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8日,湖南韶山,毛泽东面对母亲文七妹的灵柩,度过了人生中最沉痛的一个中秋。
三天前,文七妹因病去世,终年五十二岁。那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参与“驱张运动”,得知噩耗后悲痛万分。几个月前,他曾把母亲接到长沙调养,后来文七妹思念故乡,又返回韶山。毛泽东原想等手头事情告一段落,带些药品和糕点回家探望,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他赶回韶山时,母亲已经入殓。中秋本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对毛泽东而言,却从此和失母之痛紧紧连在了一起。韶山的月亮照着故居,也照着一个儿子难以排遣的愧疚与怀念。
十年后的中秋,情形完全不同。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需要说明的是,当年的中秋节是9月30日,并不是起义爆发后的第二天。起义部队在连续作战中遭遇挫折,毛泽东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照搬城市中心的武装斗争方式,很难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
此后的中秋,对他来说不再只是节日,而是革命道路发生转折的一个阶段。部队向井冈山地区转移,保存力量,发动群众,农村革命根据地由此逐渐形成。月饼可以缺席,方向不能缺席。这个中秋,少了节日的热闹,却多了一层艰难探索的意味。
1947年,中秋又与一场战场上的胜利联系起来。
沙家店战役发生在1947年8月,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陕北米脂县沙家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大部,扭转了西北战场的局势。毛泽东当时率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处境十分艰苦,部队和机关经常昼夜行军,行踪不能暴露。
战役胜利的消息传来时,距离中秋已经不远。毛泽东得知后十分高兴,安排改善伙食,让大家吃一顿像样的饭。那不是安稳环境里的家宴,而是在转战途中挤出的一点团聚时间。
院子不大,饭菜也并不奢侈。电报上的胜利,却让在场的人精神振奋。胡宗南部队受到重创,陕北战局出现变化,中央机关暂时渡过了最紧张的阶段。这个中秋的“团圆”,包含着军事压力减轻后的喘息,也包含着对前线将士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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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并不经常亲自出面宴请外国政要。接待外宾,多由周恩来负责安排。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访华,行程涉及上海、天津、郑州、洛阳等地,随后来到武汉,与毛泽东会面。
那次会面恰逢中秋时节,毛泽东在东湖举行宴请。席间,他向蒙哥马利致意:“今天是我们的中秋节,祝你身体健康。”蒙哥马利表示感谢,气氛轻松自然。桌上的湖北风味菜肴,也给这位英国元帅留下了印象。
这场宴会的特别之处,不只在于菜肴,更在于中秋被赋予了外交场合中的中国意味。月圆、团聚,是中国人的传统表达;把外国客人请到节日餐桌旁,也是一种不拘谨的沟通方式。严肃的国际交往,因一顿家常意味浓厚的饭,显得多了几分亲切。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度过了人生中最后一个中秋。
此时的他已病重,但仍坚持处理文件。当天,他曾数次让工作人员读文件或看材料,其中一次持续了约三十分钟。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工作习惯却没有轻易停下。
夜幕降临时,窗外正值中秋月圆。病床上的毛泽东大多处于昏迷状态,身边工作人员守候着他。9月9日零时十分,他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从失母时的哀痛,到战火中的探索;从陕北窑洞里的胜利消息,到东湖宴席上的外交往来,再到生命尽头的中秋之夜,这些节日片段并不相同。有人生至亲的离去,有革命道路的转折,有战场形势的变化,也有国家交往中的从容。月亮依旧是那轮月亮,落在不同年代,便留下了不同的历史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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