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仁宗在位时期,京城里有一位礼部侍郎邹师颜病逝,家中却拿不出把棺柩运回故乡的费用。消息报到朝廷,朝臣才发现,这位身居高位的官员,身后竟连归葬都成了难事。
这件事触动了明宣宗。朝廷随后下令,京官去世后,凡家属无力归葬者,可以使用驿站的车船运送棺柩。从一个官员的丧事安排,能看出古代官场抚恤并不只是追赠官职,也包括对遗属现实困境的处理。
所谓抚恤,大体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给死者增加名位,如赠官、晋阶、赐爵、赐谥;另一层则是给家属钱粮、丧葬费用,甚至安排返乡和居住。两者看似一虚一实,实际上共同维持着朝廷对官员群体的约束与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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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抚恤,明显带有等级色彩。东汉胡广官至三公,去世时,朝廷派五官中郎将捧策书前往,赠太傅、安乐乡侯印绶,又赐东园制作的棺材,并追谥为文恭侯。这样的待遇,普通官员很难享有。
袁逢也曾任太仆、司空,死后得到朱砂绘制的特制棺材,朝廷还赐予车骑将军印绶,加特进之号,谥宣文侯。棺木、印绶、谥号同时出现,说明当时的抚恤更像是对显贵身份的确认,而不是普遍适用于各级官吏的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似做法仍然存在。高官去世,朝廷可能赠官、赐物、加谥;至于中下级官员,史料中的明确记载很少。换句话说,能否得到抚恤,往往先看品秩,再看功劳,制度化程度还不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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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贞元十二年,朝廷规定,文武朝官去世后,原有当月俸禄照发,并另按本官一月俸钱作为赠恤。六品以上官员由此有了比较明确的经济抚恤,不再完全依靠临时裁量。
唐代还把死亡称谓与品级联系起来,三品以上称“薨”,六品以上称“卒”,七品以下则称“死”。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省四品官去世,需要专门奏报,朝廷还会依例举行追悼。若是有功重臣,往往另加赠官、爵号或散秩,并办理谥号。
有意思的是,唐代对棺柩返乡也有硬性要求。官员去世后,若家属难以运柩,原任官署应当负责送回故乡。负责此事的官员若故意推诿,甚至会受到严厉惩处。对当时交通条件而言,这一安排比几句褒奖更能解决遗属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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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做法更细。官员去世后,可以得到加官、晋阶、赐谥,也可能获得绢帛、粮食和治丧费用。宋初宰相范质去世时,家中并无多少积蓄。他生前不愿让家人为自己请求谥号,宋太祖得知后,赠他中书令,赐绢五百匹、粟麦各百石。
范质没有谥号,并非朝廷完全不予评价,而是当时赐谥通常需要本人或子孙申请。到了宋仁宗天圣五年,朝廷调整办法,规定符合条件的中高级官员去世后,即使家属没有提出申请,有关部门也应代为办理,避免因家贫或家属疏漏而失去应有待遇。
宋代还照顾官员家属的日常生活。官员生前若预借了“料钱”,去世后可以酌情勾销;遗属无处居住时,也可暂住空闲官房,通常住到亡者去世满三年再行收回。丧事所需的人力物力,也有额度限制,若死者确有功劳,则不受一般上限约束。
到了明代,驿站承担送柩回乡逐渐成为常规办法。邹师颜的遭遇促成制度性安排,京官死亡后,朝廷可以拨给驿站车船。明代同样重视赠官与谥号,礼部尚书吴山死后赠少保、谥文端,陆树声死后赠太子太保、谥文定,都是这一制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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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标准最为具体。地方文官从总督、巡抚,到知府、知县,再到从九品官吏,去世后通常都有相应的赠官安排。总督赠太子少保,巡抚赠右都御史,布政使赠内阁学士,按察使赠太常寺卿,道员赠光禄寺卿,知府赠太仆寺卿,知县则赠知府。
钱粮方面,清代还把祭银、葬银分列。按品级计算,一品官祭银二十五两、葬银五百两,另有建碑银三百五十两;二品官祭银二十两、葬银四百两;直到九品,祭银六两、葬银一百两。数额虽有差别,至少形成了可以查核的标准。
从汉代显贵专享,到唐宋逐渐制度化,再到明清兼顾品级、功劳与家属处境,官员身后待遇越来越具体。它既是礼制,也是财政安排,更是朝廷对官僚群体的一种制度承诺。生前任职有等级,身后抚恤同样有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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