创作都越来越偏向私人化、个体化、自我化的表达。但电影本质是一种公共媒介。想请教您,青年创作者该如何顺利地完成从“私”到“公共”的转化,把个人经验成功化为具有普世性的公共表达?
张家鲁:我还是回到AI这个事情来讲。电影节更鼓励个人化的表达,鼓励创作者在自身独特的生命经验当中,找到一群属于自己的观众。我现在简单分一下:类型片、商业片,它就是要找最大公约数;但拍文艺片、艺术片这类更作者倾向的电影,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观众就可以。
这两件事情本来是光谱的两端,但现在越来越变成,无论做市场向的还是作者向的电影,都得找到属于自己的观众。
AI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因为它把权力下放,去中心化。以前确实存在门槛,即便要拍一部非常作者化的电影,可能也需要三、五十人的剧组,对器材等各方面也有一定要求。 但AI可以让年轻的、刚开始起步的创作者获得相似的工具,做自己想做的题材,拍出自己想做的电影。
但也正因如此,面对已经到来的AI时代,创作者注定会越来越辛苦。在这一趋势下,工具被解放,预算被压低,当拍电影变得更便宜,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条赛道,一起投身创作。
这当然不是坏事。只不过,原先设置的一些门槛,比如必须接受学院教育,或者必须跟随一位师傅,如今都被抹平了。会有更多有才华的人进入这个世界,一起从事影视影像创作,也必然会有更多、更好、更新、更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
但为什么又说会辛苦呢?因为在这个行业里,肯定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真挣不到什么钱。赚钱的是两头:一头是拥有IP的公司,这些公司在AI时代又重新站上了高点;另一头是拥有算力和工具的公司。而中间这一段,不管是自己创APP、用IP、用算力,还是用Token来做电影,相对而言都很难有一个更公平的机会被看到。
以前在旧的结构里,除了有才华,往往还得有关系,才找得到钱和资源。AI时代,这些可能都会被消解掉。作品做出来,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用差不多的工具,各做各想做的,剩下的就是想方设法让人看到。一旦被看到,资本自然会找上门。再下一步,是拍真人电影。那时候真人电影可能更昂贵、也更珍贵,机会越来越少,因为大部分人都在拍AI。但资本会过来对接,把人往那个方向引。
陀螺电影:那如今这么关注AI内容生产,会不会加剧青年创作者的焦虑,让他们觉得必须不断跟进技术?创作者需要对媒介形式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吗?这种焦虑会不会分散创作者对内容本身的关注?
张家鲁:这事说到底就是性格。
身为一个作者,性格决定一切。有人肯定会愿意一直跟着工具和创作形式的变化往前走;
有的人呢,会始终关注内容本身,而且可能是跟自己有关的内容。这个我倒觉得不用担心,但也不会完全不焦虑。焦虑这件事,你干这一行,它就是永远的朋友。
陀螺电影:回到论坛主题,两岸合作。您刚才说的经济上行期那种大合拍、大制作模式,和现在很不一样了。在当下这个环境里,两岸青年可以抓住哪些比较小的支点进行合作点?
张家鲁: 以我们拍《回家之路》为例。
电影是以台湾为背景,但因为大量主创人员在地域往来上非常困难,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泉州当成2000年左右的台湾来拍摄,出来的效果还可以,但肯定是有遗憾的。未来,华语电影、剧集的最大市场肯定还是在大陆,这个态势已经很明显了。台湾可以做创新的事情,但创新之后,要先被看到,然后才能被吸纳到更大的市场,去做更有影响力的事情。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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