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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关乎民生,“舌尖上的安全” 必须严守底线,但刑事打击应当恪守罪刑法定原则,不能把行政违法直接等同于刑事犯罪。当前在畜禽注水肉案件办理中,仍存在一种值得警惕的裁判倾向:只要查实存在注水行为,不问肉品检测结果,直接认定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有基层裁判观点直白表述:“法律法规已明确禁止对牛或牛肉产品注水,牛肉含水量并非判断伪劣产品的标准,只要存在给牛或牛肉产品注水的情形,即属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规制的范围,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亦认定本案被注水牛肉属于劣质牛肉,本案依法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该理解,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及其起草人配套释义相背离,属于对法律的误读。
按照前述裁判逻辑,还会引出一个绕不开的实务难题:如果只要有水进入肉中,不问质量指标即可按刑事犯罪处理,那么注水、泡水、洒水三者该如何区分定性?屠宰、生鲜流通场景里,肉品遇水的情形本就多样:有的是向活体畜禽体内高压注水以增重牟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注水;有的是屠宰后浸泡水中用于解冻、保鲜;还有的是分割、转运过程中喷淋洒水,防止肉质风干失水。从外在结果看,三者都会提高肉品含水量。倘若取消 “水分是否超标” 这一客观标尺,只凭 “肉进过水” 这一事实定罪,办案就没有稳定的分界标准,势必扩大刑事打击范围。
《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专门区分屠宰环节注药、注水两种情形,设置分层递进的定罪逻辑,二者入罪标准完全不同:
在畜禽屠宰相关环节,对畜禽使用禁用药物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对畜禽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虽不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但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对于注水、注药行为,如何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解释》起草人员作出权威释义(详见安翱、高雨、肖凤:《〈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应用》2022 年第 7 期):
仅查明有注水行为的,对于注入污水,导致肉品微生物等污染物超标,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对于肉品污染物未超标,但含水量超标,且销售金额在 5 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对于污染物和含水量均不超标的,不宜认定为犯罪,应由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鉴于畜禽注药或者注入其他化学物质后,由于药物代谢等原因,往往难以从肉品中检出药物残留,进而造成取证难、鉴定难、定性难,笔者认为,在屠宰相关环节只要证明有注药行为,注药后的肉品可认定为不合格产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即可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该文系最高人民法院起草团队撰写的配套理解适用文章,是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把握本条司法解释内涵的权威参考,清晰划定了单纯注水案件的入罪门槛:行政上禁止畜禽注水,不等于只要实施注水行为即符合刑法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构成要件。单纯注水案件,必须以污染物超标或者含水量超标(牛肉水分超过国标 GB 18394-2020 规定的 77%)作为实质入罪要件;两项指标均合格的,仅属于行政违法,不纳入刑事追责范围。
同时明确注药与注水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评价规则:只要证明有注药行为,且销售金额 5 万元以上的,即可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不要求另行检出药物残留;而注水案件不存在药物代谢、残留难以检出的障碍,可以通过水分、污染物检测客观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超标,应以检测结果作为入罪判断依据。注药案件的行为入罪模式,严禁套用到注水案件当中。
前述基层办案人员观点的核心误区,在于混淆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区别,把行政禁令直接等同于刑法上伪劣产品的认定依据。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注水牛肉属于劣质牛肉,是从屠宰监管秩序、屠宰合规性角度作出的行政评价,服务于行政处罚;而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要求产品本身质量不合格,即产品性能、指标不符合法定质量标准。行政法禁止注水,规制的是 “注水这一行为”;刑法打击伪劣产品,规制的是 “产品质量不合格”。二者评价对象、规范目的并不相同,行政层面的 “劣质” 认定,不能直接置换为刑法意义上的伪劣产品。如果抛开水分、污染物检测结果,完全以 “有没有注水行为” 作为入罪标准,等于架空《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的分层规则,扩大了刑事打击范围。
以牛肉为例,现行国标 GB 18394-2020 明确牛肉水分限量为 77%。即便行为人实施了注水操作,只要最终肉品水分没有突破 77%、各项食品安全指标合格,从产品质量角度,它依然属于国标意义上合格牛肉。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 “掺杂、掺假”,核心要义是产品质量不符合法定标准、降低甚至丧失原有使用价值。行政监管禁止屠宰注水,是为维护屠宰秩序、防范行业乱象,属于行政法层面的禁止性规范;行政机关将该类肉品评价为 “劣质肉”,是秩序管控意义上的定性,行政违法评价不能直接平移为刑法上的伪劣产品认定。同理,泡水、洒水行为的定性逻辑完全一致:判断是否构成伪劣产品犯罪,必须是水分、污染物是否突破国家标准。只有检测指标不合格,同时满足金额等要件,才具备刑事评价基础。
实务当中,屠宰生产者全程主导屠宰注水,清楚注水过程、注水数量,对哪些货品是注水肉具有完整、确定的主观明知;而中间商、终端销售者大多并不参与屠宰环节,往往只概括知晓货源当中混杂注水肉,没有能力逐块区分货品,无法精准识别注水肉的实际占比。 在公诉机关无法举证证实伪劣产品确切货值的情形下,不能不加区分,直接将全部销售金额计入犯罪数额。有类案裁判思路可供参考:以抽样检测中超标样品的占比作为认定依据,仅就对应比例的货值归责。不加甄别、一体全额追责,是对下游销售者不当加重处罚,违背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刑法原则。
很多基层办案人员之所以形成 “只要注水即可定罪,无需水分检测” 的固化认识,根源可能在于早年部分地区出台的地方性审判会议纪要。在《解释》出台之前,部分地方为统一打击力度,形成简化认定规则:只要能够证实注水行为,可不做水分检测直接定罪。该类纪要,是旧解释框架下形成的地方性裁判口径,有其特定时代背景。但是,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解释》正式施行之后,原有地方纪要已经被上位司法解释替代,不再具备裁判适用效力。
最高检发布的注水肉典型案例中,能够认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前提,无一例外都是肉品水分超标,这正是对该分层规则最好的印证。
司法人员办理食品安全案件,既要心系民生、痛恨乱象,更要守住刑法谦抑性。不能因为民众反感注水肉,就不分主观恶意和社会危害一律入罪。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最终还是要回归条文、回归检测数据:看污染物、水分是否超标,而不是只看有没有加水这个动作。以检测指标作为统一标尺,注水、泡水、洒水才有客观的区分标准,才不会出现定性上的混乱。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让食品安全领域的每一份判决,都经得起法律、证据和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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