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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在公投中否决了财富税,而在这场公投中,“反对”阵营的资金主要来自那些自身利益攸关的亿万富翁。克里斯蒂安·尼米茨表示,结果正确,但理由错误
最终结果尚未完全揭晓,但除非剩余未计票数与已计票数出现严重偏差,否则加州的财富税提案已在投票箱前被否决。
“第40号提案”原本意味着对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约 66.8亿元人民币)门槛的部分征收一次性5%的税,纳税对象为2026年初的加州居民,这意味着通过搬离该州来避税将不是一个选项。
对于我们这些批评当前财富税风潮的人来说,这场公投的胜利可能是一杯毒酒,它会壮支持者的胆量,而非令其气馁。反对派或许赢得了公投,却输掉了政治叙事。
加州约有260位亿万富翁,公投中的“反对”一方严重依赖他们的捐款,更准确地说,是依赖其中一小部分知名人士的捐款。仅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一人就向该运动捐赠了超过1亿美元(约 6.68亿元人民币)。其他相当知名的超级富豪的额外捐款使总竞选预算达到约3亿美元(约 20亿元人民币),这使他们能够以近十比一的比例轻松超过支持一方的支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依赖亿万富翁的支持完全不令人意外。假设你认为财富税是个坏主意,并且想发起一场反对它的运动。你会向谁寻求资金支持?当然会是那些既有钱支持你的运动、又有明显利益动机这样做的人。普通老百姓不会花钱去阻止一项他们永远不会缴纳的税种被引入。当然,反对者会辩称,财富税的经济成本最终会落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而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落在那些向税务局转账的亿万富翁身上。但这一论点对大多数人来说远非显而易见:它需要大量解释,而为了解释它,你首先需要有能力资助一场运动。你不可能开展一场长达一年的教育活动,去讲解税收归宿、二阶效应和意外后果。
尽管短期内很方便,以这种方式反对财富税却要付出长期代价。由于如此严重地依赖那些在反对财富税方面有明显财务利益的人的支持,你助长了一种印象,即财务自利是某人可能反对财富税的唯一原因。这样一来,你就正中其最民粹主义支持者的下怀。
在过去大约18个月里,我多次在电视、广播和大学辩论社团中就财富税进行辩论。我发现,不同的人支持财富税的原因截然不同,方式也各异。较为公正的支持者会承认,存在严肃、正当的经济论据反对财富税。只是他们——这正是我们的分歧所在——并不认为这是完全放弃这一想法的理由。对他们来说,这只是要在财富税设计上格外谨慎、把细节做对的理由。
另一方面,波兰斯基式的民粹煽动者拒绝以这种方式辩论。他们会讲述一个故事,其中现代政治是“人民”与“亿万富翁”之间的斗争——“人民”善良纯洁,而“亿万富翁”贪婪、掠夺成性、制造分裂。亿万富翁使“人民”贫困化,然后他们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利用其骇人的财富扭曲公共辩论,在“人民”中间煽动仇恨与分裂。在那个版本的事件中,经济论据只是伪装的阶级利益。如果你反对财富税,你要么是捍卫不义之财的财阀,要么是他们雇佣的雇佣兵。
如果我试图兜售这样一套叙事,我会把加州公投视为天赐良机。如果第40号提案获胜,其支持者现在将不得不应对财富税的实际操作问题,并在适当时候面对失望的竞选者的反弹。现在,波兰斯基的信徒们将把这一结果解读为亿万富翁颠覆民主的又一例证。他们将把财富税的被否决本身解读为恰恰说明财富税为何必要的例证。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财富税的批评者,我不得不承认,我几乎希望另一方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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