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宣和年间,沧州柴进庄上,武松裹着一件单薄衣裳,独自蹲在廊下烤火。炭盆忽然被人踢翻,火星四散,屋内的笑声却没有停。
这件小事,往往比后来那些惊天动地的战事,更能看出武松的脾气。他敬重有担当的人,也能接受别人直来直往的恶,却很难容忍嘴上仁义、心里算计的人。
所以,梁山聚义之后,武松真正看不上的,并非单纯的敌人,而是四类人:拿恩情换名声的柴进,善于施恩收心的宋江,见风转舵的吴用,以及只知杀戮、不辨是非的李逵。
柴进的名声,确实不是凭空得来的。身为后周皇族后裔,他家资丰厚,又有丹书铁券,平日喜欢接济落难之人。江湖上有人来投,他往往愿意收留,这让“仗义疏财”的名号越传越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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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武松住进柴进庄上后,感受到的却是另一回事。武松当时在清河县闯下命案,逃到柴进那里避祸。刚到庄上,他受到过款待;时间一久,柴进发现此人没有显赫来历,又性情刚烈、嗜酒惹事,态度便慢慢冷了下来。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庄客,宋江来到时,柴进亲自出门迎接,席间也安排众人相陪。武松却只能待在外面,衣衫破旧,靠一盆炭火取暖。恩惠仍在,轻慢也是真的。
武松未必忘记柴进收留过自己,但他更记得那种被人分出高低贵贱的滋味。柴进喜欢帮助人,却也喜欢挑选值得帮助的人。对他而言,江湖义气中夹着身份判断,这份义气便不再纯粹。
宋江与柴进不同。他最厉害的地方,不是钱财多,也不是武艺强,而是很会在关键时候给人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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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宋江如厕回来,踢翻了武松烤火的炭盆。武松当场发怒,宋江却没有争辩,只说:“兄弟,莫怪,是我一时不慎。”随后拉他入席,又拿出十两银子,叫人替他置办衣物。
几句话,几锭银子,便把一个落魄汉子的自尊重新扶了起来。武松因此与宋江结拜,把他当作兄长。不得不说,宋江确实懂人心,也确实帮过不少落难好汉。
可宋江的“及时雨”并不只是仁厚。他施恩时,总能让对方记住施恩的人;他笼络好汉,也是在扩大自己的声望。晁盖死后,梁山权力逐渐集中到宋江手中,这种温和外表下的权力意识,武松不可能完全看不见。
征讨方腊之后,武松失去一条手臂,林冲也因病势沉重。武松提出留下照料林冲,宋江只回了一句:“任从你心。”话说得体面,实际却没有安排后续照应。对于已经伤残的武松来说,这比当面拒绝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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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看重的是患难中的责任。宋江擅长的是聚拢人心。两套处世方式短暂相合,便成了兄弟;一旦共同目标结束,裂缝也就显出来了。
吴用让武松厌恶,原因更直接。此人满口军师之才,谈论时常把忠义挂在嘴边,真正做决定时,却极少把道义放在利益之前。
晁盖在世时,吴用是他的亲近之人;宋江声势渐长后,吴用又转到宋江一边。梁山内部的权力变化,他看得最清楚,也最懂得顺势而动。武松这样的硬脾气,当然不会欣赏这种选择。
吴用更大的问题,是把人命当作棋子。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赚卢俊义上山,许多计策确实漂亮,却常常把无关之人一并卷入其中。计谋越高明,代价越容易被说成“不得不然”。
梁山接受招安后,吴用继续辅佐宋江南征北战。他不是没有才能,而是太习惯把才能用来服务权势。武松反感蔡京之流,并不只是因为他们作恶,更因为他们把礼法、功名当作遮掩私欲的工具。吴用的做派,在武松眼里同样透着这种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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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逵则是另一种极端。他没有柴进的体面,没有宋江的周旋,也没有吴用的算计,想到什么便做什么。可直来直往,不等于光明磊落。
面对真正强敌,李逵并非总能占上风;遇到手无寸铁的百姓,他却常常杀性大发。江州劫法场时,他抡起板斧一路砍杀,根本不问对方是否与梁山有仇。扈家庄遭难时,扈三娘一家也受到牵连,许多人的死,并不是因为他们亲自作恶。
武松杀西门庆、蒋门神,是因为对方直接伤害了自己或身边之人;后来战场上杀敌,也有明确对象。这样的狠,是把仇怨一件件算清楚。李逵的狠却常常没有边界,强弱一换,行为便完全不同。
因此,武松看不起李逵,并非嫌他粗鲁,而是嫌他不守分寸。一个人可以凶,可以恶,可以与敌人拼命,却不能把无辜者也当成泄愤的对象。对武松而言,失去这条界线,便只剩下一副会挥斧头的躯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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