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28日,伦敦牛津医院的病房里,58岁的史沫特莱在手术前写下遗嘱。她把著作收入留给朱德,要求骨灰送往中国安葬。对一位美国作家来说,这样的安排并不寻常;要弄明白她为何如此托付,得从她与中国革命者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说起。
史沫特莱生于1892年,家境贫寒,少年时做过报童和佣工。生活的艰难让她很早就关注底层劳动者的处境。成年后,她参与支持印度独立的活动,曾因此遭到美国当局逮捕。离开美国后,她在德国从事新闻工作,也由此把目光投向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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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1月,史沫特莱以记者身份抵达上海。她看到的中国,并非报纸上的抽象名词,而是工厂里长时间劳作的工人、街头的政治暴力,以及日本侵略不断扩大的现实。她逐渐认定,中国社会的出路与普通人的命运紧密相连。
上海的处境却很危险。国民党清共后,革命者遭到搜捕和杀害,史沫特莱仍坚持报道相关消息。她结识宋庆龄,后来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英文秘书,将同盟的抗议传递到海外。她的工作不只是采访,也是在封锁与恐吓中为外界保留一份记录。
1930年代初,她离开中国回国治病,之后又返回上海。此时日本侵略加剧,许多熟识的革命人士处境艰难。经由刘鼎邀请,史沫特莱前往西安。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她受张学良委托主持英语广播,向海外说明事变进展和抗日主张。外界消息真假混杂,这份广播因此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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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是她多年向往的地方。1937年初,她抵达后见到了朱德。史沫特莱原本希望采访多位红军干部,朱德却劝她不要急着把目光只放在自己身上,多到各地看看。这个建议颇有分量:她最终仍决定写朱德,但她的采访也因此延伸到普通士兵和根据地生活。
从1937年3月起,史沫特莱与朱德定期交谈。她问他的家世、求学经历和革命道路,朱德则谈到贫苦农民的生活,以及自己对军队和人民关系的理解。史沫特莱曾解释,朱德出身农民,而中国多数人口也是农民,写他的经历,能让世界听见此前少有人记录的声音。
朱德没有把自己看作特殊人物。他曾表示,自己的经历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经历的一部分。这番话让传记的意义越过个人生平:史沫特莱要写的,既是朱德,也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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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史沫特莱随八路军战地服务团行动,撰写战地通讯。她曾请求随军前往前线,朱德起初以作战危险为由反对。史沫特莱坚持自己能承担风险,朱德和任弼时后来同意她随队行动,但要求她遵守部队安排。她由此近距离观察八路军的作战与生活,也积累了传记的重要材料。
长期奔波损害了她的健康。1940年,她因病离开前线,后来赴香港治病。1941年皖南事变后不久,她返回美国。此后国际局势变化,她难以再回中国,只能在美国继续为中国抗战发声。战后,她着手整理朱德传记,朱德寄去资料和文章,也寄去延安工人制作的披肩等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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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史沫特莱完成传记初稿,却因拒绝在书中加入反共内容,出版计划受阻。同年10月1日,她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随即写信给朱德,表达支持新中国的心愿。她盼望重返中国,但健康与现实都没有给她留下多少时间。
在伦敦住院期间,史沫特莱预感手术风险,便写下身后安排。她要求把著作所得交朱德处理,遗体火化,骨灰送往中国,葬礼上演奏《义勇军进行曲》。1950年5月6日,她在手术后逝世。次年5月6日,她的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题写墓碑,称她为“中国人民之友”。
遗嘱中的“遗产”,后来也有了具体去向。史沫特莱在德国出版社的版权和版税,经外交渠道转报朱德。朱德没有将款项用于个人,而是批示购置自然、冶金、化学等方面的新书,分送图书馆和科研单位。她希望著作收入交由朱德处理,朱德则把它变成了供人阅读和研究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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