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老人临终自述：宁可孤独终老，也不要这5种养老方式

我叫陈守义，今年八十六岁，退休前在城西中学教语文，教了三十八年书。现在我躺在市三院安宁疗护病房的六号床上，枕头边搁着一支录音笔，是护士小陶昨天放上去的，她说大爷您想说什么就说，不用管有没有人听。

我这一辈子的话，前半辈子在讲台上说完了，后半辈子反倒不会说了。可这几天夜里疼得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这几年的光景，像一盘放坏的录像带，倒回去，又放出来。

我想说的是养老。这两个字，我用了六年才弄明白。我试过五种法子，一种比一种体面，一种比一种让人心凉。

老伴叫张秀兰，跟我过了五十一年。她走的那年冬天特别冷，暖气片上还搭着她没织完的半只袖子。我在医院走廊签字的时候手一点都没抖，回家收拾她的柜子，翻出一张存折，三万七千块，夹在我的旧教案本里，压得平平整整。

那本教案上有一行铅笔字，是她写的：老陈爱吃咸，血压高，得看着点。

我坐在她床边的小板凳上，坐了一整夜，天亮了才发现自己没哭。我这人一辈子不会哭，也不爱听人哭，秀兰生前唠叨，我嫌烦，常常端着搪瓷缸子躲到院子里下棋去。

她走前三个月，有一回半夜叫我，说心口闷。我说睡吧，明天去医院。第二天她说好多了，我就没再提。

这事我谁都没讲过。现在讲出来，是想让听的人明白，我后来吃的那些苦，其实一点都不冤。

我有三个孩子。大儿子陈建平，在电业局，今年五十八；女儿陈建芳，比我小儿子大五岁，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会计；小儿子陈建伟，五十岁，在深圳做电子生意。秀兰的丧事办完第七天，三个人坐在我那套六十二平米的老房子里，商量我的去处。

建平说，爸一个人不行，三家轮流，一家四个月，公平。

我那时候还觉得挺暖和。我说行，我把老房子先空着，等哪天不想动了再回来。

第一站是建平家。他家一百三十平，朝南的次卧给了孙女陈小雨，我刚去的时候，住的是一间朝北的储藏室，铺了一张折叠床，衣柜是我自己从老房子搬来的。

儿媳刘敏不坏，可她不笑的时候脸是往下的。我早晨五点就醒，醒了不敢冲厕所，怕吵着小雨背单词。我那只用了三十年的搪瓷缸子，第二天就让她收起来了，换成一摞一次性纸杯，说爸这个卫生。

我住到第二个月，有天半夜心口发慌，出了一身冷汗，扶着墙去敲建平的房门，敲了七八下，里面没动静。我自己摸出手机打的120，救护车来的时候，我坐在楼道的水泥台阶上，穿着秋裤，脚上是秀兰给我买的棉拖鞋。

建平第二天说，爸，您怎么不使劲敲。我说我怕吵着孩子。

四个月满，我去了建芳家。建芳家小，八十平，我睡外孙周一鸣的上铺，一鸣上初中，一米七的个子，跟我挤一张床，夜里翻身我都能醒。

女婿周海涛跑长途货运，一个月在家七八天。他话不多，见了我就点头，喊一声爸，然后进屋关灯睡觉。我在建芳家没受什么气，可我心里明白，我是来添乱的。

建芳每天下班回来做饭，一鸣要写作业，我坐在客厅不敢开电视，就把手机调到最大亮度看新闻。有一次我看得入神，睡着了，手机砸在地上，把一鸣吓醒了。

最后四个月，我坐了十一个小时高铁到深圳。建伟家在二十三楼，阳台能看见海，可我一个人在那房子里待过整整十个小时，儿媳妇阿玲说普通话带广东腔，我一句听不懂，她也不怎么跟我说话。

那四个月我瘦了十二斤，不是没饭吃，是吃不下。

轮完一圈，我回到自己的老房子，站在门口掏钥匙，手抖得插了三次才插进锁眼。屋里一股霉味，桌上还摆着秀兰走那天喝了一半的水杯。我把杯子洗了，坐在地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这把年纪了，成了一件行李。

第二年春天，我把老房子卖了，一百二十八万。

卖房那天，我请三个孩子吃了顿饭。我说这钱我留着养老，谁也别惦记，将来剩多少再说。建平没吭声，建伟说爸您自己做主，建芳一直低头剥虾，一句话没说。

后来我还是偏了心。我给建平四十万，给小伟四十万，给建芳十万。理由我自己都说得心虚：儿子要撑门户，女儿嫁出去是别人家的人。

建芳收了钱，说了句谢谢爸，从那以后每个月只给我打一个电话，每个电话不超过三分钟。

这是我第一件要忏悔的事。到今天我也不敢给她打回去，怕听见她客气。

钱到手，第二个法子就来了。朋友介绍我去看一家叫康颐苑的养老中心，进门是旋转门，大理石地面亮得能照见人，大厅里摆着一架钢琴，穿制服的姑娘一排站在门口喊爷爷奶奶好。

押金三十万，月费八千六，护理等级另算。我当场就签了。

前半个月确实像住宾馆。三餐有营养师配，早上一杯牛奶两个鸡蛋，房间里吊顶装灯带，窗帘是电动的。我甚至给建芳发过一张照片，说我在这儿挺好。

第七天我就发现不对。一个护理员小吴，一个人管十二个房间，我按呼叫铃，最长的一次等了二十一分钟。我尿急，最后没憋住，等小吴进来的时候，我一边说对不起一边给她递纸巾。

养老院的墙是好的，人是少的。抢救铃装到床头，可床头坐不住人。

同楼层有个老太太，姓何，八十九岁，夜里总喊人，喊到第三天，我去打水，看见她被两条约束带绑在椅子上，脑袋一点一点地打盹。小吴说，大爷您别管，她摔过两回，出了事我们担不起。

还有隔壁房的老周，退休前是区里干部，脾气硬，谁都不理。有天早上我发现他的房门开着，屋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人没了。护士说转院了。两个月后我才从一个老乡口里听说，他是半夜走的，早上查房才被发现。

我住到第七个月，退的。

退的时候押金扣了两万三，说是管理费和违约费。我签字签得很快，我是怕自己再犹豫一晚就走不成了。

第三个法子，是请住家保姆。

我在老城区租了一间一居室，一个月两千二，然后从家政公司请了一位何秀枝，五十二岁，河南人，人老实，就是做饭咸，一个番茄炒蛋能放两勺盐。

我跟秀兰过了五十一年，她做菜淡，我总嫌她说我不会吃。何秀枝做的第一顿饭，我吃完了，眼泪掉进碗里，我说太咸了。她愣了一下，说叔我明天少放。

后来她家里有事回去了。第二任是张凤兰，五十多岁，手脚勤快，就是记性太好，我抽屉里放多少钱、存折在哪个袋子里，她比我还清楚。

她干了两个月，我那块老怀表不见了。那表是秀兰出嫁时陪嫁的，上海牌。我没吭声，把她辞了，也没报警，我心里还想着给她留个体面。

第三任保姆姓郭，叫郭春梅，五十岁出头，能说会道，喊我叔喊得亲。她给我做面条，陪我下楼晒太阳，我那阵子真觉得有个熟人在身边挺好。

过了半年，她坐在饭桌对面跟我说，叔，你的钱放银行利息太低，你把存折给我，我帮你打理，往后我给你养老。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我说春梅，我这辈子最不信的就是别人说“我给你养老”这句话。

她第二天就没来。

还有一回，是她刚来那阵子，洗澡的时候我脚下一滑，摔在卫生间地上，后脑磕在门框上。她戴着耳机在客厅刷短视频，声音开得特别大，我在地上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是楼下的老住户听见我喊，上来敲门。

缝了五针。我坐在急诊室的塑料椅上，血从纱布边缘渗出来，我突然想起秀兰那句话：老陈，谁先走谁有福。

第四个法子是抱团养老。

2023年春天，我跟三个老同事在郊区租了个农家院，一年三万六，四家平摊。一个是赵振华，七十八，教物理的；一个是孙德海，八十一，退休印刷厂技师；还有一个李秀英，七十六，女，教音乐。

头两个月真是好日子。院子里有一架葡萄藤，我们在下面摆一张旧方桌，上午种菜，下午下棋，李秀英弹电子琴，我们跟着唱《沙家浜》。我觉得这才是人过的晚年。

问题是，人老了，身体是会塌的。

第三个月老孙中风，半边身子不能动。我们四个人排班，白班两个人，夜里一个人。排了三天，我们四个全倒了，赵振华血压飙到一百八，我自己腰闪了，站不起来。

后来请了护工，一个月四千八，谁出这钱，成了问题。赵振华说老孙既有儿子就该儿子出，李秀英说你当初说得响亮，说抱团养老不是抱团分钱。

再往后，李秀英的女儿隔三差五带着孩子来住，一住一个星期，洗澡吃饭全是我们的水电。赵振华的儿子来了两趟，最后一趟堵在院门口，说你们几个老同志合起伙来骗我爸的退休金。

那天吵得很难看，李秀英站在葡萄藤下哭，老孙躺在屋里喊她的名字。我坐在台阶上抽烟，一根接一根。

四个月，散了。老孙被儿子接走，第二年开春走的。我随了礼，没敢去。

第五个法子，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

2024年冬天，我在公园认识了一个人，叫王桂芬，六十八岁，丧偶，跳广场舞跳得好，会做手擀面。我们一块儿走了半年，她来我租的房子收拾，我给她买菜，晚上并排坐着看电视，谁也不说话，可心里踏实。

我以为这就是搭伙过日子了。

过了年，她儿子高强找上门，带了一份打印好的协议，三页纸，让我签字。上面写着：每月给王桂芬三千元生活费；我百年之后，存款的一半归她；如果我先走，她要在这房子里再住两年。

我说我没房子了，房子早卖了。

他说，那你存款多少，写清楚。

我说，高强，我找的是个能说话的伴儿，不是来签合同的。

他说，我妈不能白伺候你。

王桂芬坐在旁边，一句话没说，后来进厨房去了，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她说，老陈，你别怪我。

三月里她就没再来了。

那天我一个人吃了两碗面，吃完了坐在阳台上，看着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开起来，忽然就想通了：我这五回，一回比一回明白了，靠谁都是虚的。儿女有儿女的日子，机构有机构的规矩，保姆有保姆的心思，老朋友有老朋友的难处，后老伴也有后老伴背后的那一大家子人。

那年秋天我去体检，肺上查出阴影，接着是心脏，接着是血压，一样一样都来了。医生说话很客气，我听懂了。

我把租的房子退了，回到老城区，又租了一间更小的，二十平，一楼，带个窗户，能看见一段梧桐树的树干。我自己做饭，自己做不了就下楼买一份素面。请了个钟点工，每天来两个小时，打扫、洗衣、炖一锅汤，按小时给钱，说清楚，谁也不欠谁。

我在这儿住了两年，反倒是我这辈子最安生的一段日子。

早上六点起来，把窗户推开，听楼下卖豆浆的吆喝。上午看两页书，累了就趴在桌上睡一会儿。中午的饭我前一天就定好，写在纸上贴在冰箱上，怕自己忘。晚上我给秀兰的照片擦一遍，跟她说说话。

有时候我说着说着就笑了，说秀兰啊，我当年嫌你唠叨，现在我一个人，连个唠叨的人都找不着。

疼起来的时候也难受。有一回夜里疼得厉害，我摸黑爬起来，扶墙走到门口，把门锁拧开一半，想着万一出事，人能进来。就这么一个动作，我做了两年。

我今天说这些，不是叫年轻人不要孝顺，也不是叫老人不要信人。

我是想告诉跟我一样的人：晚年最怕的不是孤独，是把自己的日子整个交出去，交给谁都不行，交给儿女也不行。

轮流住，你在别人家里过的是别人的时间；进养老院，你交出的是自己的作息和体面；住家保姆，你交出的是家门和抽屉；抱团养老，你交出的是一张算不清的账；搭伙过日子，你最后交出去的，是身后那点钱和一身麻烦。

宁可一个人在人少的屋子里熬着，也别去那种地方当行李。

我第二件要忏悔的事，比第一件重。

秀兰走之前的那个晚上，我给她擦了脚。她忽然拉住我的手，说老陈，我把话说前头，我要是走了，你别急着找地方去，就在这套房子里待着，哪儿也别去，人老了，只有自己的门槛是自己的。

我当时不耐烦，说你这人，好端端的说这个。

她笑了一下，说我就是怕你被人赶。

我后来五次搬来搬去，每一次装箱子的时候，都想起这句话。她一个没读过几年书的女人，比我这教了三十八年语文的明白。

现在我躺在这儿，小陶每天来给我翻两次身，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她就笑，说大爷您这嘴硬了一辈子吧。

我昨晚跟她说了句实话。我说小陶，你记着，人要留住自己的门钥匙。

她说，大爷，我记住了。

录音笔快没电了，红色的灯一闪一闪。

我想说的其实就一句：这几个孩子里，我最对不住的是建芳。那十万块钱，我早该给她送过去，我一直在等她自己回来，等到今天，她也没回来。

我不怪她。我这辈子教过几千个学生，教他们写作文要真情实感，我自己当了一辈子父亲，最不会的就是说一句软话。

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什么都不改了，就改一条：秀兰唠叨我的时候，我坐下来听。

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