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夏夜，上海街头仍未完全安静，陈毅与工作人员在市区查看治安，看到一些女子在暗处招揽客人。上海已经解放，城市秩序却远没有恢复。对这位新任市长而言，难题不只在街面，更在那些隐藏于贫困、黑恶势力和旧社会关系中的复杂问题。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此前，陈毅指挥第三野战军发起上海战役，人民解放军经过较为激烈的外围作战和市区作战，最终控制这座全国重要城市。战事结束后，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同时兼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接管上海，不能只看占领了多少街区。金融、交通、工厂、粮食、治安，都等着重新建立秩序。旧上海长期受帝国主义势力、官僚资本和帮会势力影响，社会底层还存在大量依靠皮肉交易维生的妇女。她们既是旧制度的受害者，也被各种势力牢牢控制。
陈毅很快意识到，禁娼不能单独处理。要清理的，是背后的恶势力；要保护的，是被迫谋生的妇女；要恢复的，则是整个城市的公共秩序。军管会在研究上海情况时，把打击帮会、整顿社会秩序和处理娼妓问题放在同一套治理框架内，并没有把它当成一项孤立的治安行动。
有人主张立即关闭所有妓院，认为这样最干脆。陈毅没有同意。据有关回忆材料记载，他曾提醒身边干部：“不能鲁莽行事。”他担心的是，妓院一旦突然关闭，大批妇女会失去住所和饭碗，甚至重新流入街头，受流氓团伙控制，社会问题反而可能扩大。
这番考虑并非替旧行业开脱，而是承认一个现实：命令可以在一天之内发布，人的生活却不可能在一天之内改变。上海当时百废待兴，财政紧张，医疗和安置条件都很有限。如果只宣布取缔，不安排出路，所谓禁令很可能停留在纸面上。
为了摸清情况，上海方面组织人员走访相关场所，调查妇女的年龄、籍贯、健康状况和生活来源。调查中发现，不少人并非自愿进入这一行，有的幼年被卖，有的因家庭破产流落城市，也有人长期遭受鸨母和地痞控制。她们害怕离开，并不是留恋这种生活，而是担心离开后无处可去。
1950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曾发布有关保护妓女、取缔妓院的规定，明确禁止强迫妇女接客，限制和打击控制妇女的中间人。这一步看似缓慢，实际是在为全面处理创造条件。保护先行，取缔随后，体现的是当时城市治理中较为谨慎的次序。
到了1951年，上海的社会条件逐步稳定，政府开始集中解决这一问题。11月25日，上海市对妓院实行全面关闭，并对相关妇女进行登记、检查和安置。这个过程并不只是警察抓人，还包括治病、识字、劳动训练以及帮助她们寻找新的生活方式。
关闭妓院后，私下拉客的现象仍然出现。有人改在夜间活动，躲避检查；也有人继续操纵妇女从事交易。陈毅对此并不满意，曾要求干部深入街头了解情况。那句“去钓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起的。
所谓“钓鱼”，并不是简单设圈套取乐，而是由工作人员乔装成客人，掌握私娼活动证据，再依法将相关人员送往妇女劳动教养场所。有关材料记载，短时间内被收容和安置的妇女数量达到数千人。数字在不同回忆中略有差异，但行动规模确实不小。
安置场所里，政府为她们安排体检，对患病者进行治疗，并供应基本衣食。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劳动训练，有人被介绍到工厂、服务行业或其他适合的岗位，也有人在自愿基础上重新组织家庭。处理方式从单纯惩罚转向救助与改造，才使许多人真正脱离原来的环境。
陈毅在这件事上的判断，关键不在一句“禁”字，而在于看见了禁令背后的生活问题。上海的妓院能够关闭，是因为旧有保护网被打破；私娼现象能够逐步压缩，则是因为妇女获得了治病、吃饭和重新谋生的机会。对一座刚刚接管的城市来说，这种次序比喊出强硬口号更难，也更见治理功夫。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陈毅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此时距离上海解放已有六年，那段处理城市秩序的经历，早已成为新政权接管大城市过程中一个具体而复杂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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